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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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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一个人“才”的出现，一百个“不才”张开血盆大口要来吞噬。这样一个人才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的国家和社会，你还能对她抱有什么指望呢？那时的龚自珍，未必具有封建社会走到终点，专制统治即将垮台的革命意识，但他以诗人的敏感，觉察到大清王朝已经烂到根上，无药可治的危机。于是，骡蹄踢踏，车轮咿哑，一路颠簸的他，在舒愤懑的“东山猛虎不吃人”的开宗明义之后，继续构思下去：
玉帝不遣牖下死，一双瞳神射秋水，
袖中芳草岂不香？手中玉麈岂不长？
中妇岂不姝？座客岂不都？
江大水深多江鱼，江边何哓呶？
……
我欲食江鱼，江水涩咙喉，
鱼骨亦不可以餐。
冤屈复冤屈，果然龙蛇蟠我喉舌间，
使我说天九难，说地九难！
踉跄入中门，中门一步一荆棘。
大药不疗膏肓顽，鼻涕一尺何其孱！
臣请逝矣逝不还。
这首愤世嫉俗之作，脱稿时间，虽然离鸦片战争还有２０年光阴，可王朝之衰微没落的现象，无可救赎的命运，颓败腐朽的国势，醉生梦死的社会，那些“百不才”的昏君庸臣，权奸巨蠹，贪官污吏，文伥学匪，如同环伺着的猛虎，团团围定着有良知，想作为的中国人。有的正在吃人，有的将要吃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绝望的他，在诗之最后，不禁悲观地感叹起来：
乱曰：
三寸舌，一支笔，万言书，万人敌，
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
玉体须为美人惜。
那年，他２７岁。据《学人列传》，“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为一代文字音韵大师，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穷经搜典，治书为文，颇得真谛，从而饮誉文坛，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这首称不上规范，但却极具创新精神的诗，一经传抄，其惊世骇俗的声音，京师上下，为之一震。在文学这个领域里，敢为天下先，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却是需要相当的自信。尤其对年资稍浅的文人来讲，他不能不考虑：一、别人会不会认可？二、若不认可，别人会不会笑话？三、仅仅是笑话，倒也罢了，会不会从此落下一个狂妄的名声？这都是要掂掇再三的。
接着，还有其四，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别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度里，文人这个集群，名气大小，成就高低，入道先后，资历深浅，意味着量级，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在主席台的位置，意味着麦克风离嘴巴的距离。等等等等，都是很有考较和讲究的。假设当代一位诗人，就算有了类似“东山猛虎不吃人”这样化腐朽为神奇的想法，能否有勇气不顾及前辈的脸，大师的脸，权威的脸，长官的脸，斗胆吼出来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然而龚自珍，就敢于睨视群伦，匡然独出。
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他有两句诗，一句为“本无一字是吾师”，另一句为“但开风气不为师”，就是他的这种“夷然不顾”的“怪物”性格体现。他曾经申言：“予生平不蓄门弟子。”那么，下文必然就是，他也不会师从任何人的。因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就是他，他就是惟一，他就是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他。
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
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
功高拜相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
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
他的一生，极其短促，只活了４９岁，就被追杀他的人毒害了。按照中国文人越活越缩水，越回旋，越活越胡涂，越颠倒，甚至活到最后，越混账，越万人嫌的常规，我怀疑，龚自珍活到七老八十，还有思如泉涌的才华？还有目空一切的豪迈？还有指斥海内的勇气？还有匡时救世的雄心？我也不敢揣测。因此，他的短命，固属不幸，但他的形象，却在后人的记忆里留下来完美。
这一点，值得还活着的文人引以为鉴。
柳亚子誉他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既是对他文品的肯定，也是对他人品的赞赏。他对龚的惺惺相惜，更看重的是诗人身上少有的自信。一个中国文人，能够像龚自珍这样，不在意别人的首肯，不需要别人的赐准，不师法任何样板，不服从任何规范，对于上上下下的说长道短，置若罔闻，对于老老少少的评头品足，不在话下，这是多么值得提倡的我行我素的文学品格啊！
二
车过法源寺，往右安门去的路上，行人车马渐渐多了起来。他这才想起，悯忠寺的海棠花正是盛时，“记得花荫文宴屡，十年春梦寺门南”，这句旧作，使他想起来，差不多每年花期，都要约林则徐、魏源、何绍基、黄爵滋，来赏花吟诗的。而且，最令他萦系不已的，还是当年那花下丽人的俏影，这才是悯忠寺最使他怀念留恋之处呢！
龚自珍思忖着，反正也落榜了，又何必急着回家看一张张失望的脸，便把接他的车放走，自己顺着赏花的人流，向不远处的寺院走去。
进得山门，那几十株铁杆海棠，满树绮红，争奇斗艳，一片花海，落英缤纷。拾级而上，举眼望去，大殿敞廊里围坐着品茶赏花的人中，一双“美目盼兮”的女眷，如电击般灼来，使他眼晕目眩。这位花下丽人，在此不期而遇，我们这位浪漫潦倒的诗人，如饮甘露，如沐春风，早把考场受挫之事，置之脑后，顾不上了。
她就是晚清有名的女诗人顾太清（１７９９—１８７６后），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诗词，擅书画，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的说法，她的文学成就为大家公认，她的花月容貌更为众人心仪，而且还是一个好交际，喜游玩，出风头，擅应对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着白衣，尝与贝勒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入玉，琵琶黑如墨，见者咸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天游阁集》钝宦按语）
她的丈夫，龚自珍当差的宗人府长官，乾隆曾孙贝勒爷奕绘，是个礼贤下士的上司。也站起来招呼这位虽是部下，更是文友的诗人。而秀致清丽，绰约多姿的顾太清，更是因为他的突然光临，甚至无心赏花，更关切他考场失败的愤慨，以及那首在骡车上匆匆草成的《行路易》。
一个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丽，而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则是他的魅力。虽然，龚自珍以诗名，以文名，以风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实，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爱国情怀，从他《金缕曲》的诗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看，最渴慕的还是功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迹，嬉笑怒骂，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忧患国是，激昂慷慨，冀图振作，有所作为的志士仁人，才是他内里的真实。这也是顾太清对龚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向往之的缘故吧？
尤其在这座海棠盛开的寺院里，是能勾起许多往事回忆的。
我一直相信，龚自珍的那首《减兰》词，应该是十年前与这位江南才女最初见面的记录。
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
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词前有一小段文字，写得颇暧昧。
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阙，乃京师悯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戏为也。泫然得句。
也许那时的她，很可能还是婀娜可人，待字闺中的江南才女。一方面，龚自珍那经国济世之雄心，革新变法之宏图，家学渊源之功底，倚马可待之才华，使她芳心暗许；另一方面，他那狂狷傲慢之放肆，负气自恃之浮名，招蜂惹蝶之非议，滥赌之恶声，也令她举步踟蹰。但后来，她成了贝勒府里雍容华丽的贵族夫人，他又成为她丈夫的下属，一切都在彬彬有礼，保持分寸，疏密有制，若即若离的状态下，进行着有间距的感情交流。由于无法倾力相恋的遗憾，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们这位多情的诗人，抚今追昔么？
关于龚自珍和顾太清的这段“丁香花公案”的爱情故事，因为涉及到诗人最后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扬扬的热闹了好一阵。既有曾朴的《孽海花》，冒鹤亭的《太清遗事诗》，言之凿凿；也有孟森的《心史丛刊》，苏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定庵出都，（因主禁鸦片）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别证其无。
但我宁肯相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说到的，“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自珍“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据此论点，观堂先生对男女情爱的正经，古板，道学，迂腐，姑置勿论。但他认为龚诗所写，并非向壁虚构，这个学者的断言，是值得采信的。
因此，他在１８３９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第２０９首，怎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呢？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 “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而随后不久，那一阙《桂殿秋》，更是若隐若现，欲盖弥彰。
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谧四无邻；
九霄一脉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
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扁几万重。
龚自珍在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职闲，备受排挤，后来，能够到奕绘的宗人府，谋得一份俸禄，若无强有力的奥援，是很难获此美差的。谁能说不是顾太清为其杭州同乡，对丈夫施加影响的结果呢？这位有着满洲和蒙古血统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润养的女人，有其柔美温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热烈的一面，她能毫无顾忌地说项，不怕风险地引荐，除了钟情，除了爱恋，找不到别的什么解释。于是，她对于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从此出入府中的龚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学魅力，以及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放荡色彩，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
从太清春的《落花集》、《渔歌》等诗词作品来看，她其实是既懂得情，更懂得爱的一个极风流，极妩媚的女人。然而，１８３８年（道光十八年），当贝勒奕绘的官衔被革职，世袭被褫夺，在抑郁中去世以后，作为嫠妇的顾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况奕绘的正室，和继承人合谋起来，要将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认为是柏拉图式爱情中的诗人，竟浑然不觉，还在为她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忘了他曾经写过的《行路易》那首诗，忘了诗中所写的，那些在四个方向的山头上，张牙舞爪的猛虎了。也许，某个老虎在某个时期，不吃人，不等于它从此不再吃人，更不等于改变饮食习惯，开始吃斋茹素起来，这就是中国文人常常天真得令人感到可怜又可笑的地方。
即使，龚自珍比离他家不远悯忠寺内的海棠花，还要纯净，顾太清比离贝勒府不远太平湖畔的丁香花，还要明洁，他们这种无瑕的感情，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非其族类的女人，她恋上了一个绝对被视作异端的叛逆男人，这种近乎十恶不赦的对传统，对体制的挑战，必然是要斩尽杀绝的。
按这对情侣的智商，其实应该了解，封建社会的专制，如同猛虎吃人，之所以万世不坠，一方面是实施恐惧统治的结果，更是窒息思想，扼杀见解的结果。于是，吃人者恒吃人，被吃者恒被吃，这是虎的规则。而一旦某个被吃者，不想被吃，不愿被吃，要讨个说法，要变个主意，有了不同的政见，有了相异的观点，有了反对的想法，有了挑战的念头，等着吧！这部国家机器，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隶，刀兵棍徒，保甲里正，巡丁逻卒，比猛虎还要猛，全力以赴，悉心从事，上下一致，除恶务尽。
龚自珍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赌命运，赌爱情，赌文学。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更为“各色”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与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一盏鸩酒，暴毙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１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途，终于也到了终点。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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