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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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景翼回到三原后，于9月1日改称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仍与陈树藩为敌。张广建久为甘肃人民所切齿，他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勒令农民种植鸦片，每亩抽收库平六两六钱，又派兵士保护运输烟土，每百两抽收十元，引起全国舆论的攻击，北京政府打算借口违法种烟予以撤换。12月27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导河镇守使裴建准、甘州镇守使马麟联名通电，指斥张广建仇视回教，侵吞公款，宣布与之脱离关系。同月31日，北京政府调任绥远都统、第一师师长蔡成勋为甘肃督军，调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　　　　
　　　　直皖战争结束后，山东人民展开了废除督军的运动，但因督军制一时尚不能废止，便又请北京政府改派吴佩孚继任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不安于位而自请辞职，11月5日发出通电，“废督请自中玉始”。田中玉不是色彩鲜明的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时又曾一度劝阻马良出兵，所以直系对他尚无恶感，地位得以保全。　　　　
　　　　上海和浙江是皖系保存下来的最大据点，而卢永祥拥有北洋军第四、第十两师的雄厚兵力，也不容易被人打倒，因此卢永祥、何丰林的地位能够维持不动。福建督军李厚基北与浙江打成一片，南与粤军陈炯明订有停战条约，直系对他只能置而不问。　　　　
　　　　战后争夺地盘的核心在安徽。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著名死硬派，此时病势沉重，在北戴河养病未归。直皖战争结束后，安徽人民也和山东一样展开了废除督军的运动，但又表示如果一时不能废督，则请派冯玉祥继任安徽督军。另一方面，安徽督军一职成为直奉两系军阀你争我夺的目的物，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继任定国军讨曹锟的檄文指责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重谋复辟。曹、张曾通电否认其事。张勋也有号电（7月20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现在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李纯也保举徐海镇守使张文生升任。张勋是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复辟首犯，安徽人民和各方面都激烈反对他继任安徽督军，于是张作霖又保举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调任安徽督军。此时自治潮流风靡全国。吴佩孚为山东人，冯玉祥为安徽人，所以受到两省团体的推戴。为了迎合自治潮流，徐世昌主张派姜桂题到安徽，张作霖也保荐鲍贵卿继任安徽督军，姜、鲍两人都是安徽人。徐世昌本来打算派姜桂题为安徽督军，因为直奉两系对此席竞争甚烈，也就不敢提出了。　　　　
　　　　李纯保举张文生是别有用心的。张文生是张勋的旧部。以前张勋失败后，北京政府采取怀柔政策，派张文生为徐海镇守使，叫他驻守原防收抚辫子军。而徐海一带本系江苏督军的辖地，李纯久想设法收回。这次保举张文生就是把他推出门的一个做法。张文生为了讨好张作霖，曾表示欢迎自己的老上司张勋回任安徽督军。后来北京政府用他项利益交换张作霖的同意，于9月16日发表命令，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并提升李纯兼任长江巡阅使。　　　　
　　　　三曹锟、张作霖召开天津会议。吴佩孚再度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引起张作霖的严重不满。曹锟通电撤回吴佩孚的东电　　　　
　　　　关于内阁问题，徐世昌与直奉两系军阀的意见也有分歧。徐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推重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则建议仍请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　　　　
　　　　战争结束后，1920年7月23日靳到奉天与张作霖商谈时局善后问题。26日，靳、张偕同到天津，即电邀曹锟前来举行会议，曹锟于28日由保定前往天津。此时，李纯及各省军阀所派代表均已到齐，即于29日举行会议，决定三个问题：一、解散安福国会；二、请靳复职；三、取消上海和会。关于第二项，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的让步。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3）

　　　　所谓天津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切国家大权都抓在几个大军阀的手里，由大军阀作出决定，交由北京政府遵照执行。徐世昌原来幻想在段祺瑞失败后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此时才感觉到去了一个“太上政府”，又来了两个“太上政府”，甚至想用自己的亲信做内阁总理也都办不到。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定后，十分沮丧地向僚属们表示：“第一项我就办不到，因为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天津会议前，有不少英美记者兴高采烈地跑到长辛店访问吴佩孚，吴向他们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的具体意见。他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国民大会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全国各县县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各选一人为初选当选人，再由各省省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在初选当选人中间进行复选，选出五分之一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此项选举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国民大会可以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在六个月内制定宪法，修改国会议员选举法，即行闭会。国民大会有权审查历年来北京政府与外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密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他认为各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公意，必能接受办理。关于历年来所借外债及其用途，也应提交国民大会审查，并查抄安福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关于总统问题，他认为应由国民大会解决。谈到这里，西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张作霖通电中一再强调拥护总统，如果总统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岂不与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吴不假思索地说：“徐世昌未取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只算得半边总统、临时总统。我本人就是一个拥护总统的，但我所拥护的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总统而不是半边总统。”最后，吴谈到为了避免军人干政，自己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他只能做一个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他已经向曹经略使提出此项建议，须待天津会议解决，然后通电全国征求同意。　　　　
　　　　关于内阁问题，吴在另一场合下表示应当先进行全国和平统一，然后组织正式内阁。　　　　
　　　　自从直皖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看中了吴佩孚是个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国惟一的“英雄”，在报纸上竭力加以渲染，而吴自己也就飘飘然自负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吴对这次战争的估价和张作霖完全不同。张认为如果奉军不参加作战，直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参战是这次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性问题。吴则认为奉军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松林店一仗，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他又认为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7月26日，张到天津的当天，就有一批西报记者跑到恒记德军衣庄来访问他，谈到吴佩孚，他轻蔑地说：“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　　　　
　　　　天津会议没有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8月1日，吴通电全国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这个电报发表，全国不少团体都感到兴奋，纷纷通电响应，单在上海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新兴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电报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的激烈反对。徐世昌也和张作霖一样，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言大而夸。靳云鹏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张作霖把曹锟拉在一旁低声问道：“三哥，你看见过吴子玉的通电没有？我却事前一无所知。如果三哥赞成他的主张，我就通电反对。”曹锟急忙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劝他不要发火，并且表示负责叫吴佩孚撤销这个主张。当曹锟发出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东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以后，得知张作霖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已经发交电局，又急忙把张作霖的电报扣留不发。曹锟电召吴佩孚迅速来津当面一谈。8月3日，吴到了天津，曹劝他少发表意见，而且告诫他说：“我们刚打完这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　　　　
　　　　其实，根据吴佩孚所制定的国民大会提纲所产生的“国民代表”，也只能是军阀官僚的代言人，这样一个国民大会，只能是寡头政治的装饰品。但是，即使这样一个装饰品，在当时的当权人物看起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就是吴自己的上司，也不肯予以支持。他的同盟者岑春煊也表示不能同意。吴佩孚放了一次空炮，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把第三师撤回到洛阳，以示“不问朝政”。8月4日，他由天津乘坐普通客车转道到了郑州，向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宣布他的四不主义：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他还感慨地说：“这次战争，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　　　　
　　　　四靳内阁再度成立。李纯不就北方议和总代表。直奉两系的幕后国际势力。吴佩孚决定在洛阳埋头练兵。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的结果　　　　
　　　　1920年8月14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徐世昌派人在东车站铺下黄土，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欢迎人员一律发有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曹、张两人的临时馆舍，沿途交通断绝，警戒森严，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　　　　
　　　　曹、张到京前，首先解决了内阁问题。靳内阁于11日组成，其名单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由靳自兼，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周自齐携带美国商人临时借款500万元前来就职。这个内阁是以旧交通系为核心，其中有奉系政客王乃斌一人，研究系范源濂一人。以前安福国会不肯通过张志潭和周自齐，现在这个阻力不存在了。以前靳向北京学生表示可以撤换教育次长傅岳棻，因安福系反对而不能实现，现在也实现了（8月18日）。　　　　
　　　　关于上海和会问题，徐世昌曾于8月4日派李纯继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军政府表示热烈欢迎。此时广东已经发生了粤桂军的战争，看起来上海和会无足轻重，所以李纯不肯接受总代表一职。靳云鹏也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因桂系忙于布置军事，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徐、靳、曹、张会谈的结果，决定听其自行休会而不由北京政府命令解散。8月19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假座江西会馆，举行盛宴招待曹、张二人。20日，两院议员又全体公宴一次，对曹、张表示谢意。8月30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张作霖经常在口头上表示坚决反对。8月13日曾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个人主张，而吴不过是别人的傀儡，他的背后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现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到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请曹经略使约束吴佩孚，不要让他再胡闹下去”。14日，随同美国议员团来华访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递了个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条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张作霖并非话出无因。当时就有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看中了吴佩孚，想扶植他来作为它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而日本人也想利用张作霖代替皖系作为它的新工具。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4）

　　　　张作霖是个唯武力论者。13日曾向日本记者炫耀奉军实力的强大，入关奉军共有7万人，打算留3万人“保卫总统”，防守北京，其余都退回关外。他的目的在于置北京于奉军控制之下，使北京政府成为他的驯顺工具。徐世昌却十分害怕这种“保卫”，想调姜桂题的毅军驻防北京。9月1日，张作霖又向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说：“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张作霖说：“美国军费比中国大得多，美国十艘军舰的费用就抵得过中国全国的军费。”　　　　
　　　　关于总统问题，曹、张二人认为维持徐世昌对他们有利，只有吴佩孚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所主张的国民大会，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解散安福国会，否认徐的总统地位，然后与南方组织统一政府。这个计划虽然不能实现，但是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的电召再到北京的时候，不肯去见徐世昌，当晚就离开北京回到洛阳去了。曹锟又电召吴于15日再到北京来，并且说服他于16日前往谒见徐，从此吴对总统问题才绝口不谈。　　　　
　　　　吴看见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而靳内阁也倒向张作霖的一边，心中忿忿不平，因此提出了直奉两军同时撤出北京和军人不得干政的主张。17日离开北京后，曾召集直军将领及冯玉祥等举行郑州会议，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地点，埋头练兵，以扩大直军的势力。　　　　
　　　　曹、张两人各向北京政府要求军费1000万元以上。他们在北京每天忙的都是争夺地盘和进行政治分赃。张作霖想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并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竭力保举张勋为安徽督军，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由于安徽问题复杂，他又保荐张勋为陕甘巡阅使，徐世昌借口边防吃紧，各地经常发生兵变，请求他们早日回到任所，可是他们在所求未遂之前，不肯离开北京。后来直奉两系成立分赃协定如下：一、撤销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任曹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