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历史也疯狂-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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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三”“山”可能同音为这个“转化”最后一锤定音，“三”就是“山”，对“山”的崇拜进入到数目“3”的崇拜。普通话中“三”（san）“山”（shan）稍有差异，但是还有比这个更接近的，在我家乡嵩县“三”“山”同音同调：“san”。　　　　　
　　　　其实我还有一个怀疑，就是“三”崇拜另有根源。亚当生育了三个儿子，挪亚也生育了三个儿子，尤其是后者被认为是人类的再生祖先，具有非常的神圣意义，一般认为挪亚方舟也是三层的，所以“三”就会具有神圣的意义。甚至我偶尔会想，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三皇”很有可能就是挪亚之子：雅弗、含、闪。


第三部分　运气第20节　“大胆假设”与时代

　　　　拉尔夫根据墓室的结构提出了“喀喇昆仑山三角区”的大胆假设，实际上这个三角区不仅把K2包围进去，同时把兴都库什山的东段和喀喇昆仑山的西段全部纳入同一地理概念。　　　　　
　　　　拉尔夫在书中第165页论证了K2恰好位于这个三角区的中心点，并且它可能正是“知识的神殿”的最好落脚点。拉尔夫站在K2峰上断言：“在喀喇昆仑山脉的所有山峰中，K2的形状与金字塔最为相似。不仅这座山峰的底座出人意料地呈正方形，而且还有四条主要的山脊向峰顶延伸，这与大金字塔的情况一模一样。此外，这四条主要山脊显然指向地图上的方位基点，它们甚至被标上了西北、东北、东南和西南等方向。”①读到这里我在心里打赌，假如他们的方向恰好与埃及金字塔的方向是一致的偏转，我就接受拉尔夫的观点，拉尔夫及时地为他赢得了一个新的拥趸，因为他接着说：“因此，K2这座山峰是用指南针上的方向进行定位的，这与大金字塔的情况也完全相同”！　　　　
　　　　是啊，为什么古埃及的金字塔一定是四方锥体呢？它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形状呢？难道只有方形才是最容易建筑或者最稳固吗？假如不是的话那么埃及人一定是因为崇拜某个天然巨大的方锥体。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模仿了这个四方锥体的K2呢！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体巨大而呈现白色的方锥体，什么东西被赋予过神圣的含义？惟有中国西南那片神圣的土地承受了那么多“白色女神”的青睐。假如在那里点清8000米以上的山峰还不算困难的话，那么点清7000米以及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数量多得一般人无法准确统计。青藏高原的高山之林作为古埃及人的崇拜之源是完全可能的。神秘的西藏、古老的西藏、独特的藏文化，我敢说那里还有许多的秘密在等待着人们去揭开。那里绝非只有地理风光，在远古时代那里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神秘地带。　　　　
　　　　拉尔夫挑选K2作为他研究的核心点可能是有道理的，除了上面所列的理由之外，K2周围的环境与吉萨高原的金字塔也很相近，包括那三个小金字塔实际上是对K2同样方向上延伸的一些小山峰的模仿；尤其让人信服的是，K2周围的大山沟形成的道路恰好在吉萨高原上基本被同样再现，按照拉尔夫的话就是：“两座‘建筑’之间的相似性是如此惊人，仿佛K2被连根拔起，安放在了吉萨高原上，他们简直完全相同”。拉尔夫不惜略显啰嗦地强调：“知识的神殿”或者古埃及人的神祗所在就是K2或者K2的周围。　　　　
　　　　拉尔夫与我一样常常担心人们一时不能接受新观点的事实，他说：“必须撇开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去探寻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实质上他是在说人们在探寻上古秘密的时候必须大胆假设，因为运用传统的方法人们已经穷尽可能而至今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远古文明至今在全球人类知识中保持着神秘的面纱。这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是人类的耻辱。要想找到或者接近真正的答案，必须抛弃传统做法，另辟蹊径，想人所不敢想，质疑传统之不可能，庶几可以接近实质上的可能。　　　　
　　　　2004…04…18初写　　　　
　　　　2004…10…19修改


第三部分　运气第21节　黄金·海贝·玉

　　　　这三种东西排列在一起的分量特别重。它们在今天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些东西已经离我们普通的生活而远去，现代人连黄金首饰也不屑于戴，我们更多地开始与电子产品亲近，连钱都变成了电子卡。但在古代这三样东西却举足轻重，很可能牵涉到整个地球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命脉。　　　　
　　　　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其实不是偶然的，我关注它们很久了，但是有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却是最近几天的事情。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属于黄金文明，中华文明属于玉文明，这不绝对，但它们确实有使用量上的多寡区别。难道这个区别就这样割裂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纽带？它像一个结让我困惑了许久。“解铃还需系铃人”，最终，还是他们三者解开了他们之间的神秘联系。　　　　
　　　　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海贝把东西方文明联系了起来。　　　　
　　　　并不缺乏黄金产地的中国在先秦的考古和文献中鲜见黄金，多见玉器。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还是一种主动的审美价值取向？我认为，上古时代很可能长期存在着一种海贝换黄金的习惯。换句话说，“西方”（中东地区）很可能有组织地拿海贝来换取中国地区的黄金，并且他们之间有广泛接触的文明痕迹。　　　　
　　　　以良渚文化为例，这里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地处长江下游，玉器是这个文化的主要特征，其雕刻工艺达到了无以想像的精美地步。这里是中国玉文化之集大成者。玉，归根到底是一种石头，石头雕刻工艺正是古埃及最拿手的一种工艺。古埃及也不缺乏对于玉器的征集，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记载他们到处去采掘玉料的史实，玉对他们也是宝贵的；但那不是最宝贵的，埃及人第一看重的是黄金和宝石。　　　　
　　　　与此同时，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有“民不藏金”之说。谁是“民”，谁是“官”？这个传说的起源在哪一代？事实是，在具有炼金能力以来的上千年间，商周时期里黄金竟然没有流行起来。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强力人为因素改变了自然的选择和自然的格局。难道生活在中国的统治者也依然是“民”吗？　　　　
　　　　尽管对于“金”什么时候成为货币出现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比较一致的是中国商周开始就有金器出现，只是量小而已。　　　　
　　　　对于贝币在先还是金币在前，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这个短文里讨论这个并没有意义，我认为“贝”比“金”先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因为它出现的时代早于“金”。我还倾向于认为海贝不是一种普通具有流通价值的货币，它还附带了其他神圣的价值，否则中国就不会有另外一种衍生出来的特殊的古代文物：储贝器。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件青铜器并非一般财力可为，而使用“储贝器“来专门保存一些海贝，可见海贝为重中之重，其神圣意义也可见一斑。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储贝器”其实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时的海贝已经渐渐退出普通流通货币意义，成为单纯具有极高收藏价值的珍贵古物——但非今天意义的文物。　　　　　
　　　　从仰韶文化一直到三代时期，均有广泛使用海贝陪葬的习惯，从殷墟到三星堆，如此广大区域内都把海贝作为隆重的祭祀性礼品。并且越是重要人物的坟墓越容易发现有海贝。这个小小的海贝决非平常物品。我们真得问一问，海贝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在某些区域伸手可得的生物不仅与黄金等价，甚至比黄金还宝贵，它们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第一特殊是，这些中国墓地中的海贝产地多与中国相距遥远，并且以印度洋中的阿拉伯海一带为盛①，最远可达南非。第二特殊的是，这些海贝不是普通的生物，它们是一种信物，是一种承诺。第一个特性造成了物以稀为贵，自然逐渐可成具有特殊价值的货币；第二个特征可以使其进入崇拜行列，跃升为祭祀神品。要符合这第二个特征，只能这样推测：中国确实曾经是中东或者非洲某国的殖民地，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红海沿岸，并且集中注意那些善水民族。　　　　
　　　　本来我们只能从这遥远地方的物品在中国腹地的出现作为两地相互文化交流的一个简单证据，但海贝在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神圣性”，不得不让人想起古代常说的“赐贝”、“取贝”等事件可能就发生在中国和中东之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海贝并非无限自由拾取，它是定量的，它因为路途的遥远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而影响中国地区的经济混乱，同时它是“换取”的：拿黄金换取海贝，并且必须交出黄金才能换取海贝似乎是一条铁律，“礼崩乐坏”的春秋之前是个道德社会，不可能对其中的规矩提出质疑。假如海贝真的来自这样一条途径，其实海贝就不可能仅仅承担货币的职能，每一枚货币上面承担着当时完全清楚自己故乡所在的人们对于“西土”的敬意、对祖先的崇敬，海贝寄托着中土人们对故国的绝对服从和无限思念。　　　　
　　　　在古埃及灭亡时，曾经有上千吨的黄金被亚历山大运到古希腊。那么埃及这个国家到底黄金储量和自己生产力之比如何就是个问题。实质上埃及这个大量使用金的帝国基本上不产金。中国的黄金矿储藏量有多少，从哪个时代才开始大肆采掘也需要考察。商朝已经出现金器，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此时已开始炼金。中国既然不缺乏黄金矿，我们就要问古代中国为什么居然不是黄金流行的国度？换句话说，黄金有那么多的天然优越性弃之不用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它真的应验了中国人的“民不藏金”的古训吗？如果中国是“民”，那么谁曾经是中国的“主”呢？　　　　
　　　　中国古代生产的黄金假如必须“交公”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只能发展一种中东人还不十分看重的玉了？　　　　　
　　　　我设想，中国的黄金之于玉，正是西方王杖之于鼎。并且这个分别或者有意的等级出现是在早于或接近三代时期，这两个现象其实也不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重新回到海贝的话题。在流传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方面看，我绝对不相信海贝到达中国是一些商人的个人行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组织的、双方有约定的政治行为。但是我不敢肯定的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会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发生种种微妙的变迁，这包括它们的运输、使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之外的价值转换。　　　　
　　　　哪天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先秦墓地中海贝的产生、运输、使用和分布问题，我想就基本上可以给“中国文明起源”盖棺定论了。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就下定论，不仅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是愚蠢的，归根到底是不严肃、不科学的。　　　　
　　　　2004…04…22初写　　　　
　　　　2004…10…19修改


第三部分　运气第22节　“7”=“十”

　　　　假如说近几天来最震撼我的发现是什么，我可能要拿这个“十”字图片。在这张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汇集中，我们熟悉的“十”字，或者说宗教的“十”字符号，它的意思并不是“10”，而是“7”。我原是不懂甲骨文的，最近翻看甲骨文证实了这一说法。今天中国人连小学生都知道“十”=“10”啊，这是怎么回事？可见商朝之后与今天的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严重断裂。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因为这个“十”字自新石器时代就在中国广泛出现，这说明了许多重大的问题。　　　　
　　　　我们以往只知道中东以及西亚、中亚地区有“七”崇拜，其实看来在中国自古同样有“七”崇拜。张光直先生与李济先生在谈及中国史前考古时都曾经说过：“为何有的数字（如7）频繁出现，而别的数字（如1、3、4）很少，有的数字（2、6、8、9）却根本未见”①，这足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是很崇尚和流行“七崇拜”的。反而到了后来，中国人不仅忘记了“七崇拜”，并且完全否认了这个历史。最彻底的表现在于中国人今天已经把“7”（十）当成了“10”。这个变化发生在什么时期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可能可以揭示出中国的文化大变革大约发生在何年何月。　　　　
　　　　为什么说这个“发现”非同小可还有一个意思。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与“十”的纠缠，所以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中国人揭开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它对中东的文化研究是否有价值呢？中东人自始至终都了解这个秘密呢，还是他们也像中国人一样，由于时间的久远有关符号发生了一些变异，导致了“7”与“十字架”的最终分离呢？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无疑知道中国人远古有“七崇拜”联系到中东是个令人兴奋的事情。


第三部分　运气第23节　牌坊是怎么立起来的

　　　　牌坊一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它在现代人看来更多浸染了妇女的血泪，因为在中国的牌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表彰高官厚德，另外一种则是为了颂扬节妇烈女。一旦能够以牌坊来昭显其贞节，则这样的妇女一定经过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人生苦难。　　　　　　
　　　　牌坊这东西在中国似乎南方兴盛于北方，北方其实应该也不缺乏，但是叫法多为“牌楼”。总体今天在长江下游地区更多见，安徽地区有最大的牌坊群。这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呢？中国西北地区比较少见这个传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中国东部与南部地区接受了一个近似的文明体系，这个体系里包含了牌坊文化，其来路应该是走东南亚通道。　　　　
　　　　牌坊的来源以及名称都是我好奇的。查《辞海》中的“牌坊”：“中国古代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一般用木、砖、石等材料建成，上刻题字，多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或街路口。在建筑上起到入口标识、行进导向、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其内容多为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教，如功德牌坊、节孝牌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