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八十年代-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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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　　　　
　　　　“错批一个人，误增几亿人。”这是学界对当初批判马寅初的反思。八十年代至今，“计划生育”的口号频繁见于各种报刊以及城乡街头宣传壁、宣传栏中。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二胎的，经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准生三胎。对经多次教育仍不按计划生育办的，应实行必要的经济限制，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给以奖励和照顾。　　　　
　　　　对于崇尚“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来说，“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无疑真的是革了“老祖宗”的命。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绝对是世界上最传奇的一场运动：超生游击队、独生小太阳、娶个农村女孩、以钱换准生证、Ｂ超窥照胎儿性别等对付“计划生育”的怪异举动层出不穷。“计划生育”给中国家庭带来最大的变化是，核心家庭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主要形式，家族内部关系的简约给了中国更快融入现代社会模式的可能，而另一方面，那些“老一代”仍然在祈祷上天能送给一个品质优良的孩子——而且最好是男孩。


八十年代的流行词汇遗落在岁月烟尘里的言语（2）

　　　　承包责任制　　　　
　　　　１９８０年开始，一些工业企业为了完成对国家上交利润的任务，借鉴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开始了工业经济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并于１９８２年以后逐步推开。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形式多样：保上交国家利润、保技术改造任务，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两保一挂”；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微利、亏损企业的定额包干和亏损包干以及石油、煤炭、冶金、有色、铁道、邮电、化工和民航八个部门实行的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企业与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不管何种形式的责任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是其基本形式。　　　　
　　　　在没有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前，工人们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觉得干多干少都一样。政策下来后，那可大大不同了，承包下来的就算自家的地盘儿了，每天起早摸黑在上面挥汗如雨，四季不息。以前不是有个典故叫“三个和尚没水喝”吗？人多了力量也不一定大，能够醒悟过来顺应时势，迎头赶上，这就是国人的进步。　　　　
　　　　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八十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零的突破　　　　
　　　　它含义挺简单，就是指中国体育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第一枚金牌。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５２年，我国曾派运动员参加第十、十一、十四和十五届奥运会，但从未在奥运会上获得过奖牌。１９８４年，中国派出３５３人的代表团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那一年的７月２９日，中国神枪手许海峰以５６６环的成绩获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从而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纪录。　　　　
　　　　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一举夺得１５枚金牌、８枚银牌、９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总数第四位的好成绩，引起了各国强烈反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郑重宣布：“今天是中国体育最伟大的一天。”共同社播发了一篇消息说：“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一个壮举。”《美洲体育时报》署名文章说：“体育反映国力，没有良好的正确领导，安定的社会环境，富足的生活水平，健全的体育组织，就不可能出现较好的体育成绩。”法新社认为：“从现在起，中国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金牌数零的突破，揭开了中国体育历史的新篇章。　　　　
　　　　现如今，“零的突破”已成明日黄花。足球场上，你要再跟别人提起，说不定会有愣头小伙儿凑过来说：“零的突破？那乌龙算不算？”　　　　
　　　　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１９８２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３０７名运动员在１８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６１枚金牌、５１枚银牌和４１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特别是１９８４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２５０名运动员参加了１６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１５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身份证　　　　
　　　　八十年代中后期，“身份证”这一新名词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套句行政用语，就是：“政府颁发的证明公民身份的具有法律效用的证件。”　　　　
　　　　而在那之前，城镇职工手里只有蓝莹莹的户口簿，随便塞在枕头底或者五斗橱里，真要用得着的时候，就发了狠地一顿狂找。可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居民，要证明身份，就只能用户口簿。可那小小的户口簿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使用起来非常不便。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则连户口簿都发不到手，外出干活或务工只有到大队或公社去开证明信。　　　　
　　　　后来，随着开放搞活政策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拥入城市打工，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日益加快。于是，在１９８４年，国家推出了居民身份证制度。１９８５年，京、津、沪等１０个大城市开始试点，１９８６年在全国正式实施。制度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十六周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外，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从那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拿着那小小的卡片儿，走南闯北行天下。　　　　
　　　　邮编　　　　
　　　　这是邮政编码的简称。中国邮电部从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起，在全国推广“邮政编码”制度，这是邮电部门为方便邮政采取的一项措施。　　　　
　　　　自从有邮政通信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信函分拣方式一直是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低，劳动强度大，很不适应信函业务量发展的需要。实行邮政编码制度，即把全国几万个担负营业、分拣、投送信函任务的邮电局、所，分别用六位阿拉伯数字编一个数码，在寄出的信函上，寄信人除用汉字写明地址外，还要在标准信封的固定位置上分别标明寄、收信人所在地区的编码。　　　　
　　　　由于其只方便了邮政一家，而麻烦了千家万户，虽经广泛宣传，但一直未能正式实施，制度的推行反而一度陷入停顿状态。１９８７年９月，邮电部决定重新推行邮政编码，这次实行了层次化推广，先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再向中小城市扩展，最后发展到农村。自此，寄信要先查邮编，成为万千寄信人无奈的选择。好在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寄信的人越来越少了。


八十年代的流行词汇遗落在岁月烟尘里的言语（3）

　　　　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八十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因此，八十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到１９８９年２月底，全国撤并公司６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２０．４％，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关系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１９８３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１９８６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迪斯科、美学　　　　
　　　　１９８１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虽然人们很快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爱的艺术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十佳　　　　
　　　　指在某一段时间内，某行业被公开评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十名人物、十种产品或十个单位。评选“十佳”活动，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流行于各行各业。如１９８７年，从１０００多万乡镇企业经营者中，评选出了当代十名最佳农民企业家；１９８８年，由共青团中央和国家体改委主办评选出十名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　　　　
　　　　有些行业的评十佳活动，每年一届，持续性较强，如从１９８７年开始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的评选，每年一次，延续至今。搞得最早、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评“十佳”活动，是“十佳运动员”的评选。这项活动由二十多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自１９７９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至１９８８年该活动满十届时，还评出了十年来的“荣誉十佳”：李宁、聂卫平、郎平、容志行、吴数德、李玲蔚、郭跃华、黄晓敏、江加良、陈肖霞。　　　　
　　　　可是，后来一些“十佳”就成了许多富商花钱买来的“御用头衔”，某些评选活动变为一锅泛着铜臭味的浓汤，不复昔日的光鲜堂皇。　　　　
　　　　走穴　　　　
　　　　“走穴”原是戏剧界旧行话，指未出徒便背着师傅出外演出。　　　　
　　　　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演出市场的开放搞活，一些唱流行歌曲的歌手和相声、小品、电影演员，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出外演出，收取高额演出费，有些人还想方设法偷税、漏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走穴”一词遂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人们对“走穴”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一、“走穴”无拘无束，漫天乱飞，扰乱正常演出秩序；二、歌星收入过高，且偷税漏税频频；三、演出质量难以保证，欺诈性演出经常发生。也有人认为：当时文艺演出管理体制僵化，市场化机制远未形成，“走穴”以偷偷摸摸方式，做公开巡回演出，实际上等于朝市场化迈开了一小步。　　　　
　　　　尽管有种种争论，但演员“走穴”愈演愈烈，有些“大腕”索价越来越高，偷漏税问题也日趋严重。有的演员多次走穴、偷税，被媒体曝光和批评。演员“走穴”暴露出文艺体制的弊端和演出市场的混乱，也反映出某些人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利欲熏心，因此成为八十年代人们关注的文化热点之一。　　　　
　　　　武打、《读者文摘》　　　　
　　　　自从１９８１年《少林寺》火爆神州，１９８２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１９８３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