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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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骛，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塌数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塌20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挂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　　　　

　　此外，闻名遐迩的烟馆还有北清芬、广诚信、老延龄、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规模较小的烟馆，则设施相当简陋，仅有几只木榻，备有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穷的烟民过瘾，其他则别无讲究了。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溷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　　　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兹抄录二则：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会仙号主人启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座，专备女客消遣。招待周到，保君满意。兹定于十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务请先临一试，方知言之不谬也。　　　　

　　从上述广告来看，大烟馆的主人为了赚钱，真是丧尽了天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尤其是刊登以女色招徕雇客的广告。这真是无耻之尤！　　　　

　　大同的烟馆，在日本督促下，纷纷增加床位和烟具等设备。烟馆设备以鼓楼西的一处最为完善。该烟馆租赁聚宝源饭店为营业场所，有10余间房屋，单间开设雅座，备有精制的吸烟器具，专供上层人士使用；另有大房一处，名曰“混堂”，烟具和设备远逊于雅间，供下层烟民使用。顾客一入门，即有招待员殷勤接待，先让座位，再选择鸦片的品种数量，然后开灯吸食。除茶水方便外，还备有瓜果、糕点，可随意选食。　　　　

　　内蒙古。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烟馆大门两旁贴着醒目的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日寇占领绥远以后，烟馆更多，而且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这些青年妇女陪烟客围灯横卧，并头对吸，烧烟侍茶；或兼事卖淫，满足烟民色欲。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馆（3）

　　辽宁。在日寇占领下，辽宁各地烟馆林立，也有吗啡馆存在。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存在着富人吸大烟，采煤工人、小商贩扎吗啡、抽白面的情况。抚顺千金寨比较有名的大烟馆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新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永感楼等。这些豪华烟馆设备华丽，还备有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公开接待烟客。她们一面陪同烟客，面对面地躺卧在烟榻之上，为烟客“打大烟”，侍候“瘾君子”；一面说说笑笑，勾勾搭搭，甚至发生色情行为。在这些烟馆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　　　　

　　吗啡馆则多为日本浪人所设。1933年，日本浪人在南山城地区开设了江上洋行、山下洋行、田中洋行、山本洋行等吗啡馆。贩卖海洛因和吗啡。一些贫苦的人吃不起大烟，吸海洛因、扎吗啡，很快就成瘾，快者三四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吉林。在日本和伪满政权的统治下，烟毒泛滥，各县都设立鸦片零卖所，其实就是大烟馆。1933年至1934年，开通县城仅13000余人口，即有庆丰恒、诚记、玉兴和、兴顺盛、厚记5个鸦片零卖所。每个鸦片零卖所内，都是间壁得仅容两人的抽烟单间，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一般鸦片零卖所有10余间单间，诚记、玉兴和等大的鸦片零卖所多达20余个单间。每个鸦片零卖所都有管烟、看灯的人，负责售烟、倒水等服务。在这些鸦片零卖所内，还备有打扮得妖艳的女招待，为烟客烧大烟，兼作色情服务。这些鸦片零卖所以色、烟二欲，引诱了　　　不少顾客，以至于抢了当地青楼生意，窑娼的“花界会”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女招待。　　　　

　　此外，还有私烟馆和花烟馆，如王印、丁发甲即开有这种烟馆。这类烟馆，用自家的床榻、烟具，开灯供客吸食，家庭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侍候烟客，或陪客烧烟，齐头对卧，一人一口地吸食；或兼做暗娼，提供色情服务。　　　　

　　黑龙江。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已是到处建立鸦片烟馆，仅讷河即有六处大烟馆：县城四处，拉哈镇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当时的大烟馆有三个等级：一等烟馆设有许多房间，且多为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得妖艳，专门为烟客烧烟，看火，卖弄风骚；有的大烟馆馆主为了多赚钱，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女儿以色情勾引烟客。那时，讷河流行一个下流小调，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婵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二等烟馆的房间稍小，设有床铺，备有烟具，可就地吸食。三等烟馆则只有一二间门市房，没有床铺、烟具，只是零星贩卖熟膏。　　　　

　　安徽。民国10年左右，安庆全城有大小烟馆数十家。既有豪华的大烟馆，也有一些低级小烟馆。在安庆城西门一带有好几家低级小烟馆，凭女色引诱烟客。如高祥夫妇都是大烟鬼，为了“以烟养烟”，在糍粑巷租了一楼一底的单家独户的房子，开设烟馆。他的烟馆设备尚可，经常开二三盏灯，以妻子、女儿侍候烟客，其女儿高兰英颇有几分姿色，吸引了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大小老板、商店大伙计前来吸食。　　　　

　　五巷口有个李小脚，是个寡居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在自己家中开烟灯，以其姘夫地痞蔡大宝挡门户，自己和两个女儿侍候烟客；家中也开二三盏烟灯，引诱西门外粮食行、棉花行的老板、大伙计前去吸食。　　　　

　　义云理发店老板徐义云，夫妇两人在自己家的楼上开烟馆，仅一盏烟灯；他以开烟灯为诱饵，吸引商人前去谈生意，聚赌抽头，兼营烟、赌二业。　　　　

　　同安桥的毛兴鼎开了个流动烟馆，带着烟具、烟条送烟上门。　　　　

　　西门城内黄甲山有个张大个子，开了间花烟间，家中经常有二三个烟花女子，陪客人烧烟，陪客人说笑。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江苏。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多是低级的“燕子窠”，当地人称之为“烟灯”，大概烟具简陋，除一枪一灯外，别无长物吧。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这种情形，诗中写道：“燕子窠，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人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当时，昆山境内有几个烟灯最著名：一是酒店弄二号龚阿三与丈夫合开的烟灯，龚氏妓女出身，染有烟瘾，日寇占领昆山后，在自己住所开设烟灯，并招雇了一批上海、苏州的妓女作招待，烟、妓兼营，为害一方。二是“双福堂”，是钱姓苏州妓女所开。钱氏妓女结识了一个日本浪人，合开了楼下卖淫、楼上卖烟膏的“双福堂”，也是烟、妓并营。三是西街口的一家烟馆，为青帮中人胡氏所开，有烟铺四五间，及“雅座”二间，并雇佣男女招待多名。四是南街一家烟馆，是昆山较早的燕子窠，以烟膏质量好闻名，深受大地主、大商人欢迎。他还在家设赌场，坐抽“头钱”，烟赌兼营。五是啸楼茶馆，是青帮中人周禹门所开，楼下开茶馆、书场、摆赌台，楼上开客栈、烟灯，并有暗娼陪宿，是烟、赌、娼三毒俱全的去处。　　　　

　　此外，昆山的旅社，如花园饭店、正泰旅馆也兼设烟灯；妓院如勾玉弄、九步三湾、后等处，也兼设烟灯。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南通，遍设售吸所。售吸所，其实也是大烟馆，有些取个雅名，如安乐宫、新新、爵禄之类。


第五部分：销金窟：烟膏店与烟馆烟馆（4）

　　浙江。温州城在清朝末叶即有很多烟馆，即使是冷街僻巷，烟馆也到处都是，不可胜数。温州的烟馆分二等，一是大土馆，这类烟馆都以房间雅洁，烟具考究，服侍周到招徕烟客。大土馆房内明窗粉壁，几榻洁净，并悬有名人字画，陈设古雅。金漆炕床上，冬天加盖皮套或棉垫、棉靠背，并添置火炉；夏天则换上芦花垫或龙须席。烟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