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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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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任何权威成分，反正各人的体验不同，适用於前人身上的不见得便适合今天的我们。至於圣经的启示性，基要主义者秉持传统的看法，认定启示是一件历史的事件，上帝向人说话经记录而成为圣经，故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这不同於自由主义者，他们视启示为人在读圣经时所产生的主观感动，就如我们观赏一朵花、一片树叶，也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灵感一样。故启示是个人的、当下的，而非历史性的：圣经在其中不过发挥催化作用。
5．基要主义的成败。
在自由主义神学泛滥成灾之际，基要派奋起为传统信仰辩护，其志当然可嘉；不过，多数教会史家都认为基要主义打了一场失败的仗。在宗派和堂会方面，他们无法在美国北部任何宗派中取得优势，促使原属宗派接纳他们的信仰。而在学术研究方面，自由主义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甚至连长老宗作为保守派神学最後重镇的普林斯顿神学院，在二十世纪初也告失守，1929年，秉持基要派信仰的教师被迫离校，另行创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Theological Seminary）。
事实上，由於基要主义太过强调与自由主义抗争，放对一切自由主义所肯定的现代思想皆持反对的态度。他们有强烈的对抗和战斗的色彩，意气成分甚重，许多时在批评某些新观点以前，还未曾深入了解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例如，他们恒常诉诸个人的情绪反应，视进化论为洪水猛兽（其实进化论并非主张人是由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猿猴演变出来的）；他们也一并反对所有与进化论相关连的自然科学，诸如生物学、地质学、地层学、古人类学等，宣称地球只有四千零四年的历史，因而往往给人一个无知与封闭的印象，甚至成为给人取笑嘲弄的对象。此外，他们对社会和文化采取消极防范的立场，主动放弃在学术世界和社会事务上的参与和发言权，这亦等於自绝公开见证信仰的机会，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因之减少了。
另一个悲剧是，在美国有不少奋兴布道家打著基要派的名义混迹江湖，到处招摇撞骗。他们以反智的口号来掩盖个人的浅薄无知，用庸俗的奋兴技巧来鼓动信众，诉诸简单的情绪反应；他们甚至禁止信徒运用理性来分辨其说法，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结果便制造出不少属灵偶像来。就算这些人并未沦落到传讲异端邪教的地步，他们吸引大量盲目的追随者，获得大量的金钱奉献，也很容易在道德人格上给腐蚀掉。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开始直到今天，奋兴布道家将信仰庸俗化，制造出大量教会丑闻的事件，可以说是？
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八十年代末期，美国就有好几位著名的电视布道家被揭发在私德上犯有严重罪行。当然不是所有奋布道家都必然沦落为神棍，但我们可以确知一件事：任何人若是不带条件地批评教会追求知识、忽略灵性，宣扬反智思想，他们就是在拆毁教会赖以防范异端邪说的机制，而结果将是让那些既没有知识却伪装有灵性的人霸占教会。二十世纪初有不少这样的自封基要主义者在教会往来，制造事端，基要主义的名声自然被严重地玷辱了。
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为止，自由主义无论在教会抑或社会，均占压倒性的优势。
IV．福音派的四起。
A．战後福音派的崛起与发展。
基要派在二十和三十年代遭遇一段受歧视与排挤的日子。而在四十年代开始，有保守派的教会领袖呼吁放弃过去故步自封、划地为牢的做法，要将基要信仰重新打进公众社会与知识世界。他们拒绝基要派这个已带有许多负面含义的名称，改称为＇新福音派＇（New Evangelicals）。他们一方面在信仰上恪守传统教义，尊崇圣经的权威：但另方面在学术知识上争取受人尊敬，对社会事务积极关怀和参与，并且加强福音派的互相合作与联合见证。
1940年，＇全美国福音派协会＇ （Nantional Association ofEvangelicals）成立，这是促进福音派信徒在社会上作联合见证的一个联络组织，协会的官方刊物《联合福音派行动》（UnitedEvangelical Action）大抵可以反映他们的目标。卡尔亨利是其中一位发起人。
1949年，美国福音派神学家成立＇福音派神学学会＇（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努力在神学研究上作出建树。
如前文所介绍的，除了独立宗派与堂会外，在英国福音派的主要组成分子是圣公会的低教派。司氏、巴刻、基连（MichaelGreen）都是圣公会福音派的重要人物。
B．福音派的身分与信仰。
毫无疑问，福音派神学承传自二十世纪初的基要主义，特别是在对圣经的权威反对传统教义的执著方面，两者几无二致。它们的主要分别是在於对真理的辩护形式，及对社会和文化的看法。而在信仰内容上，福音派信仰有四个重点。
1．福音派信仰的四个重点。
圣经的权威与充分性：福音派确认圣经的绝对权威及其全备性。圣经中已有上帝充足而全备的启示，故毋须另找启示的来源。他们拒绝相信人类经验（历史）是上帝启示的另一种形式。人类历史有值得参考借鉴的地方，但却不能将人类的经验提升成为上帝启示的一部分。
福音派不会如基要派般详细列出甚麽是他们得坚持的教义，却将圣经的权威地位视为最重要的坚持。
耶稣基督代赎的独特性：福音派强调耶稣基督救赎的独持性。耶稣基督不是人类各个宗教众先知的其中一位，他与佛陀、穆罕默德、孔子等属於完全不同的层次。耶稣的教训不仅旨在导人向善，而且指出人本身不具备向善的资源和能力。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除它以外，别无救法。这无疑是很霸道的主张，但却是福音派必须坚持的立场。
事实上，福音派在这一点之上是师承二十世纪初的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的，他们一方面否定自由主义对人盲目乐观的思想，另方面亦强调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个人悔改的必须性：基督教信仰不仅是一套理论知识，让人洞悉人生的智慧，而且是要改造人的生命。它不是要在人既有的宗教知识上再添加一种，而是要拆毁人从前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要在人的生命中促成一场巨大的革命，关乎人的思想行为及生活的每个层面。个人亲身的经验在信仰中有不能被替代的位置。
福音派不仅重视客观真理，更重视真理的内在化与主观化。有人（如 Stanley Grenz，维真学院的神学教授）甚至主张，後者才是福音派的真正定义呢！若看大多数福音派教会讲坛所传讲的信息内容，我们大概不能反对这个说法。
传福音的必须性、合宜性与紧急性：福音派的第四个特徵是强调传福音。这不是广义的将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乃至争取民主、人权、自由，统统视作传福音，却是指狭义的直接宣讲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不是要建设香港、释放民运人士，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徒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除传福音外别无可恋，一切皆视作不重要；尽管传福音是至高无上的关怀，基督徒作为人仍有其他追求的目标，也应理宣气壮地拥有其他关怀。如此，我们毋须将其他关怀提升到福音的绝对位置，认为要非如此，其他关怀便无法拥有合法的地位。人生有许多次要关怀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读书、工作、结婚、生育子女、置业等个人层面的需要，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公义、现代化、环保等集体层面的理想，它们在人生自有其合法的位置，基督徒可以光明正大地追求它们。不过它们总不是福音，亦不能取代福音的位置。这个世界需要福音，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是人类唯一的拯救。
2．福音派运动的特徵。
跨宗派运动：福音派运动基本上是一个跨宗派运动，福音派信仰亦凌驾於各个宗派传统之上；一个人不管是属循道会、播道会、浸信会、圣公会抑或宣道会，都可以同时是福音派的信徒。对华人教会而言，由於宗派传统观念向来淡薄，信徒甚至牧者大多都不关心（也不认识）自己的宗派背景，放他们对＇福音派＇ 这个名号的认同，也许较其对所属的宗派还大呢！这种对福音派身分的认同，正是前面提到的福音派普世主义。
在主流的宗派理：因著福音派信仰的跨宗派性质，福音派信徒可以存在於任何一个主流宗派之内，毋须自立门户。譬如说，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非常活跃，不少青少年人在其主办的活动中接受基督教，也接受福音信仰，但他们却在不同的宗派及堂会中聚会。不过，华人信徒特别喜欢另起炉灶，自立新的宗派，故今天也有不少没有甚麽宗派背景、纯粹标榜福音派的堂会存在。
普世性运动：由於强调传福音与关心社会，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突破堂会的藩篱而进行，因此福音运动里多数的事工都是由一些福音机构推动；而成立新的联络或事工机构亦往往是谋求跨宗派或超宗派合作的重要手段。因此，福音派建立了好些普世性的组织，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普世性信仰运动。
3．福音派与基要主义的分别。
福音派在尊重圣经权威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圣经研究。他们并不回避圣经批判学及各种对圣经诠释的理论和结论，但却指出圣经批判学本身有其前设，并非如其宣称般的客观或科学。譬如说，十九世纪不少自由主义的学者否定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奇事为虚构，并非在於他们凭任何科学方法证明了神迹的不可能，而只是他们按照实证主义的前设，把一切超自然的记述排除出研究范围之外，甚至进而否定其在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吧。而在二十世纪初，那些历史批判学者在发现同一卷书有两段似乎不全谐合的经文时，他们的做法往往是无限夸大这两段经文的差异，并主张它们是各源自不同的传统——反正他们一开始便认定圣经只是一个大杂烩，故任何一卷圣经都有十来个不同的传统在其中。福音派学者接受对经文作历史的、文体的、形式的、修辞的批判，但却要指出这些批判有其本身的前设甚或信仰。
同样地，福音派对神学研究持较宽广的态度，不会自设门墙，拒绝与不同传统的人沟通对话。他们相信真理是经得起学术的考核讨论的，若是在辩论中失败了，该负责任的仍只是辩论者而非真理自己，并且这将策励他们继续努力从事研究工作。无论如何，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合宜态度，不战而退、自行弃械的做法更是要不得的。我们看到近数十年来，有大量具福音派背景的信徒在那些自由派的神学院（或大学的神学系）毕业，可以说，福音派对别的传统的了解，远较别的传统对福音派的认识为多。再者，在神学讨论上，福音派亦愈来愈具自信，逐渐减少那种抗争性与护卫性的态度，可以较持平地检视自己与对手的强弱得失，取长补短，丰富自身的传统。
如前所说，福音派对社会与文化持较正面的态度。虽然他们并不相信人有能力在地上建立天国，亦不认为社会服务或政治改革便等於福音的传递和彰显；但是，他们却同意基督徒在领受福音使命的同时，亦承担了一个文化使命，故对所处的世界及其内的人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在救济和一般性建设（教育、医疗）事工上有颇多贡献；惟是在对制度改革与暴力革命的问题上，他们仍无法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他们往往也苦於缺乏社会分析与策略厘订的理论工具。
C．突出人物。
富勒（Charles B．Fuller，1887－1968）：美国浸信会的电台布道家，努力改变公众人士对基要派的负面形象。他是富勒神？
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7）的创办人之一。这所神学院被誉为福音派承担社会和文化事务的一个典范和象徵。
葛培理（Billy Graham； 1918－）：一位出色布道家 。1948年成立＇葛培理布道团＇（Billy Grabam EvangelisticAssociation）。一年後在罗省召开怖道大会，一举成名；其後被邀请到全国各地乃至全救作回布道，效果极佳。在他的推动下，1966年在柏林召开了世界福音会议。
卡尔亨利（CarlF．H． henry， 193－）：福音派重要神学家，於 1956年创办《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ry Today），这是美国福音派的喉舌，以此抗衡自由派的两份刊物：《基督教世纪》（TheChristian Century）和《基督教与危机》（Christianity andCrisis）。卡尔亨利也是柏林的世界福音会议的主席。他的著作甚丰，最重要的是《神、启示、权威》（ God， Revelation andAUthority）。
D．联合性事工。
柏林福音会议：1966，在葛培理及卡尔亨利的主持下，来自一百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在西柏林举行的一次国际宣教会议，主题为「一个种族、一个福音、一个使命」。会议重申教会对传福音作为教会最主要的职事的承担。其後各地方纷纷召开地区性宣教会议，包括新加坡（1968）、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和波哥大（1969）、澳洲（1971）。这次会议亦促使了1974年洛桑会议的召开。
洛桑会议：1974，来自一百五十国家的三千名代表，出席在瑞士洛桑由一百四十二位福音派领袖所共同召开的福音大会，会议主题是＇让全地听他的声音＇。如前所提，司徒德为大会主席，葛培理为名誉主席。会议旨在为福音工作建立一个稳固圣经的基础，以圣经的立场面对世界问题，及表达出福音派教会间的团结和合作。会议且通过了一份信仰宣言：《洛桑信约》。整个草拟过程如下：会议召开前，大会要求每个发言人首先呈交讲稿，然後根据讲稿制定《洛桑信约》的初稿；会议期间成立信约起草委员会，司氏担任主席。经他们修改後，成为信约的第二稿，在大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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