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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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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李零属于那种闲聊比上课感觉好，文字比说话感觉好的人。但无论听还是读，都得静下来慢慢对付。如果大家一起抢着发言，我估计李零肯定没有机会。这个时候，非得主持人出面，要大家静下来，让李零讲两句，他才能说上话。不过，这种时候，只要场面足够地安静，李零的话还真是能逗得大家一阵阵地乐，可是不会捧腹大笑。他的文字也是一样，如果放在那些特别刺激、具有煽惑性的文字一起，估计也显不出什么来，人们先注意的，多半不会是李零。但是，李零的文字，却是可以让人读两遍以上的，这在当今之世，可算是货真价实的凤毛麟角。
几天前，出差到广州，跟林贤治聊起随笔和散文来，一致的感觉是，现在能写好文字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文字已经差不多纯然堕落成为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次等的表达工具。在学界，不仅用英语表达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即使是汉语的学术表达，也充斥了英语的句式以及直译过来的时髦名词，往往越是让人读不懂，就越显得深。腕儿们甚至在写随笔的时候，也高深莫测，食洋吐洋，还自鸣得意。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乎文笔了。原来的研究生论文，在评价指标上还有文字一项，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大概在主管者眼里，即便是文史哲的学生，这些东西也不要紧了，只要有洋规范、洋模式，有所谓创造性的成果便足矣。
人们（尤其学者）大概忘了，我们民族的文字，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消失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把先人思想中的文字之美剥离出来，他们的思想还能否算作思想？幸好，我们还有李零。过去，我们说董桥耐读，现在，我说李零也耐读。
66。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
一不留神，吴思又有一部新著问世了。出差回来，机场卖书的小姐告诉我，这个吴思就是写《潜规则》和《万历十五年》的那个人，很有名的。看来，吴思老兄的名声，已经隐隐然有压过黄仁宇的苗头了。
《血酬定律》显然是吴思近来文章的合集，一篇篇的文字，在原来刊物上发的时候，都很是扎眼，属于翻开以后首先要看的那一类，个个都带着作者绵密的功夫、认真的考据和清晰的论理。然而，在合集之后，再来阅读，似乎感觉热力稍逊，显然全书还没有走出《潜规则》的光影，只能说是《潜规则》的续篇。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了《潜规则》的魅力。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当然人治也不是任意胡治，大体上还是有规矩的，这规矩，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在清代，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叫做“陋规”。
潜规则蠹民害民的地方吴思已经讲得很多了，在此就不再多说了。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潜规则的生成，也多少跟成文规则有点关系。比如明代朱元璋明明知道官僚实际上都是他的雇员，是为他做事的，但却因游民出身的底子，而对官吏暗怀愤恨，把他们的工资压得很低，一个县太爷，一年的薪水不过三四十两白银。而衙门的书吏，工资就更低，一年不过几两银子。清承明制，官吏的低薪制被原样继承下来。如果严格按这个工资水平，当官大概人人都得像海瑞那样，过得跟贫民似的，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显然，像海瑞这样的迂腐清官不会太多，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潜规则不是光为自己捞钱，还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送往迎来，在什么缺分上（官职本身的油水多寡），对上司、对京官，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各送多少，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贿赂”两字能说清。比如对京官，凡是上京觐见的地方大员，见人都要送一份银子，不是单送管他们的人（当然有多寡之分）。因为大家俸禄都低，都要指这个“额外的”收入过活。书吏和衙役也是一样，办什么事情，捞多少，与相关者如何分，都有规矩在，谁也不敢错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是这制约的一部分。泛泛地说，监察机构的监督，传统道德的约束和乡里乡绅的制约，都是制约官吏的因素。但这些制约因素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在于，对于整个官僚体系来说，保持平衡是体系生存的关键因素。个别官吏的过分贪婪，往往会引发左邻右舍的不安和紧张，如果导致群起效法，那么原来官、绅、民的系统平衡就有可能会倾覆，这对于王朝官僚体系的长久利益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只要这个体系还能正常运转，那么就会有人出面对这种过分的贪婪进行制裁。比如潜规则中地方官最主要的额外收入耗羡（征钱粮过程中借口损耗而多征的部分），到底多征多少，正式制度没有规定，根据缺分的好坏，少则3％，多则10％，往往以各地乡里社会的容许度为限。如果有人一下子征到15％或者更多，那么平衡就被打破了，左右难免紧张，或者大家群起效法，或者此人遭到弹劾。显然，在传统王朝的常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后者。《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跟人去高要县打秋风，人说高要县现任的知县一年额外可捞八千两，而上一任一年捞一万，可见高要县的能够获取的额外收益就在一万上下。这都是在潜规则的限度以内，如果一年捞到了一万五或者两万，那可能就要出问题了，上司不管，都老爷（御史）也会出来找麻烦。
过去，我们在谈论古代社会政治腐败的时候，所举的例证往往是些特例，或者以王朝末世的情况概其全貌（野史笔记记录这些事情，显然并不是因为它们很普遍），好像几千年中国遍地虎狼，老百姓都活在鬼蜮世界一样，天天生不如死，或者生活在垂死的边缘。这显然不符合常识，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在过去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错觉是很容易发生的。古代社会官僚体系的构成，主要是士大夫，这些人虽然是皇帝的雇员，但也自以为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对他们来说，儒家伦理不见得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在很多情况下，士大夫的脸面似乎比性命还要重要，任何一个家族似乎都不乐意在青史上留下贪鄙的污点。潜规则的存在，为入仕的士大夫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稳定性，利用这个规则过度谋利，不管怎么说都有破坏稳定的可能。潜规则给了官吏剥削民众的许可，但也对剥削做了限制，因为这规则的形成，不是哪几个官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单凭官僚群体自己的意愿就能遂愿的，它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乡绅甚至部分民众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从正式制度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古代的官吏都有贪污行为，但真正意义上的贪官其实并不多。潜规则意义上的贪官，只有到了王朝末期，所有的平衡机制逐渐遭到破坏，传统道德崩溃，有权者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无论什么钱都敢要，而且毫无限度的时候才会普遍出现。到那时候，不仅正式制度，而且隐性制度也崩溃了。所以说，如果到了有权的人们都在毫无节制地捞钱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实行潜规则，而是没有规则了。
潜规则实际上就是官场的运行规则，只是这规则一直都被包在官场里面，我们从正史留下的制度条文中，查不到蛛丝马迹。所以，后人看古代的官场，更像是神秘的黑箱，其实，官场只有大门是黑的，敲开了门，里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黑。只是我们多年来的制度研究，太少关注这些本来就该关注的内容，因为只有解开官场运行机制之谜，我们对古代的政治运作，才能有真正的认识。吴思先生的著作，恰在一向为我们所忽视的官场黑门上敲了重重的两下，对此，我们必须感谢他。
67。误会和不误会的教案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例如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甫指指点点，比比画画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工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得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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