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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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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清朝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关外的两代就是十二代，没有真正的昏君，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较勤政，至少都怕落个荒殆朝政的恶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谁也不敢做。这一点，跟相邻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明清之际，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相当地不容易。我们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数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务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统来处理的，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但他更多的是“国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脑”。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之后，相位被废，从此皇帝兼宰相之任，虽然有人帮忙（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还是会被事务和公文堆给活埋了。吃不得辛苦的朱家子孙，干脆将批阅奏章的大权交给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笔墨的“秉笔太监”，甚至还有像万历皇帝一样，就是不理朝政，将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员全部搁置，天天睡大觉。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懒觉、炼丹、做木匠活和游龙戏凤封自己为“总兵”的皇帝，显然那些起早贪黑的爱新觉罗子孙要招人爱得多。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构能力的国度，但从贩夫走卒到将相王孙，大家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能力以及他们的行为还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所谓的“人治”传统，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习俗和人们意识上的。人们制定了制度，却习惯于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被强人糟蹋。相对而言，社会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对人的约束力强一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凌驾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将宗法礼俗踩在脚下则难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软如绵，人治的传统的强固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缺乏严格的程序和详尽的操作规则，技术上存在着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缺陷，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不到以数字来管理的程度。同样的事情，不同素质禀赋的人来办，往往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制度中人的个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特别对于君主来说，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对于君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制约机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最终的立法者，几乎没有什么君主不能改变的制度。传统社会中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内，比如道统、道德、宗法礼俗等，反过来政治制度往往还得依靠这些因素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生活伦理的影响，生产操作程序个人化，过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补拙。这样的文化氛围，既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评价，也影响到政治运作的本身。
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对“人治”实际上有着相当恒定的基本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条沾上其一，往往都会赢得相当不错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点聪明，那么几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欢了。这样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辛苦的皇帝，的确最大限度地契合了中国老百姓主要是汉族百姓的心理。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难的人们，终于发现虽然不得不丢掉头顶的毛发，脑后要留个辫子，但日子却要比汉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稳定，更少来自官方的骚扰（清代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征收环节与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随意下乡的规矩，即使下面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农民少一点滋扰），很快就进入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借文字狱杀掉几个知识分子的头，借修四库禁掉一批、改乱一批书，毁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贬申春秋大义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统代言人的自负，从此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寻章摘句。“万马齐喑”哀固哀矣，但所有这一切，对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是清末反满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认，在历朝历代中，清代的赋税即使不算是最轻的，也是最轻的几个朝代之一，农民受到的官方干扰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这样的）。有清一朝，拥有着历史上最低眉顺眼的士大夫，对于高高在上的满人皇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臣”（满人则自称奴才），但却是“臣妾”，连做焦大、犯颜死谏的权力都没有。在英明的乾隆看来，这种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谓“逞己之能，彰君之恶”。遍翻清朝档案，我们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颜逆鳞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员，甚至连上书的权利都没有。
清朝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王朝。在九十年前，这个王朝才寿终正寝，生在清朝的寿星，现在还有活着的。中国人进入近代，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赶上了这样一个过于持重也过于保守、皇帝却特别勤快的王朝。这对于那些特别西化和特别中化、在乎夷夏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境遇。为了对付外部的异族压迫，先要打倒内部的“异族”，而推翻满清咸与共和之后，发现自己面临的其实是和前任一样的困局。清末的革命党人靠重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唤起的民族情绪，显然后劲不足。晚清时节，由于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种种弊病，清朝的形象虽已在老百姓中大坏，但他们改朝换代的冲动却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争不乐意要的辫子，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铰了，甚至连相当多的汉族士人对“异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来。这些人顺从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还是意识到世界的大势所趋？还是依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这个朝代已经二百多年，气数已尽？真是个说不清的事。那个先是蹲在紫禁城后来又被冯玉祥撵出宫的小皇帝，即使当了十几年的汉奸（或者满奸），人们对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嫌恶。看来，辛亥革命不仅跟农民群众脱节，甚至与相当多的士人也脱节，满清虽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却难以成功，袁世凯的劫收，实际上是大势所趋。后来的复辟反复辟，打打杀杀，全国通电，其实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很难说谁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有的事件，在乡野、在市井，至多不过是茶馆闲人的一点谈资而已，能吹皱一池春水，让鲁迅笔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会儿已经很不容易了。清朝走了九十年了，其实还在。
46。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关于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尝试“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安上条带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清入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跟他们一样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那是因为由于剃得太少，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自家的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派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的（注意是留学生）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到一个桃色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20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2/3死状，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息，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地，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剪辫的那个学期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怎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清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纷纷然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那情景，如果让今人见了，肯定会以为是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提前到来了，满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革命对象。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满清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
那时候，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剪辫就是排满，就是革命。虽然大家脑袋里想得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宫威仪”，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从某种意义上，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然而，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瘪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还可能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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