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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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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的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里面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理”。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饱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其实，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做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管它很土，很不现代，不仅如此，私塾还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并不只是个文字的识别掌握和训练的问题。汉语教育，原本就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关。当中国文化的命运沦落到被逐渐边缘化地步的时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对汉语本身都不会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语已经和汉语语文一样，达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英语学习时间和力度都要超过汉语。在此之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已经占到大学期间所学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语教学，正在成为时髦，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它的双语时代（其实是英语偏重的时代）。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像香港一样，学生会写汉语不多了，人人说话都夹杂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西方人说，所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这个说法，到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没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但正吞噬着一切。
22。读老书与教老书
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小时候受教育的“学校”，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甚了了，因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一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打——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独钟，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于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百姓则随便进村里“子曰店”（齐白石小时候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候上的是家塾，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这种村塾的老师。
比起今天的学校来，私塾教育当然是一种旧教育，但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识字作文，大体上都要从这里过过，从学徒和账房先生，到富商大贾，从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头甲进士，还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学者硕儒都可以说是私塾的“同学”、“校友”。一种出了这么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础的学校形式，无论有着多少的毛病，看来还是不能用一个“旧”字批掉了事。其实，那一代由私塾转学堂的新文化人，对私塾的评价并不一致，就说共产党的两个“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将私塾说得一无是处，而毛泽东则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并不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还是喜欢旧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些关注过私塾学人的印象里，经过几代新教育的扫荡，尤其是解放以来新教育的普及，在这个世界上私塾已经变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的古董。
当听去湖南平江拍电视的妻说起那里竟然现在还有私塾，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直到她将平江私塾的课本给我拿了回来，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总是觉得那里存在的应该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经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办的小学。可是，翻翻那些课本，又分明是《幼学》、《纲鉴》和四书一类的东西。横竖总是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到平江去亲眼看看。
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的湖南一侧，县城是罗霄山脉中的一个脚盆，汨罗江城中穿过，有山有水，风景煞是好看。不过平江的出名，还在于当年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现在的人之所以知道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29年彭德怀在这里拉了一个团的军队闹暴动，上了井冈山。现在的平江县城跟眼下中国所有的小城市都差不多，一样的水泥路，一样的贴了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楼，街上多摩托三轮，也多叫不出名来的进口小汽车。我当然没有期望在这样一个洋土结合的城市能得到什么收获，落下脚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陪我下乡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达老人，他曾经做过平江的水利局长，退休以后一直在四乡从事各种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业，平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历史和现在，仿佛都在他的肚子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实。
平江的乡下，非常地安闲，每个村庄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脚和田间，虽然有不少新盖的贴着瓷砖的小楼，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墙的老房子还在唱着主旋律。彭以达告诉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是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
果然，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为教室的农家厅堂，看到了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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