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平安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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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沃尔克·伯格哈恩分析说。他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造成更多人死亡、让人类屠杀达到顶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写了1914年圣诞和平的美国编年史家斯坦利·温特劳布也有这样的看法，他甚至将三十年战争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　　　　　
第五章　　为新闻而战　　　
　　来自前线的书信，写到这独一无二的圣诞停战时，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个模式写就的，就像出自战壕的例行公事：亲爱的父母亲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敌人开枪了　／　不开枪了；天气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们好吗？给我寄卷烟　／　袜子　／　饼干。此外，上司写给阵亡士兵家属的信越来越多了——他们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只要翻译一下，可以用在每个国家——士兵们英勇战死后：尊敬的家属　／　太太，您的儿子　／　您的丈夫为祖国　／　为家乡　／　为大英帝国而阵亡，等等。　　　
　　圣诞节后没几天，来了许多信，它们终于提到了一些别的内容，而且是一个奇迹，士兵终于不再写他们的人间地狱了，而是写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天堂和平，他们的家属把这种和平理解为一种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这一奇迹能够尽可能持久地延续下去。这些信件转交给了报社。内容相同的细节——唱歌、交换礼物、友好联谊、停战——刊登在英国的每一种报纸上，包括各个郡的小报上。在德国很少发表，在法国根本不发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国《每日新闻》和这一圣诞节轰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每日新闻》一直是由军队控制的，以刊登关于敌方残酷行为的报道为主，现在报纸的版面已经不够用来登载这些人类美好的文件资料，甚至还不够用来登载阵亡士兵的名单。　　　
　　英国报纸上口气尖锐起来，评论的火药味浓起来，观点极端起来。和解已没有余地，人们在争取先胜利再和平。H·G·威尔斯满腔激情地、有战斗力地、有预见地恳求政府，不许这些该死的普鲁士人按他们的设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们在战后允许德国人造军舰，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们不把佛里斯兰群岛和赫尔果兰岛从他们手里拿走，还有那些殖民地，那我们便是绝对的愚蠢”。当然威尔斯认为，好人最后是会胜利的。　　　
　　在英国，跟在德国发表的煽动性文章相反，直到现在还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伤的终曲使我们对失去的东西抱有希望。大侦探舍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尔在战后强调说，圣诞和平不仅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类所有残酷战争中的一个插曲。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历史已经有人写过，那么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们能读到的故事之一。《南威尔士回声报》的一个编辑写道，这种敌我双方共同欢庆圣诞节的方式方法是一种奇迹：“他们在战壕里互相拜访，他们比赛足球，他们举行自行车赛，他们一起唱歌，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非正式的停战，这一切肯定会作为这场大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每日镜报》的作者写出了读者的心声，读者看了有什么感想，他显然也很清楚。像这样的文章在德国不仅永远不会有人写，而且也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干脆就是不符合那里的世界观：“一个士兵的心里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的面前是什么、打仗的原因、怎么会打起来的、为了什么目的……他并不关心。他为他的国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国家的敌人打仗，作为敌方国家的一支军队，所有的人都是该诅咒的，都要把他们打得稀巴烂。但他知道，那些个人并没有这么坏，仇恨主要存在于家乡的后方……这个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须干活，他必须打赢仗。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愤怒，而盲目的恨也只有在炽热的战斗中才能操纵他。在其他时间，他很清楚，这些战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这一切是多么的谬误。”　　　
　　比如在圣诞节，这个普通的士兵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得出结论，因为他没有志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没有，家人们虽然在担心他的生命并希望他健康地回来。要是他回来，他得以一个胜利者回来，而不是以一个失败者。可是大部分人连尸体都回不去，他们被掩埋在佛兰德，这一点却没有人去想它，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也没有想，她们把无限悲痛看作值得骄傲的哀伤。在德国，公众舆论全遵循报纸上发表的观点。而报纸上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经过少量改动，20年后也可以用在纳粹的《冲锋队》中。下面一段文字于1915年1月8日发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法国人蜕变成破口大骂者，他们的正义感沾染着纯民族主义成分，通过今天发表的内容显得十分形象。其中一个观点坚持要以巴黎《晨报》的姿态而排除战壕里的友谊。众所周知，这种友谊其实已根据我们部队的观点由德方结束了……而《晨报》方式的排除怪诞得令人作呕，它只能被看作神经质的蜕变。”　　　
　　巴黎的策划者，按德意志精神是柏林的“难兄难弟”，从他们的基本态度来看，他们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样，听到令人惊慌失措的报告，说圣诞节期间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法国人在搞友好联谊活动，于是大肆发泄对敌人的愤恨：“法军的司令官应该让部下注意这种亲密行动的危害性。你们不应听从他们的友好习惯，要防止他们趋向亲善。你们的面前是野兽，是身上滴着妇女儿童鲜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贼和虐待狂。”　　　
　　编辑们也可以用谩骂来为《每日展望》服务，但是通常的仇恨歌已经无济于事了，向家属报道圣诞奇迹的那些士兵，他们的信已经被发表了，现在要作新的解释——宣传的老规矩。比如：可恶的英国人在拜访德国战壕时只有一个目的：探清敌人的阵地，人们从英国报纸上的讥讽性报道中可以看到。正因为这样——尽管实际上这样的事情非常少——所以就炮制出恰当的宣传谎言，向《每日展望》的读者提出一种相近的结论：人们感到某种形式的心痛，战士之间最后残剩的一点纯人际关系也破灭了，因为可恶的英国人仅仅是在利用这种停战，因此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军事理由是提出禁令的决定性基础，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作战的能量，某些勇敢的士兵会非常反感，他们会将刚刚聊过天、交换过礼物或握过手的人在走出战壕时射倒。”　　　
　　马尔科姆·布朗确信，没有报纸上的这些宣传以及类似的仇恨歌——包括英国人的仇恨——就不会有这种敌意。他引用一个德国少尉的话，那德国少尉先看看天空，然后对一个英国军官说：“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现和平，大家都回家去呢？”　　　
　　从上面观察，从一个这几天经常打电话求救、恳求仁慈和救命的瞭望台看，佛兰德地区好像已经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地方，完全可以把它叫做月球表面，它满是弹坑，没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人类生命的痕迹。但是对下面的人来讲，它好比是人间天堂，他们可以直着身子站在弹坑之间，就凭这一点，已经有了一种超凡的感觉。　　　
　　要不是前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是不会有的。仇恨到哪里去了呢？敌视又藏在哪里了？愤怒被埋在哪里了？一个官方记者痛苦地试图向他的英国读者作解释。阿斯米德·巴特利特在《每日电讯》中写道，问题也许在这儿，一个普通的德国士兵，只要他和普鲁士军事机器保持距离，他就是一个“爱和平的好心人”。　　　
　　在那充满仇恨、愤怒和杀戳的年代，像这样感人的思考在德国报纸上是永远找不到的。自从第一批军邮信件不加评论地被发表以后，后来的说话整版都是带火药味的。战壕里的亲近，这还算是对战场上联谊活动最友好的表达，当然显得这么亲近的总是对方的人。相反，人们很喜欢读的是刊登在《耶拿日报》上的报道：作为对圣诞问候的答复，他们向法国人扔了好几个手榴弹，够他们整个晚上受的。　　　　　
第六章　　心灵在生病　　　
　　罗伯特·格拉弗斯在科堡和波默罗伊的故事中，从1914年圣诞节至1915年圣诞节，画了一段曲线。如果文学的真实性能和历史的真实性相吻，那当然很好，但实际上1915年圣诞节期间西线已经到处在开枪了，很少再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安宁的天堂里唱赞歌了。不过1914年圣诞节发生的事情确实不是一次性的，有重复演出，但几乎是在没有人的座位前演出的。　　　
　　这是有原因的。　　　
　　战争的走狗们一方面作好了准备，他们知道和平的天使会飞的，因此用粗野的威胁，使士兵们对有可能出现的非人性的后果的害怕，大于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打从第一次自发的停战及无人区里的友好见面以后的12个月里，普通的士兵们看到许多伙伴就是在无人区倒毙的，可能就是被他们在第一次圣诞停战时握过手的敌人打死的。现在不仅是西线每天在打阵地战，在广阔的俄罗斯还有东线战争。再说战争中还有别的犯罪行为，比如“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1915年5月德国潜水艇将这艘客轮撞沉，1400人成了这次灾难的牺牲品。因此对德国蛮子的普遍仇恨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对处理俘虏和伤兵有所规定的日内瓦公约，是由所有缔约国起誓和签字的，然而此协议每天都受到破坏，不是偷偷地，而是公开地破坏。只要有可能就不把德国蛮子当俘虏抓起来，而是把他们杀了。这一点对那些感到在道德上比德国人优越的英国军官来讲，已经是战争中允许的行为了。他们的上司在庇护他们，甚至要求他们让无人区里自己的伤员死去，省得和敌人去约定停战，再去抢救他们。难怪父母们、寡妇们、孤儿们在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往往是受了伤在无人区躺了好几天没人管，直至最后死去。　　　
　　一个不愿遵守这种命令的英国军官不满地说，难道人们所信仰的一切已经毫无价值了吗？人的同情心以及英国绅士的骑士精神还有意义吗？“我们的做法今后势必会成为普鲁士式的，而我们正是为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做法而来打仗的……”　　　
　　许多人变得野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每一方都有许多人变得野蛮了。“我们的步兵没有将那些还活着躺在战壕里的英国人俘虏起来，而是将他们击毙或用刺刀捅死。这是最好的做法，你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次进攻中战场上会发生什么。”这些话不是那些残忍的、声明狼藉的普鲁士人写的，这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士兵写给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信，他对参与这一次屠杀感到骄傲。　　　
　　他不仅服从人的血腥本能，而且从命于嗜杀成性的指挥官。而他的最高指挥员却是说教和平的　　　罗马　教皇贝内迪克特十五世，天主教最高教皇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号召没有能贯彻到前线的信徒身上。在他们打仗前的祈祷中、在他们的战场祈祷中，巴伐利亚部队和萨克森部队的天主教随军神职人员封锁来自罗马的任何消息。正如普鲁士部队和威斯特法伦部队中的新教徒那样，牧师们引证离他们更近的军事上司的意志，听从战争的上帝，而不是亲爱的我主上帝。从家乡天主教讲台来的消息是否要少一点尚武精神，在前线的德国虔诚信徒和他们的法国教友一样，不太清楚。这方面没有任何报道。　　　
　　已经在1914年圣诞节和平号召中失败过一次的贝内迪克特教皇，于1915年7月28日，即战争爆发一周年前作了第二次尝试：“以上帝我主的名义，看在耶稣以赐出鲜血为代价解脱人类的份上，我恳求你们，按天意而治理参战国的你们，对这一在欧洲已进行了一年的恐怖的杀人战争，说说它的目的何在。流在陆地、流在海洋的血，那是同胞的血。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世界的花园，被插种了尸体和废墟……面对上帝和人类，你们是有责任的，是和平还是战争，你们承担着极大的责任。请听听我们的请求，听听永恒的、最高的裁判者的代理人父亲般的声音……”　　　
　　被恳求者没有听他的话。法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几年后当了法国总理，1918年凡尔赛和约的牵头人——轻蔑地把贝内迪克特称为德国佬的教皇。他的腔调和他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他原则上很希望看到和平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把罗马教皇归入这样的人——不仅像在德国那样闭上嘴，而且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莱茵河看起来仅仅是一条河，也没有道德界线，莱茵河的对面的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鲁登道夫称这位罗马的和平倡导者是法国人的教皇。英国人觉得教皇根本不是在跟他们说话，在英国天主教徒很少，英国人有自己的国教，而这个教的代表者在为国王和祖国祈祷胜利。　　　
　　但大家都在共同努力，希望教皇的强烈话语尽量不要传到本国人民的耳朵里，不要发表在报纸上，根本就不要提到。总之，不要流传开去。　　　
　　教皇的请求最终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请求，成了一份起诉。统治者们尽管对那些施暴者作了审问，但教皇提到的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被推到了敌人身上，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就是每一场战争的逻辑，指责和攻击敌人，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好人，比别人更好的人，这种道德的优越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不道德战争（在正常生活中叫杀人）的正义性的怀疑。　　　
　　欧洲的花园确实布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原先属于哪个国家已经不重要了，只有特别仔细的记者还能作出识别。伦敦《每日镜报》的一个记者写道，一个死了的英国人，他的尸体仍然能唤起典型的信任，脸上有绅士的谦虚表情，即使死了，也要保持这种风度。　　　
　　西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