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早期交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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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早期交往　作者：佚名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1923年岁末的广州。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　　　
　　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　　　
　　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同志）相称呼。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不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　　　
　　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戴季陶）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　　　
　　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　　　
　　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　　　
　　“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