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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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乃是由商业和制造业所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学说的成因。在较早的一个时期，意大利北部在经济发展上曾经领导过世界，但是却并没有和教皇发生过争执，而且也不曾有陶内所认为新教心态的那种东西。我不否认这一论点有其真理的成分，但是我认为那并没有他所设想的那么多。
　　再回到马克思：在我的心目中，他的理论的最大错误是它忽略了把智力当做一种原因。人和猴子在同样的环境中用不同的方法来取得食物：人采用农业，不是因为某种超人的辩证法在强迫他们这样去做，而是智力向他们表明了那种好处。假如希腊的智力始终停留在它那最佳的状态，工业革命很可能在古代就发生了。对于这一点，人们习惯回答说，奴隶劳动是廉价的，所以就排除了对创造节约劳力的机器的刺激。但事实却得不出这一观点来。近代的生产方法是从棉花工业开始的，不仅是在要使用〃自由〃劳工的纺织品方面，而且也在采集棉　花（这是奴隶的工作）方面。何况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奴隶是比兰开夏①的厂家们在19世纪初期所雇用的悲惨的童工们更为廉价的了，在那里他们必须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除了吃住而外没有更多的东西，至死为止（我们应该记得，一个奴隶的死亡对于他的主人是一项经济损失，但是一个挣工资者却并不是）。没有智力，人们就永远学不会靠机器来节约人手。
　　我并不想提示，智力是以某种神秘的、无缘无故的方式自发而出现的东西。显而易见，它是有缘故的；并且显而易见，这些缘故部分地可以求之于社会环境。但是这些缘故也部分地是生物学的，而且还是个人的。这些还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孟德尔②主义已经做出了开端。有极高才能的人，正如弱智的人一样，天生来确切地是与一般人不同的。而没有极高的才能，就不可能出现生产方法上的根本进步。
　　有一派现代的社会学，自命为要比任何别的学派更加严格是科学的，而且这一派至少在某种范围内乃是马克思学说的产物。按照这一学派，社会学只有从群体上观察人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并且只能是观察他们的身体的行为，而不是企图得出心理学上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说许多话来拥护这一学派。毫无疑问，对于戏剧性的东西的乐趣，使得历史学的作家们和读者们双方都过分强调了个人；同样毫无疑问，对于生理行为的任何心理解释都是有着一种冒险的成分，正像是诗人所说的：
　　掩饰起来你的爱情固然很好，
　　不过你为什么要把我踢下楼？
　　这里提到的这个学派只是注意到踢下了楼，而并不去追究那到底是由于掩饰爱情，还是由于恨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同意到这一步，即在我们进入内心动机那片可疑的海洋之前，最好还是先记录下来公开行为的各种无可置疑的事实。
　　一部像《米德尔顿》这样的书，虽说它的作者并没有同意我们所考察的这一理论，但它却是这一理论的宣扬者们所不能赞许的一部书；它还表明了这一理论可以提示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大约50年前，查理·布斯①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一书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为伦敦做出了同样性质的工作；那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它激发了改革，大大增进了伦敦居民中贫困阶层的福利。对于改革者来说，如果他要明智地行动，这类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平均生活的调查的用处是无可估计的。
　　然而，它们却是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当它们被视之为一种目的时，它们就有丧失它们的用处的危险。首先，对心理学的解释持反对的态度乃是愚蠢的。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贫穷和疾病？因为它招致了苦难，而苦难是一种精神现象。对于一种纯粹外部的观察来说，贫穷和疾病应该是正像繁荣和健康一样地令人满足。当一个天文学家观察星象时，他并不必须要考虑它们的状况是〃好〃或是〃坏〃，因为我们并不相信它们能够有感觉；但是人可就不同了，而一种无视于人的感情的社会学，正是遗漏了成其为最本质的那种东西。我们并不想要改革太阳系，但是我们的确想要改革社会体系，假如我们对苦难有着任何同情的话。而惟有心理学的考虑才能向我们表明，哪种改革是可愿望的。
　　从一种纯粹科学的观点来说，这一理论在我看来似乎其错误在于缩小了个人的作用。情形往往是，各种巨大的社会对立的势力都大致处于平衡，而相对的小势力却可以决定哪一方将会胜利，正有如在分水岭上的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可以决定水流究竟是注入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没有列宁，俄国革命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而只是一个很小的力量就决定了德国人允许列宁回到俄国的。惠灵顿公爵关于滑铁卢战役①说过：〃这桩好事真是见鬼。我确实相信，假如不是我在那里的话，我们是不会获胜的。〃或许他的话是对的。这类事例表明了，伟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有时候是取决于某一个个人的行动的。
　　从那些急不可待地要把历史学变成为一种科学的人的观点看来，这一点当然是很可遗憾的。但是事实却是，在使历史学的某些方面多少可以成为科学的时候，并且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史料却是太复杂了，而不可能在目前并且或许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之内被归结为科学定律。对于我们的无知来说，这里有着太多看来是机缘的东西，而且无从估计的各种势力的侵入又有着太大的可能性。在尚不成熟而要佯装成科学的那种企图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是科学的。
　　这就把我带到了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里去，即文化史；它在它那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包括有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只要它不是以迂腐的教授们把它浸沉于其中的那种庄严和空话来加以处理的时候。官方的观点而这是每一个要想得到好分数的学生所必须采用的是：某些名人是伟大的、善良的，所以一定不能加以任何批评，而某些其他的人则是聪明的，但想法是错误的，并且犯下了对每一个排字工人来说都显然可见是愚蠢不堪的错误。还另外有些人，虽然在没有偏见的眼光看起来是无可厚非的，却甚至于是不能提及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即使是那些被挑选出来受到最高度的赞扬的人，也必然要如此之加以错误的解释，以至于他们变得沉闷不堪，于是对于那些以赞扬他们为己任的庸人就变得成为可以接受的。而尤其是，绝不能容许有任何思想对于自鸣得意的中世纪可以造成哪怕是片刻的不安之感。
　　伟人是不能这样来加以解释的，在我们的思想里也不要这样来为他们树碑立传。迂腐的学究深信自己本人掌握有一切智慧，对自己的工作满有把握而安然自得；他自命他所自命要去研究的那些人是会同意他的，他在赞扬那些人，并且他特别表扬他们所可能让他们自己说出的任何偶然的格言式的空话。他深信不疑：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严肃的〃，他们能以神秘的方式看出善是怎样由恶而来的，以及一般说来，他们能帮助我们坚忍地负荷起别人的不幸。在全世界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里，意气慷慨的青年人都在忍受着这种枯燥无味的废话，于是　他们就很容易鄙弃所有这些传统中的伟大名字了。例如，以莎士比亚为例，他那被人虚拟〃肃穆〃竟成为了无穷无尽的学院式的连篇空话的主题。这里就是他那〃肃穆〃的几个例子：
　　当我们诞生时我们就要哭叫：我们居然来到了这个满是笨拙的大舞台。
　　还有：
　　我们之于神，就像苍蝇之于我们，
　　神弄死了我们，在寻他自己的开心。
　　还有：
　　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好处，
　　就是我学会了去咒诅别人。
　　尽管《麦克白斯》里的那段名言是众所熟知的，我还是不能略掉它
　　明天、明天、再明天，
　　日复一日地慢步向上爬，
　　爬到了时间记录最后的音节，
　　我们所有的昨天都在向笨伯，
　　照亮了通行黄泉的道路。熄灭吧，短促的烛光。
　　生命只不过是缓步的阴影、可怜的演员，
　　他在舞台上炫耀并消磨着他的时间，
　　然后就再也无声无息。它只是一个，
　　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咆哮，
　　可是意义却等于零。
　　不，伟大的人物并不是〃肃穆〃的。确实是他们具有一种终极的勇气，一种能在自然界只安排了恐惧的地方创造出美来的本领，那在猥琐的精神看来仿佛就是肃穆。但是他们的勇气都必须能超过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更深一层地看透了自然界的无情和人类的残酷。用好听的谎话来遮掩这些事，那是懦夫干的事；伟大人物干的事则是以坚定不移的明彻性来观看它们，然而却又高尚地在思想它们和感受它们。在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伟大的那种限度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干的事。
　　但是读者们可能感到，这一切都是文化史的题外话。我不能同意。在文化史里面，资料太浩瀚了，所以选择就是必要的。而选择，至少部分地，就必须受着一种价值感的指导：我们必须有某种试金石，可以用来鉴定谁才能配得上我们去纪念。确实，这并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原则，有些人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而必须加以研究的。哪怕假如我们对（比如说）穆罕默德评价不高，我们却不能忽略他，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类是信仰他的。但即使那时候，标准也还是必要的，假如文化史要加以有益地研究的话；我们一定不可不分皂白一味去赞颂随便哪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发现自己是在崇拜魔鬼了。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那是科学自身无法提供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文化研究中却是应该牢记的。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哲学思考的人，在我看来，文化史最饶有兴趣的那部分就是哲学史，尤其是它和宗教的关系。哲学在希腊人那里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叛而开始的，它体现了在商业的过程中，被带到与各种各样的信仰和习俗相接触，因而便要求有某种比部族的传统更多的东西作为他们自己信条的基础的那种人的怀疑主义。当然，他们的理性主义是不完全的；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大程度的自由思想，也还保留着我以前谈到过的那种对命运的或者说对宇宙正义的信仰。但是他们的合理性（当其存在的时候），要比他们的不合理性（当其还存在的时候）更为令人惊奇。他们摒弃了奥林匹克的诸神，他们形成了普遍的因果这一概念，并且他们力图发现现存的宇宙可能在按照自然法则而演化出来的各种方式。理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它的检验是在原则上，如其不是在事实上的话。现存的偏见之存在，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注意到；如果有任何人曾指出了它们是偏见的话，那么早期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是会放弃它们的。
　　但是希腊哲学并没有继续实现这一光辉的开端；哲学的天堂里有一条蛇①，他的名字是毕达哥拉斯②。奥尔菲斯③的宗教有着信仰复兴的特点，它俘虏了许多此前是理性主义者的希腊人，于是奥尔菲斯主义就有一种形式被毕达哥拉斯引入到哲学里面来，它不再是诚挚地渴求理解世界，而变成了一种通过陶醉而追求得救。奥尔菲斯主义是对酒神巴库斯的崇拜的一个支派，但它是追求以精神的陶醉来代替原始崇拜的那种赤裸裸的酗酒陶醉。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头脑醉醺醺的，始终都被人认为里面具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只要它有着精神陶醉的特性；全然清醒的世界观则始终被人认为表现着一种心灵的局限和平庸。这种看法从毕达哥拉斯传到了柏拉图，从柏拉图传到基督教的神学家，又从他们以一种新的形式传到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以及无数的空话搜集者，只要当男人们和女人们厌倦了真理的时候，这些人就活跃了起来。
　　然而在我们今天，对于空话却有了一剂有力的解药，那在以前的时代里是几乎不存在的我是指科学。科学是不能被忽视或者被摒弃的，因它是和近代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它对于和平时期的繁荣和战争时期的胜利，是同样地至关重要的。或者，从知识的观点来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富有希望的特征，又最有可能使我们避免某种旧的或新的迷信的没顶之灾。
　　文化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之一，乃是天主教综合体系的逐步建立，它完成于13世纪。在　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即公元5世纪），所存在的教会之中有着出自三个来源的成分，即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教会从犹太人那里接收过来了他们的圣书和圣史，他们对弥赛亚的信仰基督徒，而不是犹太人，相信他已经出现了①他们多少有点严酷的道德和他们除了一种宗教以外对于一切宗教的不容忍。希腊精神则特别表现在教诫的领域。圣约翰、圣保罗和教父们，通过采用希腊哲学而逐步发展起来了一种精致的、与犹太精神全然有别的神学。约翰福音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迦福音不同，表现出基督教希腊化哲学的早期阶段。教父们，特别是奥勒根②和圣奥古斯丁使柏拉图主义成为了基督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令人惊异的是，奥古斯丁承认有那么多基督教的根本学说都可以见之于柏拉图的著作。罗马帝国一旦成为了基督教的，主教们便掌握了行政的和司法的职能；由皇帝们所促成的历次普世宗教大会就提供了一个中心权威的开端，尽管起初那仅只是在学说方面。没有得自罗马政府方面的力量，教会究竟能不能经受住野蛮人入侵的冲击而生存下来，是件很可疑的事。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代表着地中海文明，虽则并不完整；而世俗贵族则代表着北方的野蛮主义。教会屡次接近于丧失它那特性，而且几乎变成为封建体系的构成部件。但是这一点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