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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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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的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某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的,最留恋的,最难忘的,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还隐隐绰绰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头,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某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无论其抑杜扬李,是如何的强词昧理,也无论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维,但有一条,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极顶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化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
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够闹人、也够闹心的屡见不鲜的新闻。
在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当推几位老的、少的,居住在京、津、冀一带的乡土作家,他们张罗得最起劲,最积极,也最有成效。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
《国语·鲁语下》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左拥右抱,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在做白日梦乎?
什么叫做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的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地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附会的。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再说了,不朽者,自会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给自己作品每个字,都镀上一层金箔,待到时光消磨掉最后的色彩,还不是成为一堆文学垃圾?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过是丑剧的表演罢了。这其中,小闹闹者,闹在文坛,属于气血两虚,心浮气躁;大闹闹者,闹在社会,则是歇斯底里,近乎癫狂;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闹闹者,闹到大学里去,已经朽木不可雕也,还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不朽,则绝对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了。
真正的不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着去闹,天上自会掉馅儿饼的。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题上来,我们通常并称李杜,其实这两位诗人,除了不朽这个共同点外,李是李,杜是杜,浑不是一回事。
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人,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其祖先为西域碎叶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天才早熟。24岁出蜀,仗剑行吟,遍游天下。42岁,由道士吴筠荐,至长安,玄宗用为供奉翰林。后受宦官排挤,遣金放还。安史之乱时,入永王李幕。因争夺帝位,永王叛,为肃宗所败,李白被定罪流放夜郎,后遇赦。61岁,代宗朝平反,往依当涂县令李阳冰,62岁卒。也有一说,因精神失常,泛舟江中,跃水而亡。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人,祖籍襄阳。“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壮成名。35岁以前,游历江淮齐鲁,后入长安,应科举考试,不得售,潦倒十年,徜徉江湖。44岁,安史之乱中被乱军裹胁,后脱身至灵武,肃宗授以左拾遗。后被贬,弃官入蜀,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无所傍依,遂东下夔州。59岁,再经湖北入湖南,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湘江舟中。另有一说,由于饥饿,过量食牛肉暴毙。
总而言之,李白杜甫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公关面,多为宫廷权贵,名流高士,看他的诗,一派富贵气象,盛唐雄风。后者的接触面,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草根人物,他写的诗,多为民间疾苦,沉痛呻吟。从贵族世家走出来的李白,是一个抱着鸿图大志,力求飞黄腾达,永远不安于位,永远力争上游的强者。而出身寒微的杜甫,仕途蹭蹬,发达无望,长期处于不得意的状态下,是一个欲振作无力气,常发奋屡挫折的弱者。
因此,这两位诗人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李是理想主义者,杜是悲观主义者。李是永远的乐天派,杜是艰难的谋生人。李敢于说大话,敢于冒风险,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机政治,不计后果,终于为站错了队,而付出一生。杜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其实是一个入仕无门落拓穷困的潦倒者,尽管忠诚唐室,尾追玄宗肃宗,疲于奔命,队倒是站对了,可连一个微末之官也当不成,到底贬谪迁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因此,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
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
看他们的情感寄托:一个陶醉醇酒妇人,一个在意妻儿老小。
看他们的人生抱负:一个梦想“为君谈笑静胡沙”,期望异常之高;一个只能“日暮聊为《梁父吟》”,欲念相当之低。
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觉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颠沛流离,心情始终是相当郁闷和自卑。
看他们的终结追求:一个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扬九重万乘主”,是要入阁拜相,问鼎当朝的;一个眼睛向下,扎根泥土,辛勤耕耘,“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诗之外,他几乎再无其他了。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胜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做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余,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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