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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5-武夫当国(1895-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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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调升(3月20日);解除马联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4月2日);解除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5月8日)。以上新任师长,除个别系由别处调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师的旅长提升起来的,因此各省军阀无法鼓动部下反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执行这个计划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的。吴佩孚自己是山东人,而又身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此决定先从山东入手。由于郑士琦愿意舍督理而留师长,他就以巡阅使的身份召集第五师团长以上军官,轮流到洛阳“听训”,郑敢怒而不敢言。这批受训军官回到山东后,郑也召集他们训话一次,在训话中强调“安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不致受人宰割”(郑属于皖系,第五师官兵大多为安徽人),言下放声大哭。吴也害怕激成事变,原来决定调升靠拢自己的山东人潘鸿钧为第五师师长,临时改派第五师旅长孙宗先继任,而吴自己在山东设立巡阅使行署的计划,也就无形打消了。其次,第九师师长陆锦兼任陆军总长、公府军事处处长等职(只有陆锦一人不是督理),是曹锟身边的红人,吴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曹锟把陆锦的师长兼职解除。再次,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师改归北京政府直辖,可以调来调去,这样才能改变各省军阀拥兵自卫的局势。可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各省军阀坚决要求各师仍须留驻本省并受本人的节制,这两个条件与部属的利益完全一致(部属可以成为督理的候补者),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只得让步,予以同意。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新奇,就是以前袁世凯采用过的拉下层、挤上层的老办法。后来蒋介石也正是采用这个办法来分化对手,以加强其统治力的。这个办法助长了各省军阀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的风气,对于军事独裁者来说,实际上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更换师长的过程中,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冯玉祥所兼第十一师师长,由于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北京政府只能置而不问。吴佩孚也不得不假惺惺地电请解除自己所兼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立刻打来回电,认为吴在洛阳练兵,情况有所不同,未便同案办理。其实,除第三师外,吴在洛阳还拥有学兵团、幼年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炸弹队、飞行队等等,还有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为其扩张武力的有力工具。他和袁世凯组织模范团、段祺瑞组织边防军一模一样,正在加紧训练子弟兵作为个人军事独裁的政治资本。这些做法,使各省直系军阀无不侧目而视,他的地位更孤立了。    
    北京政府一面夺去各省军阀所兼的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却又加派他们兼任省长,如马联甲兼任安徽省长、蔡成勋兼任江西省长、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等等。这比黎元洪时期所提倡的“军民分治”又大大倒退了一步。    
    这个时期,曹锟的耳根子里充满着控诉吴佩孚的声音。曹替吴解释说:“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动肝火,我要劝他少喝几杯黄汤。”    
    津、保政客一面采取“联奉制吴”的策略,一面还想捧齐燮元做副总统,让他压在吴的头上,而齐也就野心勃勃地想援引以前江苏督军冯国璋兼任副总统的前例,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副总统规定必须年满40才能当选,他就在南京大做其四旬整寿,而他的年龄却只有39岁。他又发起在南京召开“巡检高级会议”,除吴(直鲁豫巡阅使)、齐(苏皖赣巡阅使)、萧(两湖巡阅使)、冯(陆军检阅使)而外,王承斌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资格亦得参加。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造成以多数压倒少数的局势,打破“大哥当家”的特权,让众家兄弟以平等资格共同管理“家务”。曹锟也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统一直系内部,并要亲身参加,主张这个会议改在北京召开。但是,吴佩孚借口反对召集类似“督军团”的会议,表示不愿参加,因此会议没有开成。    
    由于吴佩孚恃有曹锟的支持,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扳他不倒,于是1924年5月间,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先后提出辞职,想用“同盟罢工”的手段来扳倒吴。吴看见风色不对,也一度表示辞职,以平众怒。急得曹锟搓手跺脚地说:“好,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以上情况,说明直系不待外力进攻,本身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了。    
    三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国会通过。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来是一家人。可是经常在他身边的,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锟性情疏懒,不喜接见宾客,对于公私事务,都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步地压倒了津派,津派日见疏远,甚至曹锟的亲兄弟曹锐也被冷在一旁。曹锟对于找他见面的国会议员,由冷淡的心情转变为厌恶的心情,经常派秘书长代见,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愿意和他们接触,甚至贿选有功的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见。国会议员对于曹锟过河拆桥的态度日益表示不满。    
    吴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师和表兄。这两个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贿选总统时期都曾大卖气力。吴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是支持吴景濂的。保派则支持高凌霨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而外交派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因此内阁问题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和反吴的两派,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有时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大闹一场而散。保派组织了一个宪政党,推王毓芝为理事长,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这个党是反吴派的后台老板。    
    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匆匆摇铃宣告散会。11月28日,议场中又有一场吵闹,议员一哄而散。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4)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组阁不能提交国会,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锟找到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据说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较容易通过国会的。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孙内阁的同意案也被搁置下来。    
    12月18日,国会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劲,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天讨论金法郎案,拥吴派利用这个题目进行倒阁运动,对于代理内阁总理高凌霨,攻讦备至,而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就是承认金法郎案的内幕主角,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就是一度签字承认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总长,都是拥吴派的攻击对象。在此之前一日,国会要求全体阁员出席答复质问,除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否认承认金法郎案外,其余都拒不出席。这一天通过了对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讨论孙内阁的同意案,拥吴派议员准备予以通过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吴派议员就飞起几十个墨盒来向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打中了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大家扭做一团互相斗殴。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往地方检察厅,请其起诉处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议员,许其交保释出。20日,高凌霨根据反吴派议员的要求,竟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殴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旧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缴械,汤步瀛当场被捕。但是根据院法,议院警卫队应受议长的指挥,队长应由议长委派,高凌霨的这一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这个电报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发出。    
    21日,吴景濂听到了不利于他的风声,即于当晚携带院印逃往天津,并在天津发出通电声明本院职务在京不能行使,本人行动亦失自由,此后众议院一切活动皆属非法,本人不能承认。吴景濂准备仿照黎元洪的前例,在津行使议长职权,并力求与“反直同盟”打通声气,将贿选案内幕全盘揭露,以泄个人私忿。但是“反直同盟”对于这个翻云覆雨的小丑,并不加以重视。    
    关于国会与内阁的斗争,曹锟是站在内阁一边的。王承斌埋怨曹锟对吴景濂不应采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昔日爱则加诸膝,今天恶则堕诸渊,今后还有何人愿意替你奔走卖力!冯玉祥在这场政争中自比为四五等角色,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吴佩孚则与保派政客嫌隙很深,认为“宵小弄权,非国之福”,“国会虽然劣迹多端,究竟关系法统问题,不应出以破坏手段”,“内务部用命令撤换院警是不合法的”。他还主张解散宪政党,并明白宣布否认金法郎案,以免反直各派引为口实。他颇属意于颜惠庆组织内阁,但也不反对孙宝琦组阁。    
    在国会演出全武行的前三天,还穿插着一出军人大闹财政部的短打武剧。12月15日,航空署督办赵玉珂率领卫队多人到财政部催讨欠饷,王克敏拒而不见。赵不待延引直接上楼,看见王正在安详地处理公事,不由得气愤起来,就用手杖在公事台上重重地扣了几下。王是个深度近视眼,看不清来人是谁,没有站起身来,赵更为愤怒,就恶狠狠地走拢来,一把揪着王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他拖下楼来,并且咆哮地说:“咱们见总统去!”这时,财政部总务厅长王祖训走出来调解,赵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数步以外,随后又把王克敏押上汽车,驶入公府,在怀仁堂下车,就有陆锦、吴毓麟、王毓芝、李彦青等出面来排解,王克敏才得脱身逃走。赵是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前任参谋长,王是现任阁员,他们两个都是曹锟身边的红人。事情发生后,王提出辞呈,曹锟却大为震怒,一定要下令严办这个恃强逞凶、目无法纪的军人。17日,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纷纷到公府替赵说情,认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结果惩办赵的命令未发表,王的辞呈也被退回。    
    1924年1月9日,众议院因讨论经费问题召开谈话会,由于到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大会众议院自议长出走后,组织了行政委员会,推定行政委员25人轮流担任主席。这天担任主席的是万钧。投孙内阁的票,以250票顺利通过。原来,高凌霨久未发给国会的岁费,又在元旦日发布了改选众议院议员的命令。在投孙内阁同意票的时候,新派来的警卫队不服从主席指挥,不照章 封闭议场,却把票柜签筒封锁起来,并割断电线,以阻止投票的顺利进行。以上这些情形,激起了包括宪政党在内的全体议员的公忿,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孙内阁,以结束高代阁的命运。    
    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作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上台前,国会方面有人准备向曹锟施放大炮,提出10件事情加以弹劾:(1)巡阅使、督军这些官职,在宪法上并无规定;(2)王克敏扣留国会岁费不发,总统知而不问;(3)高凌霨非法撤换国会的警卫队,总统明知故纵;(4)总统包办阁员名单,违反责任内阁制;(5)疆吏公然以鸦片为礼物,赠送元首;(6)李彦青貌如冠玉,独承赏识,分桃断袖,报纸喧传;(7)去年入京,高坐黄龙专车,到京时黄土铺地,俨如皇帝;(8)溥仪颁发“上谕”,仍用“宣统”年号,议会提出质问,总统置之不理;(9)辛亥革命时,北京兵变即属曹部第三师所为,以此人而为一国元首,何以表率全国军队;(10)强迫张弧签字金法郎案,张弧不肯听从,即逐张弧下台。这是曹锟对国会过河拆桥的反响。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曹锟的主要罪行,甚至众目昭彰的贿选总统一事,也没有写上(他们当然不会写上)。后来这颗炮弹并未打出来,其中显有不可告人之隐。    
    “宪法”规定任命阁员无需征求国会的同意,所以1924年1月12日曹锟将上述阁员名单发表了。    
    孙宝琦于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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