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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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召游民，自垦边地，自芒（种）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足见万里边防已由此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许多荒地得到了开垦。据《明太祖实录》不完全的记载，到洪武十三年（1370），共垦荒地1。8亿多亩，加上军屯和商屯垦田，垦荒总面积远远超出了原来熟田面积，十几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一倍多。残破的经济渐渐走向复苏。元都平定后，朱元璋曾对李善长等人说：“唐太宗贞观年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我有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臻于此治。”由于战争破坏过于严重，加上同北元残部的战争接连不断，大约到洪武三年（1370）未能达到贞观年间家给人足的兴盛。不过，这年夏天元璋视察京城府库，已经看到积蓄的丰厚。他对随行官员说：“这都是天下百姓们供给的，这也应该用之于天下。”这年，他免除了苏州府三十万石拖欠的税粮。洪武四年（1371），免除江西、浙江全年秋粮。到洪武九年（1376），户部报告，国库积蓄的钱粮已够几年开销使用。为此，元璋免除了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山西、陕西全省和南直隶部分府州全年田粮，那些没免田粮府州，也命令以银、钞、钱、绢、布代输，叫做折色（纳粮称本色）。缴纳折色，重量轻，损耗少，运输方便，也被认为是一种惠民的恩泽。这表明，国家的财力，特别是粮食，已经相当充实，满目疮痍已经得到初步医治。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1）

　　　　（一）忘不了巴掌大一块葬地　　　　
　　　　全国性的地旷民稀，牵动了不少儒生恢复上古井田制的情思。孟子曾经说过周代实行井田制的情况：“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在这八家中，各家种私田一百亩，合耕公田一百亩，作为对国家的贡赋。他们“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相亲睦”。这种井田制虽然是被理想化了的，却为历代政治家和儒生所向往。它是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空想呢？也不是。北魏时候李安世上均田疏，提出依照井田制，实行均田，以使“土不旷功，民无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小民获资生之利，豪右无余地之盈”。于是，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之诏。而后，在唐初实行了有名的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从而造就了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历史经验表明，让农民有土地可耕，获资生之利，避免土地过度集中，是保证小民生计、国家税收、社会安定的基本前提，是造成太平盛世的真实基础。井田或均田，首先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是开明皇帝和政治家的治国良策。当然，也是农民的愿望。明朝开国，人稀地荒，不少儒生和政治家认为，眼下正是实行井田或均田的良好时机。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就大声疾呼“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义”，认为江汉以北，平壤千里，画而井之，甚易为力，至于吴越山险溪绝之地，则不必胶柱鼓瑟，“但使人人有田，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则可矣”。与朱元璋“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的江西才子解缙向元璋《献太平十策》，第一策就是请“参井甲均田之法”。说，不必拘于方里而井，事事合古，但应汇集天下丁口田亩各若干，计丁授田，各治私田，共耕公田。有地狭人稠土地瘠薄之乡，政府资以舟车，给其衣食，徙之江淮闲旷之地。尸里之内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此，贫富何患其不均，词讼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其不治。太平万世，理必有然也”。　　　　
　　　　方孝孺和解缙的这些议论出自洪武晚期，而且带有较强的复古气息，但是乘时趁势，计民授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避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社会动荡，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则是建国后有识之士的共同思想。其实，对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社会弊端，朱元璋比这些儒生的泛泛议论更有切肤之感。他深知农民多么需要一块供自己支配借以养家糊口的土地。他不会忘记为巴掌大一块葬地怎样去哀告田主。就是因为刘继祖当初慨然施舍了这丘垄之地，使他终生难忘，他登基后不久，就封刘继祖为义惠侯，正说明苦难的过去给他打下了深深烙印。他也深深知道，富室豪霸挟持勾结官府欺压小民给国家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不奢望上古三代的井田制，他甚至知道，眼下形势连均田制也无法推行，北国固然荒野连天，而在江浙财富之区则是富室相望，田连阡陌。他必须因地制宜，稳扎稳打。综观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在坚定地为建设一个理想而又可行的小农社会而果决地行动。　　　　
　　　　使北方百姓在垦荒过程中得到一块土地并不困难。洪武三年（1370）设立司农司，推行计民授田，规定无田者每户授田十五亩，蔬菜地两亩，有力量的不限此数，要求先分配靠近府州县城的田地。这实际是规定最低垦田数，百姓们粗耕而占有的当不止十七八亩。移民开垦的地区，也是计口授田。据保留下来的记录，在北平的景州（景县）、隆庆州（延庆县）、保安州（怀来县）都是每户五十亩，大名府每户一百亩，南直隶凤阳府每户八十亩。大约北方地区每户占田五十亩是官定常例，这同北方屯军每分五十亩大体一致。当然，这份耕地是土地权利，同时也是对王朝纳税服役的义务。　　　　
　　　　在江浙等“窄乡”是不是也有荒田可垦，也有通过垦荒而生长起来的自耕农呢？也有的。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州等府到洪武十六年（1383）还有垦荒七百余顷的年终报告，同年，山西平阳府也奏报开荒成绩显著。在苏州府太仓卫（弘治十年在卫城建太仓州），于民户中曾“见丁授田十六亩”，也应该是授田垦荒。苏州府弘治年间比洪武初年田地增长一百九十八万亩，其中吴江县、常熟县、嘉定县都有较大数额的增辟。这大部增额也应来自垦荒，也应为自耕农所占据。当然，这些地区明初自耕农的数量要比北方少得多，所占份地数额也少得多。在这里有田十亩便可称康富之家。　　　　
　　　　（二）眼里容不得富人　　　　
　　　　明朝开国后，全国多数地区蓁莽荒芜，地主大户的产业自然也破落凋零。大规模的垦荒，不仅促进了自耕农的成长，也促成了中小地方的再生。垦荒不仅是劳动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农具、牲畜、种子的投入。谁更多地掌握这些生产资料，谁就可能占有更多的耕地。国家奖励垦荒，“不限顷亩”，减免徭役赋税，便利了这些“有余力者”占有更多的土地并占有他人的劳动。据有关记载，像河南临漳，有占田七八顷的。河南邓州有拥有棉花地一千亩的，在北平布政司事同一律，“富家隐藏逃户，辟地多而纳粮少，故积有余财而愈富”。像应天、太平、宁国、镇江、广德这些老根据地，荒地很多，元璋又有“亏了五府供给，永远饶了他税粮”的圣旨，所以豪富之家大量开垦，有的多至百余顷。再有，就是随着土地买卖的频繁，自耕农迅速发生了两极分化。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新的地主富户便不断地迅速成长起来。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元璋的注意，针对抢占荒地和出租雇佃的情况，他发布诏令：对于荒地，要“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又令：“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唯犁到熟田方许为主。但是荒田，俱系在官之数，若有余力，听其再开，不许过分占为己有。”在全国多数地区，特别在黄淮地区，贫富悬殊，以富欺贫，开国之初还没有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但防微杜渐，元璋已采取了一些预防和对症措施。　　　　
　　　　与北方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江南地区，也就是原来张士诚辖区内的富户豪民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洪武三年（1370）二月，他向户部询问天下富民的情况，户部回奏：从纳税数目看，江浙多富民巨室。以苏州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至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户，五百至一千石的，五六十户，一千至两千石的六户，两千至三千八百石的两户，共计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约纳粮十五万零一百八十四石。这些人大约是有田几百亩到几千亩乃至万亩以上的大地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国家与地方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元璋说：“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这些话自然是包含着他的切肤之痛。方孝孺说得更具体些：“今富贵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公家有散于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于富家者，则小民已代之输矣。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这是很显然的，富户豪民，祸害了小百姓，同时也就妨碍了皇家统治。朱元璋在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2）

　　　　首先，他命令户部把江浙富民全部召到京城来，亲自召见，予以训话。他说道：“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今天，朕为尔等之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不要凌弱，不要吞贫，不要虐小，不要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这就是守法，就是良民，就是保身之道。如果继续像往常那样横行强梁，就不是朕的良民了。”这些多田翁都叩头称谢。元璋还赏给了他们酒饭。这些人为受到皇帝的接见而沾沾自喜。多数人对皇帝的这长篇训话的含意不甚了了，自然也就我行我素。　　　　
　　　　训话时，宋濂等人在场。过后，元璋对他们说：“朕告谕此辈，是想勉励他们为善去恶。谁知道这些话灵不灵。”宋濂他们便赶忙把这篇训词整理出来，出榜晓谕。　　　　
　　　　果然不出所料，那结果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元璋决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总不能说是不教而诛吧。　　　　
　　　　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曾将东方齐、楚、燕、赵、魏、韩六国的强宗大族十余万口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既加强了京城重地附近的经济基础，又削弱了这些六国贵族在地方上的盘踞势力，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叫做“强本弱末”之术。元璋决定效法这个办法。他几次大规模地迁徙江浙富豪。　　　　
　　　　最早一次在吴元年（1367）十月攻下苏州城不久，“命徙苏渊富民实濠州”。濠州后来改称凤阳，是元璋老家，所谓龙兴之地，当时一片荒凉。苏州是张士诚的巢穴，是当时最繁华的地区，地主豪强很多，曾长期支持张士诚政权。如此，实在有“强本弱末”的必要。第二次在洪武七年（1374）。这时朱元璋正在大规模营建中都凤阳，于是命安南侯俞通源，督率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到凤阳屯种，命太师李善长、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经理驾驭。第三次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南京，所涉及的主要是江浙富民，但经过几十年的成长发育，全国各地富民渐渐隆起，故而也成为迁徙对象。对富民的这类全国性移徙，一直延续到元璋逝世。在洪武三十年前后，还起取江浙等处上户四千五百余家填实京师。富民豪强所凭借的主要是土地和他的家族部曲，因而被称为地头蛇。他们一旦离开了土地，便势杀气衰，无能为力了。他们所能带走的，充其量只是金银细软，作为不动产的土地，或者收归国有，或者另有新主。　　　　
　　　　在元璋所希望建立的社会中，富民可以做官，可以治民，可以享受尊荣，但他们首先必须遵守朝廷法度，就像训诫他们的一样：不凌弱吞贫，欺小虐老，而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逊顺乡里，周给贫乏，做朝廷良民。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人逃避徭役，诡寄田粮，欺隐土地，侮贫凌弱，横行不法。洪武十五年（1382），他对两浙、江西之民有一道申诉的谕旨：“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南北民风的不同、善恶的差别呢？结合自己年轻时所经历的那些痛心疾首的往事，元璋不难明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是巨家富室控制局面，影响风气，一个是贫弱小户遍布乡村，淳朴易治。我们不妨看看元璋对奸顽富豪欺凌小民更直接的揭露：“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滑，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其贪官污吏受豪滑之财，当科粮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书算手受财，将田洒派，移丘换段，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这就不但使小百姓负担增加，生活更加困苦，甚至折田卖屋，颠沛流离，而且使政府赋税征收遇到更多麻颊，使整个社会秩序难以稳定。元璋决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治措施。　　　　
　　　　一个是迁发抄家。凡是“将自己田地移丘换段，诡寄他人，及洒派等项，事发到官，全家抄没。若不如此，靠损小民”。元璋特别规定，“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有权“将倚恃豪强之家捉拿赴京”。被拿富室“连家迁发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以鼓励百姓反抗与告发。　　　　
　　　　再者就是杀头。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