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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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撤回原防。外交团照会北京外交部，必须切实遵守《辛丑和约》，确保北京至海口的交通完全无阻，奉直双方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　　　　
　　　　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　　　　
　　　　三直奉两军在津浦、京汉两线接触，奉军因第十六师倒戈全面溃败。徐世昌下令惩办梁士诒等　　　　
　　　　直奉军的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奉军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垡，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直军西路吴佩孚的第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马厂。直军步兵是久经战阵之师，奉军则以骑兵和炮队见长。直军虽有飞机助战，但未发挥作用。吴佩孚命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调动海筹、海容两舰驶赴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由于帝国主义者根据《辛丑条约》不许中国在京奉路线及其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舰队也未发挥作用。　　　　
　　　　29日战争开始，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前往战地观战。徐世昌除命令各省切实保护外侨外，还下了一道责成双方军队停止攻击，迅速撤兵，听候查办的命令，当然不会有人加以理睬。　　　　
　　　　从战争开始的一天起，帝国主义报纸各自替自己的工具宣传胜利，西方国家说直军胜了，日本说奉军胜了。实际情况是，东路直军败退任丘、河间，西路直军在奉军的优势炮火下也没有进展，而奉军骑兵从京汉线以东地区纵横扫荡，迫使直军退到路线附近，正面直军阵地也几乎动摇起来。因此，西方国家报纸又闭门造车地说，这是吴佩孚的诱敌之计，不日包围反攻，奉军就要站脚不住。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也都捏造事实吹嘘自己的胜利。张作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发表。直军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督军。其实，北京政府在奉军的控制下，不可能发表这样的命令。　　　　
　　　　5月4日，西线奉军忽然发生变化，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并牵动全线奉军土崩瓦解退回到北京来，当天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第十六师原系已故直系首领冯国璋的旧部，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遇有适当的机会，就要倒戈相向或者不战而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第十六师倒戈是奉直战争决定胜败的重大因素，当天退回到北京的奉军以及原驻北京的奉军，都被惯于打落水狗的北京驻军包围缴械，西线奉军就被消灭了。　　　　
　　　　当天张作霖还到落垡来企图挽救颓势。由于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的斗志完全消失，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了总退却令，第二天又仓皇逃往滦州。张景惠留在北京“待罪”，并电劝曹锟“勿为己甚”。北京政府也并未问他的罪，不久还授为安威将军（5月29日）。　　　　
　　　　5月5日，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这位胆小总统仍然害怕张作霖，不敢加以惩罚，但是为了讨好战胜者，不得不再下一道命令，指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人为战争祸首而加以通缉。梁本来列在第一名，徐觉得过意不去，用笔一钩把他排在第二名。周自齐和梁是几十年老朋友，他在命令公布前，打长途电话劝梁离开天津，并且解释本人处境困难，不能不副署这道命令，梁却大肆调侃，悻悻地把听机挂上了。　　　　
　　　　5月7日，梁士诒化名高信，叶恭绰化名曾敏勋，张弧化名孙虚曲，自天津乘芝罘丸逃往日本。　　　　
　　　　这次直奉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冷战时间，打了6天就告结束。张作霖除损失关内地盘而外，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吴佩孚早期在东北做过军事间谍，懂得东三省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如果出兵关外，必然会引起关东军的军事干涉。他本来打算利用“奉人治奉”的口号，把对奉问题交给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处理，而王承斌也并无出关追敌的勇气。同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吴佩孚必须拨转马头对付南方，也就没有余力把对奉战争进行到底了。　　　　
　　　　四张作霖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吴佩孚的颠覆活动未获效果。奉直两系在英美两国的调停下成立停战协定　　　　
　　　　奉军在京汉、津浦两线退却的时候，天津帝国主义驻军为了避免引起天津骚乱，准许奉直双方利用铁道及河流运兵，但奉军不得下车，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兵的条约不得违反。1922年5月7日奉军在滦州集中时，英国公使艾斯顿提出声明，如果开滦煤矿受到影响或者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一定惟张作霖是问，如果京奉车不通，必要时拟派英军前来保护通车。　　　　
　　　　7日吴佩孚视察军粮城回到天津时，不少中外人士前往谒见，这个战胜者高谈阔论，大有昂然自得之貌。曾经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他适可而止，勿追穷寇，他瞟了这位老前辈一眼，很不礼貌地说：“以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你！胡匪扰乱国家，你应该负有责任，今天还来替他说话！”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4）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10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的意见，调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同一天，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及沈阳各团体通电否认罢免张作霖的“乱命”。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径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同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相机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东京竟有“张作霖后援会”出现，可见他们是不会允许代表英美势力的直军侵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的。　　　　
　　　　5月10日，王承斌率领第二十三师开到天津，吴佩孚就由天津到保定去了。此时，滦州英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奉军开回关外，直军停止追击为双方停战议和条件。19日，奉军在英国的干涉下（借口保证开滦矿局的安全），由滦州退往昌黎，总司令部移驻榆关。20日，东三省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宣布：“自五月一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27日，张作霖回到沈阳。　　　　
　　　　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时，5月26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推举前吉林军师长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将中东路五站及一面坡的驻军包围缴械，并乘火车由绥芬向西开驶。这支游击队只有2000人左右，他们和护路军警素通声气，又吸收了穆棱一带的两股“红胡子”，所以声势亦复不弱。他们原拟一鼓作气乘火车冲到哈尔滨，但当27日开到海林时，听到宁古塔驻军有一团人，恐怕这支军队截断他们的后路，因此下车来，占领海林作为根据地，准备先消灭这支军队再行前进。就在这时候，张作霖派张宗昌带领一批乌合之众，从哈尔滨乘火车冲杀前来，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把这支游击队打得七零八落，高士傧、高秀峰兄弟和卢永贵都落荒而逃。6月3日，他们逃到珲春，投奔高的旧部邬营长，这位营长出卖了他们，6月5日接到张作霖命令，将三人就地正法。原来这支“奇兵”是与吴佩孚有联系的。吴到天津时，前任吉林督军孟恩远跑来找他，希望恢复旧有的权位。吴说，要做督军必须自己打天下，现成的督军是弄不到手的。孟找他的外甥高士傧商量打天下的办法，高自告奋勇，愿意取道海参崴到绥芬，策动旧部卢永贵起事。通过孟的介绍，吴就任命高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叫他回去放火。这是吴佩孚从堡垒内部攻破敌人的一个计划。由于高士傧盲目冒进，颠覆活动没有成功，反而送了性命，却替张宗昌制造了机会，从此他见重于张作霖，提拔他成为奉系的健将之一。高被杀后，吴向北京政府请求予以抚恤。　　　　
　　　　张作霖于6月4日改称“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又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孙岳是曹锟的养子，老同盟会会员。清朝末年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通信放走了的。直皖战争时又在曹手下充当团长，此时已升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两部接触，从6月8日战至13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于是西方国家又出面来助直系以一臂之力，英国军舰借口保护开滦煤矿，派兵登陆，13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张作霖提出榆关战争影响国际列车安全的严重警告，同时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孙中山又在广州失败，张作霖才接受了以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居间人的停战建议。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签定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19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了独立的姿态。　　　　
　　　　这次奉系失败，主要有以下各种原因。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只愿与曹锟分庭抗礼，并且采取了以曹制吴的策略，可是事实上吴已经成为直系的核心，曹锟如果不跟吴走，自己就站不住脚。张作霖既已取得西北地盘，又要推荐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企图进一步抢夺长江一带的地盘；既要包办内阁，又要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权。张作霖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希望同盟者先动手而自己坐享其成。吴佩孚则把这次战争视为生死存亡之战，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以前张勋和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攻打头阵的覆辙，致使全部战线受到牵动。更重要的是，奉直战争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的反映，此时正值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陷于孤立，不可能采取露骨支援奉系的措施。此时中日两国的矛盾，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一面，张作霖包庇安福系、新交通系等亲日卖国集团，自己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更加不得人心。　　　　
　　　　华盛顿会议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获得了暂时的妥协，因此英、美两国一面支持它的工具直系军阀，一面又出面调停结束这场战争。西方国家出面调停湘鄂战争和直奉战争，其目的在于帮助直系军阀集中全力对付孙中山的北伐军。但是，由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所以反映到中国来的是，奉直战争并未彻底解决，而奉直停战议和，也不能获致巩固的和平。　　　　
　　　　奉军失败后，日本曾将受协约国委托代为保管的一批军火（在海参崴）售予张作霖，西方国家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并无效果。　　　　
　　　　五赵倜宣布河南“武装中立”，并派兵偷袭郑州。赵倜兵败出走，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　　　　
　　　　奉直之战甫终，河南之战继起。　　　　
　　　　河南督军赵倜和吴佩孚的关系，前文已经说过。这位以“追剿”白狼起家的淮军宿将，这些年来一直过着“土皇帝”的腐化生活。1921年冬天，他的7岁幼子患了伤寒病，送往南关医院医治，他竟像三国时代的袁术一样，急得茶饭不思，终日六神无主。他的参谋长发起礼忏借寿，建醮上奏天廷，每位高级职员一律借寿5年，他自己带头愿借10年，合起来这位“小公子”应当可以活到300多岁。“借寿”的活剧刚刚演完，督帅大人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来。潢川县知事（县长）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线镂成“卑职车云谨呈”几个恭楷小字。这些龌龊史，河南人民觉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是个无恶不作的豪门恶霸，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事后保举他升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他就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鸦片鬼和白面鬼。有一支驻扎临汝的宏威军，白天是“官军”，夜晚是土匪，老百姓纷纷到洛阳告状，吴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阳奉阴违。吴悻悻地说道，“赵倜之有赵杰，与张敬尧之有张敬汤没有多大区别”。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