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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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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阈写旎峒瓶瞥さ焦裨海幻嫠麾茫幻娲笮宋首镏Γ派茉窒蛩桥饬诵矶嗟牟皇恰�30日，参谋总长张怀芝也跑来，满面怒容地质问总理有何权力枪毙部员，张绍曾赌咒发誓不承认说过枪毙的话，并叫车庆云到参谋部道歉了事。
军警长官冯玉祥等5人，曾到公府陈诉北京军警的困苦情形。冯说，有些警察下班后拉洋车维持生活。有人揭发刘恩源克扣军饷公开贪污的实证：高在田（团长）领到军饷1万元，却开了5万元的收据；龙济光领到2万元，开了11万元的收据。黎元洪也谈及公府指挥使徐邦杰领到1万元，刘向他索取回扣4000元的一件事。冯说，既然这样不好，应当依法办罪。黎默然不置可否。随后，吴景濂也到公府来向黎声明，借款必须提交国会同意，否则就是违法。其实，刘恩源信口开河说了一句“借款有望”的话，这笔借款根本是空中楼阁，却引起了狗抢骨头的一场活剧，国会也想从中捞一票，吓得刘躲躲藏藏不敢露面。张绍曾因为财政破产打算辞职，据说他要找一位名手写这篇辞职呈文，却还没有找得到呢。
这时，中国驻欧十国公使、领事，因为11个月的经费没有领到，准备下旗回国。因此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不敢就职，代理部务的次长沈瑞麟也辞职不到部，外交部成为一个无人负责的机关。
5月1日，国务会议开到中午，大家共进午餐。吴毓麟要到天津祝靳（云鹏）母的寿，他问院秘书长吕均有无议案尚待讨论，吕均答以“没有”。3日，吴回到北京参加国务会议时，质问张绍曾说，前天国务会议已经开完，怎么又发表张会卿为塞北关监督的命令。刘恩源抢先回答说：“这是财政部主管的事，交通总长可以不管。”吴指着刘的鼻子破口大骂：“放屁！国务会议取决于多数，并不取决于主管部门。我退席后，当天的出席阁员就不足一半，不能继续开会。我又问过吕均，已无议案讨论了，为什么却又鬼鬼祟祟地讨论起来！张会卿这个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张绍曾苦笑着说：“二爷，不要乱骂人，张会卿是家叔呀。”这句话引起了吴的更大火气，拍案大骂：“不管是你的爹，是你的叔叔，违法的事情一定要办罪！”又回过脸来再指着刘的鼻子骂道：“我问你，这个缺卖了多少钱？你花了八万五千元买进方家园桂公府的大房子，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时，刘实在受不了，便也怒发冲冠地骂道：“你卖铁路局长、电报局长的缺，难道我不知道！”于是这两位阁员揪做一团打起架来，张绍曾左面一揖右面一拱劝他们不要闹下去，他们哪里肯听，吴毓麟气呼呼地大声叫嚷：“我们见总统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三章 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的恶剧（2）
这幕恶剧，看起来所争的只是违法通过任命官吏的问题，其实里面含有倒阁和私人报复的双重作用。塞北关这个缺每年有10万元的“外快”，张绍曾本来是要派他的兄弟张绍程去发这笔财的，但又害怕引起物议，才派张会卿顶一个虚名，好处仍然落在张绍程的手里。吴毓麟大动肝火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推荐他的私人唐小亭充当这个差事，被刘恩源拒绝，因此借题发挥地演出了这幕狗咬狗的恶剧。此外还有“阁员倒阁”的一种作用。事后张绍曾归罪吕均应付不当，这个决议作为无效，因此吕均愤而辞职，由司法次长薛笃弼兼代院秘书长。同时还发生另一任命官吏的违法案件：农商总长李根源提议任命前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为实业专使，这是一个简任职，而发表命令时却改为特派职（特任级），高凌霨、吴毓麟、程克联名提出质问，张绍曾也将这个决议取消了。
5月5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三阁员都用不出席的手段来拆内阁的台。5月8日，阁员出席国务会议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刘恩源因为10日到期的支票无法兑现，害怕军警前来包围，化装乘坐三等客车逃往天津。9日，张绍曾为了避免军警纠缠，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经，祷求仙佛赐以神斧，扫荡人间的妖魔鬼怪，不料刚走出西直门就被军警拦阻，只好折回本宅。他的父亲跑进城来痛骂他名誉扫地，有玷家声，逼着他辞职下乡，他又借口“忠孝不能两全”，拒绝提出辞呈。
13日，刘恩源辞职照准，以张英华继任财政总长。刘下台时还发表通电，说了一些“从政20年，素严操履”的鬼话。
这个时候，张内阁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绝路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样抱有不下台的决心，因此又有新的问题发生。原来众议院议员任期即将届满，而制宪会议经常流会，宪法完成遥遥无期，因此国会议决议员出席宪法会议者每次给以出席费20元，缺席者每次扣除岁费20元，无故缺席两次者除名，因故请假者须有五人证明。同时修改国会组织法，出席宪法的法定人数由两院议员总数各2/3改为3/5，表决人数由出席人数3/4改为3/5。两院议长请黎指拨此项制宪经费，黎召集张绍曾及两院议长、财政次长杨寿ND441、税务督办孙宝琦等讨论，决定在海关建筑经费项下借拨120万元，分作4个月，每月借拨30万元，指定17万元为制宪经费，13万元为驻外使领经费，由总统“谕”令税务处转知税务司照拨。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可是曹锟怀疑黎假公济私，联络议员，以利于下届总统的竞选。此时保派阁员又已改变方针，仍然出席国务会议，以便从内部找岔子进行倒阁运动。5月2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提出质问，制宪经费案未提交国务会议，违反责任内阁制，应予以否认。高凌霨、程克附和这个意见。张绍曾声明本人事前虽然预闻，但是一切都由总统决定。会议结束后，阁员们都到公府参加每周举行一次的聚餐，张英华、高凌霨认为这个问题侵越内阁职权，黎却一口咬定有内阁总理及国会议长参加，并不涉及法律问题，而且不是个人私事，更谈不到浪费国家资财。不料张英华退后，竟以公函通告税务处，嗣后非有财政总长命令，任何拨款不得支付，这显然是对黎的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6月2日，国务会议除否决制宪经费案外，还通过任命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一案。原来公府经费照例由崇文门税收指拨，原任监督陶立又是吴佩孚保荐的人，内阁为了应付冯玉祥的军饷，改派冯的关系人薛笃弼担任，而事前并未征求黎的同意。因此，新任院秘书长张廷谔携带命令到公府盖印的时候，黎指手划脚地骂道：“你们公然造起反来了，我偏不许你们造反！”他除拒绝盖印外，还痛骂张英华狐假虎威，欺负总统，应当宣布罪状，免职查办。张廷谔退下来将这些话报告全体阁员，有人主张派兵赶走陶立，保护薛笃弼上任；有人主张内阁提出总辞职，让老黎一个人去唱独角戏。同时他们还拒绝参加当天举行的公府聚餐会。这些话传到公府，黎又软化下来，打算以内阁负责筹划制宪经费为命令盖印的交换条件。
6月6日举行国务会议时，高凌霨首先发言：“总统对于政务，或者以命令的方式交院办理，或者不交国务会议而自行处理。例如制宪经费案、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责任不明。总统既不信任我们，我们应当告退。”吴毓麟、程克、张英华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职。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就接着说，如果总理不辞职，我们也可以联名辞职。张绍曾无可奈何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辞职的好。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便把保派阁员事前拟好的辞职呈文拿出来，大家依次签了名。吴毓麟早已吩咐路局备好专车，逼迫张绍曾当晚前往天津。
7日，黎叫农商次长刘治洲、陆军次长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张绍曾向金暗示：问题就是坏在两个“高”字上，一“高”是指高凌霨，另一“高”是指最高问题。
二北京军警代表直接向黎索饷。“公民团”又一次出现。保派指使军警及“公民”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驻京军官冯玉祥等全体宣布辞职。黎乘车出京，宣布政府迁往天津办公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等穷得没饭吃，非和他当面算账不可。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是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应允在端午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张绍曾是曹锟指使保派阁员硬逼下台的，可是冯玉祥首先通电指责总统干涉内阁职权，八个省区军阀打接应反对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制，似乎张绍曾内阁又是他们所爱戴的。此外就是一片索饷的电报。黎看了这些电报，对幕僚们说：“活见鬼，现在只有巡阅使制，哪有什么内阁制！”
黎除派王芝祥于7日到保定“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晚间邀请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入府，拟在颜、顾二人中推定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遍寻无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三章 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的恶剧（3）
8日，天安门高搭讲台举行所谓万人“国民大会”，实际到会者只有百多人，便衣军警却触目可见。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说，指黎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制，应当叫他下台。随后把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草草散场。这个“大会”是津派军师边守靖7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位军师除了重演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老戏而外，也变不出更高明的新戏法来。由于“公民团”出现，象征着政治风暴就要到来，于是李根源下榻东厂胡同黎宅，与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却分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保护国会及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当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最后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这位领袖公使私下拿出冯、王两人的公函给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话。这天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时，私宅电话也有几处接不通，显然受到监视。由于外交团通告外交部，晚间拟派洋兵巡街，警察又于晚7时自动复岗。
这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示意可推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回答说，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两人的意见请颜组阁，颜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都没有找到，便又推辞不肯组阁。
这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 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预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上办事，莫使“老帅”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讨索欠饷，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接见，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1000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黎急召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前来维持秩序，聂、薛二人都置之不理。这些包围者到晚间才退去。黎向曹、吴通电乞援。
11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大宴会，到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少数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问题，但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吓不走），“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士们还不断制造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吴佩孚拥护总统的乐观空气，但是10日、11日两天，达官贵人纷纷避难到天津，又一次出现了满城风雨的政治恐怖气氛。
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但政学系两位阁员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午间接到冯玉祥、王怀庆送来的辞职呈文，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第十一、第十三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下午3时，黎宅举行了最后一次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的会议，决定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发表七道命令如下：一、准许张绍曾辞职；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均准其辞职；四、任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声讨制造政变者；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13日上午，张怀芝到公府，转述冯玉祥的意见：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11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12小时内发给300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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