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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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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本来讲明陈廉伯必须承认“勾结英国，图危政府”，彻底表示悔过，才能发还军械。陈廉伯在9月15日的通电中仅仅表示拥护政府，并未表示悔过，因此未将军械发还。于是商团发表宣言，攻击政府丧失信用，酝酿第二次总罢市，调解人范石生等也都催促政府发还枪械。此时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经发动，孙中山忙于调兵北伐，因此9月18日下令赦免陈廉伯，但是关于枪械问题，商团必须依照政府条例进行改组，并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回，以免为野心家所操纵。商团则坚持必须由所派代表一次领回。由于领枪问题未解决，商团、乡团又在佛山联合开会，议决“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并借口取消苛捐杂税，煽起各县民变。
此时孙中山在韶关调动北伐军队，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调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并任命福军司令李福林为广州市长兼全省民团督办。由于东江联军调往北江准备北伐，“陈家军”一路无阻地进抵石龙。商团认为孙中山早晚将要放弃广州，陈炯明政权复辟指日可待，他们发动政变的时机已经到来。10月10日，在商团的号令下，广州商店没有一家开市，西关各街闸门一律加锁关闭，仅留单人通过的隙地维持交通。当天工农群众和学生5000余人举行国庆游行经过太平路时，商团军千余人公然开枪向之射击，西濠口商团军也就拦路加以迎击，游行者被打死10余人，受伤及被捕者100余人。
西关血案发生后，胡汉民派李福林到商团总部协商，以20万元的代价发还了枪械4000余支，这一行动更加助长了商团的气焰。11日，商团声称发还枪械不足半数，拒绝开市，他们派队巡街，迫令商店重行闭市，并提出无条件发还全部枪支、废除苛捐杂税、造币厂改为商办、以商团军代替警察维持秩序等要求。他们公然张贴布告劝孙中山下野，并称：“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决予以痛剿”。又公开宣传粤军（陈家军）不日反攻，煽动北江商团截断省韶交通，开到省城共图大举。10月10日以后，各县商团、乡团纷纷自由开进省城，准备投入战斗。孙中山接到这些情报，曾拟放弃广州，将所存军械扫数运到韶关来，广州留守人士则主张将大元帅府移往肇庆。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才取得一致，认为广州革命根据地不可动摇。因此，将许崇智的粤军及吴铁城的警卫军从东江调回，并命永丰舰开到省河，加强广州市的警戒。14日，胡汉民下令解散市内一切商团机关。15日，商团准备抵抗，广州领事团公然叫嚣要派水兵登陆进行武装调停。但在政府军进攻和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那些耀武扬威的商团军，一经接触就纷纷溃败下来，事件迅速获得解决。到此，帝国主义、军阀与不法资本家相勾结的颠覆活动，遂以失败为其结局。
三四川内战的背景。重庆的三次攻守战。熊克武部第一军退往贵州
四川内战，以刘存厚旧部老川军系统邓锡侯、陈国栋与二军系统刘湘、杨森等的联合为一方，刘湘隐身幕后以调人姿态出现。这一方的外援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参加者还有在贵州被逐逃入四川的黔军袁祖铭、吴佩孚派来“援川”的北军卢金山、宋大霈、赵荣华等。另一方为一军系统熊克武、但懋辛与三军刘成勋、川北边防军赖心辉、川东边防军石青阳等的联合军。这一方的外援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石青阳辖有汤子模、周西成等部。周西成原系黔军团长（刘显世部），曾经投归杨森改称川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驻防綦江、南川、江津一带，后来又改投石青阳而与杨森为敌。熊克武本来属于联治派，与一贯抱有侵占四川野心的唐继尧立于敌对的地位，为了对抗以吴佩孚为背景的第二军，他就不能不引唐为外援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6）
当时第二军与北军的主力集中川东一带，以重庆为根据地，因此第二军与邓、陈等部简称为渝军；第一、第三两军则以成都为根据地，与赖、石等部简称为省军。1923年6月下旬，邓、陈两部一度攻入成都又被逐出，退往川北，刘成勋宣布恢复四川总司令职权。此后，吴佩孚任命袁祖铭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杨森为副总司令兼川军第二军军长、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等职。杨森率部西进，与赖心辉部在资州进行拉锯战，刘湘则到叙州伪装调停，提出“礼遣北军出境”为双方停战的先决条件。这时，被杨森收编的颜德基忽然改称四川讨贼军第二路总司令，在忠州、万县一带倒戈截击北军。7月13日，周西成也乘虚由江津直趋重庆，与袁祖铭部隔江炮战，重庆形势陷于混乱。随后邓、陈等部由川北调回救援重庆，周师战败退走。8月中旬，杨森军在隆昌、富顺战败退守泸州，省军占领大足、合川，于是周西成在南川联合汤子模、颜德基等部于8月20日发动了对重庆的第二次进攻，炮弹打入城内，形势非常危急。8月26日，袁祖铭派兵渡江反攻，又把周师击退了。
熊克武已于7月25日通电接受孙中山所任命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一职。8月24日，刘湘也在叙州宣布接受二军系统所推举的四川善后督办一职。刘湘仍然伪装中立，宣称武装调停，将陈洪范、刘文辉、何光烈、刘眷藩等师组成中立军，主张婉请北军退出四川。刘湘与杨森虽然站在一边，但是意见也有距离，杨森露骨地充当吴佩孚的走狗，刘湘则愿引吴为外援而不愿“引狼入室”。
渝军为了改变两面受敌的形势，邓、陈两师向北出动，9月2日攻下合川，一军退往顺庆。在川北广元、昭化、剑阁一带的刘存厚、田颂尧也乘机出兵占领保宁。由于渝防空虚，9月7日周西成发动了对重庆的第三次进攻。
唐继尧帮助贵州军阀刘显世恢复政权后，派自己的兄弟唐继虞为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刘显世徒拥“副帅”虚名，事实上贵州完全受着云南的控制。唐意犹未足，又向四川发展，企图恢复其往日“西南王”的地位。在唐的支援下，9月23日省军攻克泸州。25日，刘湘由叙州乘轮回抵重庆，杨森及邓、陈等部也都退到重庆来。此时北路省军已经进抵浮图关附近，赖心辉和滇军胡若愚、吴学显等部随后赶到。从26日到28日，北岸省、渝两军在浮图关苦战不停，周西成也在南岸配合进攻。这场血战一直持续到10月13日，赖心辉和滇军胡若愚两部在悦来场击败了黔军袁祖铭部，同日杨森部放弃了浮图关。16日，省军占领重庆，北军赵荣华部退往万县，刘湘、杨森退往垫江，袁祖铭退往长寿，邓锡侯、陈国栋退往邻水。赵荣华因作战不力被撤职，吴佩孚派支队长于学忠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
省军虽然攻下了重庆，但滇军和北军一样同为四川人民所反对，而川、滇军互相仇视的历史痕迹也未消除，他们并不齐心协力追击敌人，因此下游战事相持于忠县、垫江、梁山一带。11月28日，刘存厚由川北到万县与刘湘等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三路反攻。12月上旬，第二军先后攻下垫江、酆都、涪陵，邓、陈两部攻下张关、长寿、江北，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12月13日，南北两路会师攻下重庆，滇军与周西成等部向西南方退走。
驻防泸州的川军第四师师长杨春芳本来属于第一军，第一军失败时改投第二军，第二军失败时改投四川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吕超。现在第一军又失败了，他把吕超囚禁起来又投归第二军，并与驻防叙州的第九师师长刘文辉合作，因此省军在川南也站脚不住，先后退出永川、荣昌、隆昌。吕超自愿解职才获得释放。
此时第二军专与第一军为敌，与第三军及赖心辉则在进行秘密妥协，因此熊克武将第一军主力及军火辎重移往潼川。1924年1月28日，杨森部追到潼川，第一军闭城固守，不料发生内变，第二军乘势冲进城来，熊化装匿身教堂中，2月1日才脱险到成都。第一军在这次战争中受到很大的损失。
2月9日，第二军攻下成都，第一军向南，第三军向西分途退走。13日，赖心辉在内江通电服从吴佩孚，请求第二军勿再进攻。19日，刘湘、袁祖铭、杨森在成都举行会议，推杨森留守成都主持民政，刘、袁两人则带兵出省追击第一军。第一军由成都退往简阳、仁寿后，石青阳部汤、周两师乘虚占领永川、荣昌，唐继尧鼓励熊克武不要气馁，答应再派滇军由松坎北上，与熊、石两部三路进攻重庆。在这一情况下，第二军与袁部黔军必须一面南下追敌，一面抽调兵力回援重庆。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四川作战双方在川南、川东一带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多次战争，第三军刘成勋也与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为争夺雅州而进行了拉锯战，最后熊、石两部与滇军终于被击败，滇军退回黔边，熊、石两部也退往遵义整理改编。
赖心辉投降吴佩孚后，吴叫他移驻巴东、巫山，赖怀疑将被解散，拒绝移防，后来刘湘替他说情，指定以资中、资阳、内江、安岳、乐至五县为其防地，并由吴任为川军第一师师长兼四川边防军司令以安其心。周西成也投降了袁祖铭，被委为黔军第三师师长。
关于四川军民两长的问题，北京政府因为刘存厚一贯依附北方，仍然保持其四川督军的地位；2月28日，根据吴佩孚的意见，决定任命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并任命刘湘为川藏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杨森为川东护军使。这样安排有利于老川军系统而不利于第二军系统，第二军驻京代表表示反对，因此命令没有发表。事实上，四川的军事重心在于刘湘和袁祖铭。刘存厚已经没有实力，他竭力保举旧部邓锡侯和田颂尧，自己愿意让出督军。3月29日北京政府先发表以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的命令，直到5月27日才发表以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田颂尧帮办四川军务、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的命令。这个时候，湖南方面赵恒惕战胜了谭延辏В桓＝ǚ矫嫠锎几献吡送跤廊还愣俺录揖惫ǖ绫硎居祷け本┱凰拇ǘ低秤忠讶〉檬だＫ晕馀彐诘囊靶母蚋叻宸⒄梗蛊群先∠灾谓蹈奖狈剑恢甘顾锎夹俺录揖苯ス愣恢富恿跸妗⒃婷ピ颇稀⒐笾荨Ｋ衔淞ν骋坏氖逼诓痪镁鸵嚼础�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1）
一直系分化“反直同盟”的两种策略。齐燮元组织四省同盟准备进攻浙沪。卢永祥拒绝吴佩孚的诱惑
曹锟上台后，全国反对之声四起。但是反直“三角同盟”因受种种牵制不能发动战争，直系政权得以暂时地稳定下来。
曹锟于1923年10月20日下令“筹商统一”。直系内部对于如何进行统一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先从“和奉”入手，有的主张先从“和皖”入手。曹锟与张作霖有亲戚之谊，主张再派乃弟曹锐出关“和奉”，用副总统的地位交换张作霖赞助统一。当时有消息说，奉系少壮派军人张学良等摩拳擦掌要报一败之仇，如果曹锐前往作说客，一定会被扣留，因此曹锐不敢冒险出关。曹锟改派与奉系有交情的下台军阀王占元、鲍贵卿等更番到沈阳表示好意，张作霖除了表示“保境息民”而外，不肯作进一步的表示。吴佩孚早就不以“和奉”为然，认为奉系是盗匪出身的假北洋派，直奉两系终须再决雌雄，绝对没有化敌为友的可能；而直皖两系虽然曾以兵戎相见，究竟属于同根连枝的北洋正统。他提出“团结北洋派”的口号，主张联络皖系，以改变直系陷于孤立的不利形势。
吴佩孚主张“和皖”与齐燮元进攻浙沪的计划发生了严重抵触。皖系军阀卢永祥盘踞浙江，并据上海为己有，齐久已视同眼中之钉。直系战胜奉系后，齐主张乘战胜之余威，铲除皖系在浙沪一带的残余势力，以免留为后患。1923年8月，齐的攻沪计划未能实现，反而成立了江浙和平公约，这一变化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吴佩孚反对用兵东南，并且从中作了调解。齐深恨吴佩孚好管别人的事，但也无可如何，他暗中组织苏、皖、赣、闽四省联盟，准备在适当时期执行其原定计划。
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被人暗杀身死徐国梁在爱多亚路温泉浴室就浴时被人行刺，投入医院不治身死。临危立有遗嘱，须剖凶手之心以祭亡魂，齐与江苏省长韩国钧会派申振纲继任，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却另派该厅总务科长陆荣理厅长，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引起了直皖两系争夺上海的风潮。他们首先就上海的行政权问题展开了电报战：何丰林坚持淞沪为特别军区，不受江苏督军管辖，淞沪护军使根据法令有节制上海司法行政之权；齐燮元、韩国钧则称警察属于行政范围，不在军区管辖权之内，淞沪警察厅厅长应由江苏省长向中央政府提名推荐，淞沪护军使无权委派。这时，卢永祥虽与各邻省订有和平公约继江浙和平公约之后，卢永样又与马联甲、蔡成勋成立了浙皖、浙赣和平公约。，但是那些军阀同时又加入了四省联盟，一纸公约对他们说来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因此，齐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保荐陈调元为苏常镇守使兼管上海防务，并建议如果卢、何两人拒不奉令，即应大张挞伐。曹锟对于这样一件大事不能不问吴佩孚，吴仍表示反对，齐的攻沪计划又一次不能实行。
吴的“和皖”计划以尊段、联卢为其主要内容。曹、吴两人经常派人到天津问候段祺瑞的起居，段对他们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前吴与安福系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直系战胜皖系后，受到通缉的安福系分子纷纷逃入日本公使馆避难，其中大部分在日本公使的保护下逃出北京，只留下梁鸿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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