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重本一抹思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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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界如此，而未来的世界呢？（五）正义社会：人类一旦由最有智慧、最有才华者领导，则应距数千年来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　大同世界　”或“　共产社会　”不远了。届时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甚麼？残酷的竞争应可摒除，但绝不会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流行。社会极可能受一种类似体育竞赛的“　公平规则　”　所制约，鼓舞人们竞赛的动力，可能包括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追求人们爱戴的荣誉感，以及为了获取应份所得的各种奖励（包括旅游、休假及其他物质奖品）等等。倘若上述分析有一点道理的话，在农业社会之后不是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吗？正所谓“　路漫漫其修远　”。那种“　重农抑商　”的主义在历史上虽有其必然，然而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吾人不是应该逐渐把它扔进历史的博物馆中吗？　“平原文明”与“海洋文明”比较农业社会既为全体人类所必经或曾经，则“　重农主义　”自非中国　196　的专利，而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曾流行於一时。那麼，为甚麼中国的小农自然经济传统悠远而深固，中国的“　重本抑末　”思潮流长而盛行？看来这同中华文明所由诞生的地理环境及民族性格不无关系。历史唯物论向来重视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指人生产物的物质生产方式，尤其指人生产人的人类自身生产方式，只不过后者的重大作用往往要数万、数十万或上百万年才能被显著地看清楚。而小至家庭，大至民族、种族，均与人生产人的方式及其影响密切相关，各个民族又均长年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正如历史发展除必然的规律之外，往往会受一些个人性格所影响一样，不同民族在参加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一定会打上其民族性的烙印。因此，吾人在研究历史时，既要考虑到历史发展必然性（客观规律）和偶然性（个人作用），也要兼顾介於此二者之间的民族、地理诸因素。世界上有难以计数的民族，但如以其所居的地理条件论，似可归纳为平原民族、海洋民族、游牧民族、山地民族等等，而且地理环境对各种民族的性格肯定有不小的影响。一般来说，平原民族多居於河川附近，自古以来以经营农业为主，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的东方四大文明即属此类。其民族性呈现勤劳、忍耐、固守等特点。海洋民族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后来西欧一些国家的居民，其特点是开放、进取、冒险。游牧民族在欧、亚洲都不乏其例，中国北方在历史上常受其威胁，如匈奴、突厥、契丹等等。其民族性的特点是骠悍、粗犷、豪爽。至於山地民族，如尼泊尔的廓尔喀人等，其民族特点是骁勇、执著、忠诚。本来世界早期的文明中心主要在亚、非二洲，起源於大河附近，被称为“　河川文明　”，或发展为“　大陆文明　”。其经济以依赖河流灌溉的农业为主要产业，反映农业生产是继狩猎、畜牧之后的重要经济部门。但平原的农业文化虽利於耕稼，却呈现另一种特点：从事农　“重本抑末”评析　197　业以为生计者，全部心血都倾注於土地上，其命运端赖一年一季或两季的收成。他们很少迁徙，至少要等播种后的收成到手才能走，更多的是世世代代为改良土壤、增加收获而在忙碌。因此，河川流域的居民虽然勤劳、忍耐、安土、乐业，但也不无保守、闭塞、孤立等习性。而植根於大陆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思想文化，也往往呈现稳定、固守甚至僵化的特点，广大平原人口的绝大多数自是终身务农的居民。中国古代专制集权制度的长期性、顽固性，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应与此有著密切的关系。反观希腊、罗马等西方文明的渊薮，由於他们濒临地中海，缺乏源远流长的大河，因而被称为“　内海文明　”，后乃发展为“　大洋文明　”。这种文明属於商业文化，便於贸易，因此其民族性偏於进取、冒险。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他们的财富往往全部系於船上，只要能发财致富，船到哪况，哪况就是“　祖家　”。这就不难理解，导源於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商业、航海传统，如何藉美洲新大陆与东印度航路的发现，缔造了今日欧、美的资本主义文明；而比地理大发现至少早半个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对於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并未带来甚麼实质性的变化，其后朝廷依然厉行海禁，使国家犹如死水一潭。由此也可以看到，奉行“　重农抑商　”的民族，在人类历史竞赛中，一度曾居於领先地位，但中途却逐渐落后，需要改弦更张。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最后堡垒同为古代东方文明的发源地，虽然较之近代欧美都显得有些落后，但中国和埃及、巴比仑、印度等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北非、西亚、南亚那些大河流域的文明比较早就衰落了，它们自身并未随著历史发展而同步行进，反而因为内乱、外侵而削弱乃至停滞不前。只有中国在东亚的广大平原，在整个古代一直保持并发展了闻名全球的　“　河川文明　”，从而成为世界农业文化的最后堡垒。　198　在中国，古代的文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号称“　以农立国　”。那种“　男耕女织　”的田园式风光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的象徵，其基石则是充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为了自给自足，一定要“　重本　”；由於自给自足，必然会“　抑末　”。所谓“　本　”、“　末　”，是春秋战国以后对经济部门的一种划分。《盐铁论．本议》说：“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　”。　“　本　”即“　本业　”、“　本务　”或“　本事　”，指农业（包括家庭纺织业）；“　末　”　指“　末业　”，或又作“　末作　”、“　末事　”、“　末产　”、“　末生　”，指商业流通及一部分奢侈品生产（后扩大为整个工商业）。战国时，魏李悝认为“　农伤则国贫　”，“　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这况的“　禁技巧　”即　“　抑末　”甚明。后来商鞅明确提出“　事本禁末者富　”，《管子》作者则主张“　务本而去末　”。韩非，更将整个工商业都归入“　末　”的范围，要求“　困末作而利本事　”，“　趣本务而寡末作　”。到了秦、汉，“　重本抑末　”或“　强本弱末　”、“　重农抑商　”便被中央王朝正式确定为国策，并沿袭两千余载。长期以来，历代王朝进行“　重本抑末　”政策，对农业发展固起了很大作用，有利於民生安定、统治稳固，但却有害於工商业的发展，所以也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如东汉末王符认为“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　”（《潜夫论》）。宋叶适提出“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习学纪言序目》）。清王源指出，　“　本宜重，末亦不可轻　”（《平书订．财用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则主张以迷信、倡优、奇技淫巧等“不切於民用”的行业为　“末”，一概禁绝，“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可是由於工商业长期被官府视作“　末　”或“　奇技淫巧　”，而加以“　抑　”乃至“　禁　”，所以中国古代虽有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却远远落后於欧、美各国。　“重本抑末”评析　199　这况有一个问题须加辨析：为甚麼中国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出现过“　重农　”的思想、学派或政策，但它对各自发展的影响却迥然不同呢？除了前述民族特点的不同外，这应与东、西方历史进程的不同情况有关。古代希腊、罗马虽不乏主张重农的学者，但他们充其量相当於战国时的农家学派，其思想理论均未被明订为国策。“　重农抑商　”　在中国是公元前221年秦确定中央集权制以后，才定为王朝基本政策的；类似情况在欧洲，即重农主义的盛行，则发生在公元十八世纪专制的法国。二者相差几近两千载，且都和中西封建割据消灭、中央集权形成的历程密切相关。历史表明，中国之消灭封建割据、加强帝王集权、形成统一国家、比西方各国要早得多。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六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大国体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模式，但也成了中国商业、资本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在西方，直到中世纪末，才出现消灭封建割据的趋势。这时，建立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不仅是国王、而且也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由此，可见东西历史的不同特点：中国早就消灭封建割据（虽然后来有反覆），经常保持大国状态，高度实施中央集权，长期进行重本抑末；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君主刚想加强集权，资本主义已经兴起，王权迅即式微，重农主义很快走向没落。　重本抑末与中央集权制相辅相成如上所述，无论古代中国或欧洲一些国家重本抑末的实施或重农主义的盛行，都与统一集权国家的形成、巩固密不可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看得清楚。从先秦历史进程看，由分治而统一成了中国历史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势。传夏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商汤时，诸侯朝者三千；周武王伐商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春秋时见诸经传的封国，尚有一百七十余；及至战国时，大小国家只剩下二十余，其中　200　较强者仅七国；最后，终至由秦统一了全国，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之强大、顽固，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在历代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切权力归於皇帝，全国武装由朝廷直接指挥，全国经济受官僚垄断，全国统治思想亦由中央决定。以统治思想而言，在秦代以法家治国，西汉初行无为而治，汉武帝后则独尊儒术；从经济政策来看，则秦、汉以降均确定为重本抑末。本来先秦诸子百家中有所谓农家（许行等），但其思想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相反，力主“　重本抑末　”的正是同样主张实行君主集权的那些人，即法家管仲、商鞅、韩非等。他们的政治主张推动了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他们的经济主张则导致了重农抑商国策的制订，可见中央集权与　重本抑末实有难解难分之联系。在后来长期历史发展中，重本抑末政策更与中央集权制度紧密配合、相辅相成。重本抑末保证了农业社会基础的稳固，使广大农村长期保持安定、固守的状态，农民长期处於贫穷、落后、愚昧的境况，从而利於历代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而中央王朝又一再大力推行重农抑商，进一步加强了农业文化的保守性，使中国经济千百年来几乎停滞不前、一成不变。对於秦朝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史家向来多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视之为中国历史的主流，甚至有的把它当成中华民族的骄傲，唯笔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持肯定见解者多半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辉煌文化和中央集权加以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其实吾人若对历史细加分析，即可发现此种结论大谬不然。试观中国的重要典章、制度与艺文，在周代时业已灿然大备。春秋战国时已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商业贸易也颇繁荣，后来秦汉以降各朝大行“　重本抑末　”，农具数千年未变，商业发展一直受到阻挠。先秦时学术思想何等活跃，堪称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自汉　“重本抑末”评析　201　武把儒术定於一尊后，中国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即大受桎梏。作为中华民族象徵的长城，在秦以前已经兴修。都江堰等重要农田水利工程，有许多都修建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　文房四宝　”的笔、墨、砚、纸，前三者在战国已经发现。至於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最迟在战国已经出现，火药的发明应归功於炼丹术士，造纸法、印刷术虽然发明稍晚，但未必一定是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诚然，自秦代奠定中央集权制以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不是没有发展，但这种发展实在太过缓慢了，而且主要不能归功於中央集权制。因为在一些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经济的发展比起一统时并未遑多让，如六朝时江南一带的大力开发，五代十国时代南方经济的普遍繁荣，南宋时海外贸易之兴盛，这些在历史上均有定评。如果说中央集权制有所贡献，更多地表现在统治术的改善方面，包括厉行保甲制与严刑峻法、篡改历史文献和消灭前代痕迹、发展避讳之学和鼓励歌功颂德、加强君主集权和大兴文字之狱，等等。不错，人们通过考古发掘，确曾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物，但其中主要乃皇帝宫殿或贵族陵墓中的奢侈品。它们和隋炀帝为个人享受而下令开凿的大运河，以至帝皇、贵族的木乃伊，哪一项不浸透著万千奴隶、农夫、工匠的血、泪、汗？！总之，重本抑末政策造就了中国独一无二的“　大一统　”和“　中央集权　”，形成了上层的极端奢靡和下层的极端贫苦。对於这种长期压得中华民族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历史包袱，难道可以不加分析地予以歌颂并引以为荣吗？重农抑商加剧全民族的两极分化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严重而又深远的。由於它与中央集权制的相辅相成，确保全国永远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并使之受国家官僚机构的垄断。所谓以农为本，主要是发展粮食生产，形　202　成一个全国亿万民众“　搞饭吃　”，使中国民众满足於“　有饭吃　”的局面。历代统治者都习惯於认为中国老百姓所需颇低，但求温饱而已，政府的责任端在使农业维持一个好年成，因此农村最广大的居民几无商品消费可言。结果不仅被列入“　末作　”、“　末事　”的工商业长期受抑制，而且农业本身也一直停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唯其如此，方能理解为何在中世纪同属自然经济，西方分散的封建主庄园后来却较快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而中国农村却千载如斯、一成不变，盖中国的商品许多都由官方专卖以供皇室、达官们作为奢侈享受用，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水平一直处於极低下的程度。在重本抑末的国策支配下，不仅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