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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狂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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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他走着,撇开近处血染的湘江,想起了桔子洲头的湘江。他同湘江有着天生的亲情,“……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唔,怎么又想到那上头去了!”他驱走遐想,继续在山间小道上走着。 

  他走着走着,只听得前面树林里人声嚷嚷。他走上前去,只见一伙人在围着一个战士开斗争会。那个战士被捆在一棵大树上,破烂衣衫,叫绳子一捋,整个胸膛都亮在外头。毛泽东心里发沉,便停下脚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透过树缝,他看到战士们情绪激昂,发言者措词尖锐,指骂那个战士是“逃兵”,“叛徒”,“死了那么多,你就怕了是不是?怕死鬼!”“现在要走路,没法关禁闭,干脆枪毙算了!”“枪毙!枪毙!”这几天,毛泽东倒是听说过部队有撂枪不干的,也有拖枪逃跑的。“不行啊,人已经不多了啊!”他暗自想着,走上前去,问是怎么回事?这伙人只听说过“毛委员”,却不认识毛委员。主持会议的,看上去像个连长或是排长,他大嗓说道:“怎么回事?他说他不在这里干了,要回江西去,说那边反正还留下有人。可是,谁知道他是回江西哪里?江西还有个南昌城,南昌城里还有个蒋介石呢!”被捆的战士回嘴说:“你排长胡说!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能到蒋介石那里去吗!”毛泽东一听是这么回事,心里倒松了松。他小声问那个战士:“你,真想回江西去?”那个战士恼道:“这打的什么仗嘛!我们一个村十几个人,在一个连,现在就剩我和他了,他还把我捆了……”毛泽东“噢”了一声,又跟那个主持会议的说:“你是排长啊?不管怎样,不该捆人喽,这是违反古田会议精神的。”排长说:“古田会议精神?古田会议是毛委员管的事,他现在不管事了!”毛泽东被呛住,一会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管事了?”排长说:“他要管事,能指挥打出这样的仗吗?”毛泽东本想再问一句“你说怎么办?”但没有问出来。他跟排长说:“我替你把他解了如何?因为俘虏也是不该捆的,你们又是一个村的。我替他说句话,他不回江西了,跟你一起走,行吧?”排长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身上的绳索解了。毛泽东一边解绳子一边跟那个战士说:“你一个人要回江西,不好办的。想开点同志哥,我们将来会回江西的。”他把绳子递给那个排长:“拿着,捆个包袱用得着的。都很辛苦了同志们,大家好好休息休息,还有路要赶喽,别这么辛苦了。”排长愕然:“你是哪个?也是老表?担架团的?”毛泽东这才借机冒了一句:“是呀,我就是想弄付担子挑挑,可我肩上没担子,只好成天跟着你们走了。”那个排长还想说什么,毛泽东转身下坡去了。 

  毛泽东来到河边,脑子里一直翻腾着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连战士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行了……”他感到一阵欣喜。在这之前,他还只是在担架上听王稼祥说过一些很是气恼的话。那是在突破湘江之前,是针对突围前的失利说的:“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经过这场恶战,王稼祥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意见可能更加尖锐,也可能不得不考虑眼前更加危急的情况,有所克制?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干“泥菩萨过河”的事,你王稼祥就是把我拉出来,我还得看看这只桶能不能箍得拢嘞……毛泽东来到小河边,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他望着一弯清清的流水,望了好一阵,才想起他今天为什么要到河边来,“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表示一点悼念……”时令深冬,山花早已凋谢,他就近摘了一把青草绿叶,抛进河中,随口念了一句古词:“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他的这种情致,也许同他是一个“闲人”有关。说闲便闲,他由刚才的那句古词又想起了辛稼轩。他很喜欢辛稼轩,辛稼轩年轻时也曾带兵打过仗,又是江西人。在江西的这些年,他的书箱里一直放着一本《稼轩词抄》,是先生徐特立不知从哪里找来送给他的。情之所牵,他吟诵了一首: 

  扑面征尘去路远,香篝渐觉水沉销。山无重数 

  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他刚吟完,忽听身后传来说话声:“好啊,我亦奉陪半阕。”来者正是徐特立,中央纵队的3位老者之一。毛泽东起身道:“怎么样啊徐老,休息过来了吗?”徐老不老,五十三四岁,但学生对先生,只得喊“徐老”。徐老不客套,朗朗吟诵起一首词来: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君如无我,问君怀 

  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 

  “只记得这半阕了,自然也是稼轩的。”徐特立说。 

  “先生在上,有么子话你就说吧。”两个湖南人,又是师生之谊,毛泽东乡音乡词。他从先生借用的词里听出了一点意思。大战之后,谁都没有个笑脸。徐特立的脸沉沉地,说:“我说么子!我要你说,我是来听你的。”毛泽东愕然:“我说?要我说么子喽?”徐特立说:“说么子?仗打成这个样子,你没有么子说的?”毛泽东想了想,又叹了一声,说:“有,有说的。我刚才见到一件事,颇有点意思,我讲给你听。”接着,他把刚才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挨斗的事说了一遍。徐特立听了说:“是呀,那个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话嘛,你就没么子讲的?唉,这一路上,我就没听你说几句话,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想听你说点么子,更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该不是还在闹情绪吧?在江西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当然,这是宽心的话,现在我不想说这种宽心话了。现在是,我刚才从辛稼轩那里借来的:深蛰要惊雷!”“老师!”毛泽东神色郑重地:“我这个政府主席可是管着你这个教育委员嘞。党是有纪律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惊雷之言,莫讲莫讲。” 

  徐特立似乎有点来气了,把背着的手移到了腰上,说:“我今天来找你说说话,听听你讲点么子,这犯么子纪律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依老卖老,不是卖我一个的老,是卖3个的老,董必武和谢觉哉要我来找你的,老家伙为红军忧心,为党的前途忧心!我问你,仗是不是还要这样打下去?是不是还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我一个管文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革命成功了,也只是在政府里管点小事,是不该操这个心的。可于今是么子时候?不是人人都要考虑战争问题么?我把我要讲的讲在这里,要照现在这样搞下去,剩下的这点子部队,怕是经不起打几回了。要改变军事指挥,布劳恩这个人不行,根本不行!”毛泽东为几个老同志的“忧心忡忡”感到由衷的高兴,可他还是喜不形色,说:“李德这个人,他在他们那边的仗是怎么打的,我不大清楚,要讲打中国的仗,他是不怎么在行。其实,打中国的仗,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都是里手嘛。问题是不听你的呀,中国人自己把打仗的事都交给人家了。再者嘛,”他说着停了停,把本来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再者,我倒觉得,人家也是不易哩,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的么子?就是房子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老先生当年上井冈,不就觉得是很难的了么?我想,这一仗下来,他们总会动些脑子的。”徐特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眨眨深陷带皱的眼睛说:“讲这么半天,你还袒护他?”毛泽东说:“不是袒护那个,革命总还得讲点人情味哩。”他停了停又说:“先生见到子珍了么?”显然,毛泽东想终止这场谈话。他不想再往深里说,深说真是要“惊雷”了。他不想惊雷,他得考虑时机和各方面的因素。徐特立还是不了心愿,说:“润之呀,我刚才那句‘问君怀抱向谁开’,算是多言了。不过,我还是摸到你的底了,你是有话不想说,暂且还不想说,是不是?润之,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是一个提醒,别说晚了误事。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那套打法是对头的?敌人还在四周摆着,仗还有的是打的,不能一败再败。所以,你是不是找洛甫和王稼祥他们谈谈,你还是政治局成员,也可直接找博古和恩来谈嘛,总得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呀。即使吵上一架,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啊。我的话完了。”毛泽东说:“好吧,有便我会找他们谈的。徐老,我刚才问你子珍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徐特立说:“还好,在休养连。只是,越来越出怀了。你就别守着那个礼拜六制度了,有空就去看看她。唔?”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3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28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3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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