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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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蠲削烦苛，刑罚用稀。秦律的烦苛与残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之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敬天畏民，节俭安邦。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节省民力和控制社会的奢侈浪费还是极为有益的。　　　　
　　　　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分封了大批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很快就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刘邦用其统一后的余生与之作斗争，终于剪灭异姓诸侯王。但他错误地总结了历史教训，又分封大批同姓诸侯王，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富庶的土地与人口，也很快成为与中央抗争的地方分裂势力，严重威胁着刚刚建立不久的统一政权。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终于联合七国反叛，景帝采取果断措施，仅用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使分裂势力受到重创。七国之乱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与汉初以来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厌恶战乱的心理密切相关，是休养生息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景帝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第一，继续实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诸侯国的土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王，削弱其力量。第二，改革制度。王国官吏由诸侯自行任命改为由中央直接任命，并从名称上将中央官职与王国官职区别开，从而降低王国官吏的地位。第三，“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王国的统治权。通过这些措施，王国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统一的中央集权局面才真正形成。　　　　
　　　　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第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第二，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统治者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文景之治”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第一部分　黄帝战蚩尤——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第15节　张骞凿空

　　　　似乎人们有一种观念，好象中国人是封闭的、保守的。从来都没有出现像哥伦布、麦哲伦那样的伟大探险家。对这一点，梁启超在自己的《饮冰室合集》中就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反证，就是张骞凿空。　　　　
　　　　「第一奇男子」　　　　
　　　　梁启超把张骞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奇男子」，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班固在《汉书》中集记载：“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道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　　　　
　　　　西域，汉朝时是指甘肃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大大小小分布几十国，大致相当于今日新疆一带。本来西域各国大多臣服于匈奴。武帝为了彻底孤立匈奴，决定与它们联合。听说大月氏国（原在玉门关附近，后徙至今阿富汗境内）与匈奴有仇，所以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带一批人前往西域，想联合大月氏等国共抗匈奴。但张骞中途被匈奴捉住，一关押就十几年。后来他想法逃脱，辗转经过乌孙、大宛、康居等国而抵大月氏。那时大月氏已无心结盟，使张骞此行不得要领。在回国的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拘禁一年多，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归长安复命。　　　　
　　　　到了公元前119年，张骞又跟从卫青出击匈奴，他带领随从三百多人及大批物资前往西域。抵达乌孙后，又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诸国，宣扬汉朝的国威。公元前115年，偕张骞同乌孙等国使者数十人，返归长安。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自此打开。　　　　
　　　　司马迁的《史记》，把张骞之交通西域誉称为「凿空」，「空」即「孔」，意思就是开辟孔道。由于张骞的交通西域，使中国人得以由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各国而前往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它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尤以中国丝绸西运最具特色，所以今天称张骞通西域为「丝绸之路」之始辟。因此，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弘扬了汉朝的文明，而且带回异域的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今天，丝绸之路仍然吸引着络驿不绝的中外游客，继续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指汉代从中国到西方的交通大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在古代世界上，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锦绣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到中亚、印度。　　　　
　　　　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元光二年（前133年）以后，汉武帝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巩固西北诸郡边塞，又陆续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得以沟通西域。又从敦煌到盐泽（今罗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公元前77年汉兵攻克当道的楼兰国，更其国名曰鄯善，将其国都迁至以南扦泥城。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信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了中国。此后，王莽当政时和后汉期间，西域虽然几度因政局波动暂与汉廷短时中断关系，但商业往来并未受很大影响。　　　　
　　　　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汉与欧、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达300年，影响十分深远。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中国和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都依赖这条信道。通过它，中亚和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以及一些工艺技术（如制作金银器、绘画等）也传到西方。唐代以后，海运逐渐发达，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兴衰变化急剧，这条陆上信道的重要性与安全保障逐渐降低而趋于衰落。在元代，由于驿路畅通，又曾繁荣一时。　　　　
　　　　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国，是联系中国与西域乃至西方世界的重要信道。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等产品以及造纸术、火药等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其它地区，促进了世界其它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西方的产品和社会思想、技术等，也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的东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部分　黄帝战蚩尤——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第16节　北击匈奴

　　　　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从中可以得到借鉴。历史螺旋式的前进，往往导致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繁荣幸福，也有衰败悲伤，但大的趋势总是文明征服野蛮、人性战胜兽性的进化。中国一直处于蛮敌环视之中，甚至两度亡国。但中国人在逆境中决不放弃，历经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复祖宗的光荣。华夏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和中国民族精神之坚韧。中国的不灭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汉征匈奴即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现。这种精神也必在将来扫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证明。　　　　
　　　　与大汉为敌者死　　　　
　　　　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塞北的胡人也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匈奴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长城，将文明中国与塞外胡人隔开。但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虚渡河南下。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大败东胡与月氏，征服北边各民族，占领燕代之地，雄踞北方，与中国为敌。楚汉中原逐鹿甫毕，大汉刚立之际，匈奴攻取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二○○年，汉高祖刘帮领步兵三十二万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顿以骑兵四十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的计策，方得逃出。　　　　
　　　　此时汉朝甫立，诸侯未定，中央不稳，更无力与匈奴一战。秦虽统一中国，但仅存十五年，以致到汉初，商周以来的诸侯意识仍然很严重。异姓王（如韩信）和刘氏诸侯都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时有发生。且以战斗力而论，汉朝不敌匈奴。在古代的战场，战马简直相当于近代的坦克，而汉初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将相们只能乘牛车。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适宜于养马，养出来也大多不能作战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马匹众多，牛羊成群，其民从小学习骑射，战时全民皆兵，倾巢而出有数十万之多。汉军光靠步兵是无法与匈奴交战，雪平城之耻的。　　　　
　　　　汉朝嫁公主给单于，每年又赠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约为兄弟，试图柔服匈奴，但匈奴更为骄悍。大凡开化较晚的民族，必奉强权为尊，唯利益是图，谁拳头厉害服谁，服打不服理，强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认倒霉。匈奴的习俗，重少壮而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虽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饿死一般残忍，但在汉人看来也是野蛮之至。匈奴人无文字，靠口头约束。战时虏掠的俘虏作为奴婢，抢得财物尽归己有，作战时士兵颇为勇猛。匈奴经济落后于中土，又把汉的和亲政策看成软弱的表现，所以仍时常在边境抢掠。　　　　
　　　　汉目光远大，战略深远，积匈奴七十年之辱，而不贸然轻动，正可谓九世报仇，亦未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兴兵北伐，结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汉立七十年后，中央稳固，中国终于在实际上从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七十年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匈奴反戈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刘彻即位，一场对匈奴暴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打击即将揭开序幕。　　　　
　　　　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密云），＂杀略吏民千余人＂。车骑将军卫青等领汉军数万骑从云中出击，斩俘匈奴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收复河套地带，修复秦时蒙恬边塞。汉乃设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稍后匈奴单于以数万骑攻入代郡（河北省），杀太守并虏掠数千人，其右贤王也攻入朔方郡，杀略吏民。　　　　
　　　　元朔五年，大将军卫青以汉军十万出塞七百里，俘右贤王部一万五千。而秋天，匈奴又杀代郡都尉，虏千余人。元朔六年春，汉军十余万骑，再击匈奴主力，得首虏一万九千余级。匈奴屡遭重创，乃将主力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