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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哈尔滨 作者:陈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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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担心他很可能立即把脸一变,和葛明礼消除误会,搞个日伪合流,然后一齐向教职员和学生猛扑过去……这样的担心是合乎实际的,因为他们终究是利害一致呀!
大家都在直盯盯地看着玉旨一郎,连葛明礼也推开挡住他视线的人,向玉旨一郎盯视着。礼堂里一霎时像断了人烟一样静。
玉旨一郎静静地站在那里,他像是很激动,又像是很不安。奇怪的是在他脸上竟看不出愤怒的表情。这个日本人,他在想什么呢2 又隔了一会儿,玉旨一郎才开口说道:“诸君,你们为什么这样盯着我呢?大概你们以为我看完标语以后一定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吧?或者还想看看我拿出方才那武士道精神大打一场吧。诸君如果真是那样想,那就错了。和诸君说句心里话,从我一踏上贵国的国土,我就是准备挨骂的。我了解中国人——现在应该叫‘满洲国’人了。因为我父亲是研究中国教育学的学者,我在继续他的研究,我从小就读中国书,我是懂得你们的。所以我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并不觉得奇怪,也不使我气恼。我只希望这阵阴云很快过去,让我们在晴朗的天空下尽我们的职责吧。”说到这里,他一指身旁的齐德荫说,“你们在这里只会扩大这块阴云。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发生的事情都由我管。请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你们迈进学校大门一步,请吧。”
齐德荫不敢立即应声,他忙向葛明礼望去。
葛明礼也没张嘴,他挣扎着要站起来。秦德林等忙架着他往起站。
玉旨一郎一皱眉,提高了声音说:“怎么,没听见吗?”
齐德荫忙一挺胸脯说:“听见了,阁下。”
“听见了为什么还不快走?走!”玉旨一郎后面这个“走”字是喊出来的,特别响。
这声喊把齐德荫吓了一跳,玉旨一郎摔人的手段他亲眼看见了。他顾不得再等葛明礼下令,忙对玉旨一郎敬了个礼,说声“是”,又对身旁的警察、特务一挥手,也说了声“走”,便头也不回地向外奔去。
这时秦德林等人也害怕了,也没问葛明礼,架着他就向外走。但刚走到门口,葛明礼突然站住了,他对秦德林轻声说了句:“扶我回去!”
秦德林等不知他要于什么,又不敢多问,“只好战战兢兢地把他架回来。
礼堂里所有的人都不知他还要干什么。都在直望着他。
玉旨一郎有所警惕地站在那里。
葛明礼被搀扶着站在玉旨一郎面前。他被架着的两只胳膊不断扭动起来。秦德林等觉出他的用意,忙撤回架着他的胳膊。葛明礼摇晃了两下,当他努力站稳脚跟以后,竟对着玉旨一郎一抬手,在那光光的大秃头上行了一个举手礼,然后声音发颤地说道:“请阁下息怒,高抬贵手原谅敝人有眼无珠,侵犯了贵体。请不要向玉旨雄一主席顾问官报告敝人的鲁莽行为,改日敝人一定设宴为您压惊。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成交,敝人要高攀一下……”
“不要说了。”玉旨一郎一挥手说,“赶快走吧,在我不叫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来找我。”
葛明礼眨眨眼睛,忙点头说:“是,是。”
秦德林等见他摇晃着要转身,忙来架住他。
正这时,校长孔庆繁又开了腔:“葛科长,请留步。”
葛明礼又站住了,困惑地望着这个不在他眼下的老孔头。
“您不是有命令吗?”孔庆繁慢条斯理地说,“让我和诸位教职员明天都把行李卷搬来,住到学校受审,不知还搬不搬来?”
这个久经沧桑的老头看准了有利时机,在葛明礼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又给他加上一把火。这下子所有的教职员立刻都跟着喊起来:“你不是让我们都在地板上搭地铺吗?”
“你不是说我们这帮耍笔杆的都是重要嫌疑犯吗?”
在一片喊声中葛明礼的大白脸涨得通红。他这号汉奸的特点就是:在日本人面前你让他下跪,骂他、打他,他都认为是理当如此,从来不觉得可耻;而在中国人——尤其是他认为比他低下的中国人面前,有人顶撞他一句他都觉得丢了面子,甚至可以为此而大打出手。现在这些根本不在他话下的穷教员竟对他群起而攻之,他怎能不脸红,怎能不气恼。他嘴唇抖动地望着玉旨一郎,像要张口乞求这个主子为他做主。
玉旨一郎根本没有理睬他,对着教职员举起双手,大声说道:“请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玉旨一郎等人静下来以后说:“诸位同仁,我们哈尔滨第一中学是学生读书的地方,不是警察厅的特务机关,更不是监狱。诸君是受尊敬的师长,教好学生是诸君的天职。请诸君马上回去上课。”说到这里,他把手向门外一伸说,“诸位请吧。”
教职员立刻活跃起来,大家一齐向门外走去。人们从葛明礼的身旁挤过去,葛明礼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眼泪在他眼眶里转,他连忙闭上了眼睛。
校长孔庆繁也向玉旨一郎点点头,转身走了。这个老头竟也能大踏步向外走去。多少年来他还从没有这样兴奋过。他太欣赏今天自己的表现了,简直是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这将成为他永久的话题,最精彩的保留节目。
王一民也随着大家走出了礼堂,他在集中全力地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玉旨一郎到底是什么人?对他今天的表现得怎么理解?他是真的关心教育,站在教职员这一边?还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戴着一副假面具在表演怀柔政策?如果后者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了。这时,他忽然想到有一个可疑点:当大家走出礼堂时,玉旨一郎和葛明礼却没有出来,他们是不是在互相交底?他想,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第16章
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谢万春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天长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犹太人老巴夺注意上了。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器都是手摇的,劳动力越强机器转动得越快,像谢万春这样浑身是劲的棒小伙子,对他那手摇机器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马达。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台“马达”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出力。
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有一天,老巴夺坐着一辆老毛子赶的大洋马车回作坊,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炮身没坐稳,药捻儿刚点着,炮身就向马路方向斜射过去。轰然一响,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马那长嘴巴子上。大洋马一声嘶叫,前蹄往起一坚,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发疯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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