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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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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代表着地中海文明，虽则并不完整；而世俗贵族则代表着北方的野蛮主义。教会屡次接近于丧失它那特性，而且几乎变成为封建体系的构成部件。但是这一点却由于教皇权力的不断增加，并由于教皇坚持教士独身制（这防止了教会土地的父子相袭），而得以防止。从11世纪初到13世纪末，教会在权力、纪律和学问方面都进展得很快；在学问方面，天主教今天仍然在膜拜圣汤姆斯·阿奎那①的权威；他在一切哲学问题上，字字都是所有天主教教育机构的法律，然而阿奎那在他当时，却是一个勇敢的创新者。阿拉伯的影响使他偏爱亚里士多德更甚于柏拉图，而且由于这个缘故，他受到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谴责。对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他也受到了谴责）的这一幕反对，已经被人遗忘了；亚里士多德现在被天主教看做简直仿佛是一位教父。怀疑他治疗大象失眠症的功效，或许是可允许的（尽管是带着半信半疑心情）；但是他在三段论学说上的错误，却是绝不能承认的。由于这个原因，现代逻辑学对于天主教就是一个禁区。
教会在14、15和16世纪的不幸遭遇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它竟能生存下去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场奇迹。首先是教会大分裂，当时有两个人都自称是教皇②。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一个是真教皇：每一方自封为教皇的人，都被对方革除出了教门。这种革除出教门，有一个是有效的，但究竟是哪一个呢？不管哪一个是真教皇，当然在宣布他的对手是个坏人时，他就必定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圣父，哪一个又是无耻的骗子。这是很尴尬的事，而且是造谣诽谤的一个有力的原因。当教会大分裂终于愈合时，文艺复兴开始了，于是历代教皇就都不顾及教会的利益而玩弄起意大利的权力政治，并且在为扩大他们的世俗领地而斗争。一连串自由思想的、人世的而又放荡不羁的教皇们向全天主教世界的忠实信徒们征税来维持他们自己的骄奢淫逸，他们是那样地震惊了北欧的虔诚心，乃至终于产生了宗教改革。
一开始时，宗教改革席卷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国家里的一切事物。但是罗耀拉、查理五世和傅格尔家族①却拯救了天主教的事业。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传教团，这个传教团以其热诚、诡谲和教育而取得了权力。查理五世恰好在自己的治下把德帝国、西班牙和尼德兰都联合在一起。傅格尔这个富有的银行家家族曾经借给了他那么多的钱，以至于他的成功对于他们成为生死攸关的事；因此他们以他们全部的财力支持他，并且使他在金钱上优越于他的对手。他们最后是由于贷款给哈伯斯堡王朝而破了产的，不过这时候教会已经被挽救了。
教会过去的历史，能对于预言它的未来给予任何基础吗？它那不幸的遭遇，并没有在16世纪结束。18世纪的许多战争以及随后美国的扩张，就把对墨西哥边界以北的整个美洲大陆的统治权都交给了新教徒。法国在大革命期间是激烈地反教会的，然后这又出现在为德莱福斯案件②平反的期间。俄国革命是反对基督教的，而纳粹则倾其全部的力量来消灭教会在德国的影响。不过，天主教对未来的信心仍然有其很大的根据。拿破仑发现与教皇缔结和约是件便宜的事，而拿破仑三世①则一直到他垮台为止始终在罗马有一支法国驻军在保留其世俗的权力。战后②的法国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不可能知道；但是在目前，各个党派的领袖都是天主教徒。苏俄政府已经放弃了它对宗教的敌视，而且为了讨好它的盟国③，无疑地还将沿着它的新方向走得更远。在德国，当纳粹覆灭时，会有出现混乱的危险，而天主教会则是少数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之一。在美国，天主教徒已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控制纽约和波士顿的教育，并且他们也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迫使国务院对佛朗哥④友好。他们教化了许多信徒，要比新教徒发育得更快得多。统计数字表明，除非有新的因素介入，否则他们将在大约50年之间在美国占有多数。因此有各种理由可以期待，到了20世纪末，他们的力量会超过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就我而言，我是以惊讶的眼光在看待这一前景的。
对教会的考察，自然会提出一个历史学的新领域，在我看来这个领域一直是研究得太少了；我指的是组织机构的历史。一个组织有它自己的生命，而且往往是要经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各个阶段的，有似于一个个体生命的各个阶段。我相信对于组织的研究可以得出许多有用的、尽管并非一贯正确的概括。存在着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组织：教会、政党、教育机构、企业公司、工会，等等。凡是技术进步的时代，组织都在增多，而尤以我们自己的时代为然。一个个人单凭他自己的主动性所能够做的事情，其数目是越来越少了，而他需要依靠某 种组织的事情，则其数目越来越多。如果你是一个平凡的公民，那么你就会出生在一家医院里并受到国家的教育；你要为一个机关工作而谋生；你的报纸、你的收音机、你的电影，都是由富有的公司所提供；如果你要有一所房子，你或许要贷款购房，那不是向一个个人而是向一个组织；当你去世时，保险公司就解除了你的遗孀生活的后顾之忧。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公民和主权人民的一员，你随时有权在两个称为政党的组织向你所提出的两个人之间表示你的偏爱政党则是共同代表着职业政客们的利益的。作为一个不朽的灵魂，你可以在一个称为是教会的组织之中去寻求得救，教会若是遵守多少世纪所固定下来的教条的话，或许还拥有财产；如果没有一个现有的教会能使你满意，你的邻居就会带着疑虑的眼光把你看成是一个怪人，他们的妻子就会躲避你的妻子，而你的事业就会蒙受损失。从摇篮到坟墓，而且甚至于（如果教会说得对的话）在来生，你都是在组织的手里，组织就决定了可以允许你追求你自己的利益到什么程度。
可是每一个这种组织都有着双重的目的，一个是公，一个是私。当国家对你进行教育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公的目的，即要以有用的知识来装备你，也有一个私的目的，即要使你愿意为腐化的政客们的好处而纳税。你的报纸之存在，公开地是要供给新闻，私下里则是要把它办得能增进老板的利益。你的政党有一个公开的纲领，它表现得为国为民；但是假如你既不年轻也不天真，你就知道一个政党如果胜利了，大概就考虑党纲要为它的目的服务，那就是为了某一个集团的人而不是为了另一个集团的人来弄到公家的钱。至于教会么嘘！别做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必须划出一条界线；我要肯定，除了教徒们的永恒幸福而外，没有一个教会的名人是曾经片刻考虑过任何别的事情的。
研究各种组织的历史表明，出于对它们发展规律的无知，人类有许多最优秀和最伟大分子的种种理想主义的努力，都浪费在被证明了只是有害的方向上。例如，让我们来看看方济各传教团。在全部的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比圣方济①更可爱的人了，他以一种自发的爱情不仅仅爱全人类，而且爱禽兽、爱太阳、星辰和风；他的德行是那么自然地流露着，以至于他永远是幸福的。毫无疑问，他的信仰有点头脑简单；他做了一次长途艰险的跋涉去见苏丹，希望能使苏丹皈依基督教。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企图比起十字军的同样徒劳无功的方法来，要更加无害。他创立了方济各传教团，希望能传布他自己的博爱精神；他相信不应该有任何机会去追求自我，所以他采用了传统的三大誓：贞洁、贫穷和服从。但他的第一代的继承者就沉沦于奢糜并反叛了教皇；他的后继者们变成了教皇党和皇帝党历次野蛮战争中的募兵，并且和多明我教派一道主持了异端裁判所那些骇人听闻的迫害。有一个时期，少数的方济各派其中奥康的威廉②几近于是最后的一个始终是忠实于他们的创立人的精神的；但是从14世纪以后，恐怕就很难指出有任何好处是人类有负于这个传教团的存在的了。
这一发展之中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东西；如果圣人具有更多的世俗智慧的话，他也会预见到这一点的。在一个荣誉的名称的神圣盾牌之下，各种可憎恶的事都是有可能的，那在别的方面又会造成灾难性的耻辱。在许多虔诚的日本人的心目中，民族的罪行是可以以佛的名义得到宽恕的。再去谈那些数不清的屠杀、迫害和抓巫人，都曾以基督的名义被人认为是神圣的，那就显得是多余的了。我们可以再靠拢一下自己的家园，并可以指出林肯的名字在随着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而来的那段腐化的时代里，是怎样地成为了保护一伙无耻恶棍的一面盾牌的。所有这些都是阴暗的反思，但是我并不满足于得出一种懒惰的愤世嫉俗的教诫。正确的教诫乃是，对各种组织的演化进行研究，应该是着眼于怎样才能避免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些灾害。
某些组织在完成它们原来的目标时，在很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另有一些却很快地就失败了。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是为了促进科学而在16世纪成立的，从那时候以来，在它的会员之中一直包括有英国科学界最优秀的人士。而另一方面，美国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却以未能识别最优秀的画家而声名狼藉。与此相似的是，在法国Institut［法兰西学会］很恰当地识别了科学的才能，而法兰西学院却排斥了大多数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那原因当然是，科学的才智要比文学艺术的才智更加毋庸置疑。但是圣洁性却要比艺术的才能更加难于识别，因为历代的伪善者已经完善了保护性的模拟的技巧。因此，一个组织假如只有当它的领袖是圣人的时候才能够做好事，那就可以肯定，不久以后它就要开始作恶了。
对于一个组织，我们要考虑三桩事：它向公众提供了什么？它向它本身的一般成员提供了什么？和它向它的领导们提供了什么？其中的最后一项，在实践上是太经常地要压倒前两项了。这一点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一个人在市场上提出要推销最好的肥皂。他用巧妙的广告使得公众相信了他。然后他把他的发明卖给了一家公司；公众发现了它在弄虚作假，于是公司破产了，但是肥皂的发明者本人却仍然保有他自己所发的财。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某些南美洲国家里，独裁者们的惯例是要掠夺人民大众，直到他们激起一场革命；他 们把收益投到国外去，并且随时有一只快船升火待发；停泊在他们首都的港口里等待着他们。在革命一旦开始时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开始逃往巴黎，此后就安享快乐。这些政治上的独裁者，就有似于我们企业中的肥皂制造商。但是这类人还不如那些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权力的人们那么有害。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多么理想，都可以蜕化成为一种暴政，除非是大众在自己的手里保持着某种有效的办法来控制领袖们。民主政治就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办法，但是它将不会是一种完全有效的办法，除非是能把它扩大并伸展到一直是把它排斥在外的经济领域里面去。这一整个主题的根本材料，只能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到。
一个世界国家假如建立了，是不是就会稳定？这个问题就是属于有关组织的科学的一个问题，因此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着历史学来加以阐明的问题。要说（像是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凡是未曾发生过的事就永远都不会发生这就是一种谬误的论证了。居鲁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辽阔帝国，并且由于建造了良好的道路系统而能够把它凝合在一起。罗马帝国还要大，它是由于有了更加良好的道路系统而成为可能的。显然的是，飞机在远比罗马道路系统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在使得更大的国家成为可能这一点上，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期待着它将促成新的政治形式的创立，并且特别是它会使得一个世界国家稳定，假如它能垄断了空中权力的话。要创立一个世界国家是有着许多严重的障碍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果它一旦存在的话，将会很难保持下去。
怎样以最佳的比例把纪律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必须很快地解决，假如我们要避免无政府状态和独裁制这一对对立的危险的话。自从希腊的兴起以来，在这上面就一直有一种摇摆，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但是无穷无尽的跷跷板游戏肯定不会是人类智力所能指向的最佳值。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一个种族或民族在僵硬的传统体系之中慢慢地在积累着被压缩了的精力，那是终于要冲破它的束缚的；旧的习惯首先是在舆论的领域里崩溃，然后则是在行为的领域里。最伟大的创造时代，乃是舆论是自由的，而行为却在某种范围内仍然是旧习俗的那些时代。然而，终于是怀疑主义冲破了道德的禁忌，社会变成了无法维持的无政府主义，于是自由就被暴政所取代，而一种新的严厉的传统就又逐渐地建立了起来。在希腊，荷马的英雄们都有一种固定的行为范式，并且还有一套即使是破坏者也不会怀疑的道德法典。到伊士奇鲁斯①古老的僵硬性多少是松弛了但仍然存在着，然而智者派都孕育了怀疑，于是攸里披底①就感到惶惑无主了。结果，在一个异常之辉煌的时代而后，便是一场普遍的沦丧，最先是道德上的，然后就是在他们的优越性的各个方面。严峻的罗马人把羁轭加给了他们，然后又轮到罗马人自己变得先是智慧了，然后就软弱了 。基督教要比以前的任何宗教都更严厉，它又创造出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群体的精力被驯化了，而个人却僵化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纪律又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天才与个人主义的短暂时期，但不久就被西班牙人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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