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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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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命
1958年春天，我当选为出席苏联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得知，我们的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已进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今后将在莫斯科工作。
1958年4月25日，在扩大的边疆区共青团全会上，原第二书记尼古拉·马霍坚科当选为第一书记，我当选为第二书记。而到1961年3月尼古拉调任党的工作、担任伊佐比利内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我又成了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并一直干到1962年4月。
如今在边疆区内长途跋涉时，我可以享用大名鼎鼎的嘎斯吉普车了。不过只要前面没有公路可走，我还离不开我那双穿用多年的充革布长统靴。
我一生中的这四年，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已愈来愈成为当年共青团的特点。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其中一部分与共青团对生产领域的辅导有关系。我们对“大化学工程” 例如对涅温诺梅斯克氮肥工厂进行辅导；对畜牧业，首先是养羊业，其次是养鸡业和养兔业进行辅导；对种植玉米和甜菜进行辅导；对果园和葡萄园进行辅导；如此等等。
粗饲料和多汁饲料月尚未结束，为期两月的推销书的活动又开始了。对庄稼收割进度的突击检查刚刚结束，为牲畜过冬做准备的运动又接踵而至。这一切都伴之以没完没了的汇报、总结和取经。
我的桌上每天都放满了不计其数的来自共青团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形成了一种印象：“高层 ”相信离开他们的官僚主义指示，青草也不长了，奶牛也不生牛犊了，而整个经济只能以“ 动员模式”的方式运作，完全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过我当然明白，共青团是体制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6）
同“上层人物”的接触
顺便说说，我的新职务使我进入了新的交际圈子，同地区政治精英、边疆区委书记打起了交道。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种反映。
从1946年开始，伊万·帕夫洛维奇·博伊佐夫在我们这里当了10年第一书记，他是加里宁州游击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此人在边疆区留下了最相互抵触的议论。他相当冷酷、严厉，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然而这种威信是建立在斯大林时代所特有的恐惧上面的。二十大以后博伊佐夫的地位受到动摇。中央责怪他新的工作开展不力。所有昔日在他面前战战兢兢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于是他调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
1956年3月，伊万·科诺诺维奇·列别杰夫接替了第一书记的工作。此前他曾担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鄂木斯克州和奔萨州第一书记。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列别杰夫是个精力无法控制的人，他可以迫使任何一个人工作。我觉得在收割期间他可以让死人爬起来，逼迫死人去收庄稼或者打干草。可是如果问他：干吗，为了什么？连列别杰夫本人也会张口结舌。
1956年斯塔夫罗波尔在上面的压力下，推广分段收获法，就是先把庄稼割倒，然后再整理脱粒。在干燥少雨的夏天，这个办法倒不错，可那个闰年的夏天潮湿而多雨。尽管如此，仍然违背清醒的理智，逼迫专家和机械师按新办法收庄稼。无论怎样讲新办法要有选择地采用，列别杰夫统统听不进去。许多人因此丢了官职。至于一意孤行的结果造成数十万公顷的庄稼烂在地里，就没有人承担责任了。
起初我以为列别杰夫的性格不过是个别人所特有的。可是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到我们斯塔夫罗波尔来向边疆区授予列宁勋章时，我才明白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列别杰夫“与众不同”…… 当时我是初次有幸一睹赫鲁晓夫的风采。我在观察赫鲁晓夫的行为举止时，发现了他的坦率与真诚、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赫鲁晓夫的“风格”树立了某种榜样，许多级别较低的领导人纷纷群起效尤。
糟糕的是因为属于模仿，加之普遍文化水平较低，“领袖”的风格往往便具有粗俗的形式。直率和人民性有时就成为公开的粗野，且不说脏话和酗酒了。看来，列别杰夫的内心深处也有模仿赫鲁晓夫的愿望，但结果却往往是滑稽可笑的。他成天在下面跑，目睹混乱现象，训斥，骂娘。他的电话电报像雪片似地飞向边疆区党委，整个机关都严阵以待：飞快地写出决定，宣布处分，草拟电报，要求提高组织性和加强党的监督。
在来自莫斯科的上级面前，列别杰夫毫不掩饰地巴结奉承。但只要谁从权力巅峰“坠落下来 ”，那他就差点想要去踏上一只脚。对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就是如此。在“ 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布尔加宁于1958年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被“流放”到我们这里当边疆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他受到斯塔夫罗波尔市民的热烈欢迎。早上布尔加宁前来上班时，国民经济委员会楼前聚集起一大群人，有时可以多达数百人，然而这只会使列别杰夫火冒三丈。
“你这是在迎合落后情绪吗？”他在党的积极分子会的讲台上冲着布尔加宁嚷嚷。“怎么，你是来搞民主的吗？”
列别杰夫简直是在鄙视布尔加宁，对他罗致罪名，稍有闪失就提到党委会上来，一心想撤掉他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调去当个小厂厂长。只是赫鲁晓夫亲自出面干预，才使布尔加宁免于这次“调动”，老人家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斯塔夫罗波尔。
列别杰夫断送前程，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事例。他硬性贯彻“上级机关”的一切决定，什么事情都办得很漂亮。1956年因“推广分批收获的先进方法”被授予列宁勋章；次年他50岁生日，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1958年我们这里收成很好，上缴国家的粮食超过1亿普特，边疆区被授予列宁勋章，列别杰夫获得自己的第三枚列宁勋章。真不简单：三年得了三枚列宁勋章！可一年之后他下台了。
是不顾一切的热心害了列别杰夫。1958年，农业方面初步成果所带来的欣喜已使赫鲁晓夫的头脑彻底发昏，他公开提出了在畜产品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任务。赫鲁晓夫对党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期待着立竿见影的成果。而因为这项任务是绝对不现实的，赫鲁晓夫这就是在鼓励公开地弄虚作假，不管他主观意愿如何。
凡是想得到赏识的人都十分起劲地动手干开了。在压力下，向个体农户大量收购牲畜，到附近地区成批采购。这方面数梁赞书记拉里昂诺夫最为突出。1959年梁赞州完成三年的肉类计划，斯塔夫罗波尔州完成了两年半的肉类计划。但那是怎样的代价啊！大群大群的羊只、役牛和马匹都进了屠宰场。农民的家庭副业全部砍掉。
报刊发出了“第一批春燕”的鼓噪，号召其他人向先进看齐。骗局很快就揭穿了。拉里昂诺夫自杀身亡，列别杰夫于1960年1月“因为健康状况”被撤销职务。然而“生米已成熟饭” ：这次“肉类运动”给我国个体经济成分的打击很大，直到最近还可感觉到它的后果。
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赞成二十大后我国社会中唤起的期望，认为这是我自己、我的同龄人新的重要机会。同时我也看到，变革举步维艰，其进程前后不一，系出于一时冲动。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7）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那个时代的矛盾也十分鲜明地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这是我有幸参加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我曾将自己的印象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上，其实不做笔记，两星期会议的许多波折也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首先记住的是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插曲。
看来赫鲁晓夫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在党内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时许多领导成员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公开地、在代表大会发言中确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会场里的兴奋情绪在10月30日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的会议上，老布尔什维克Д。А。拉祖尔基娜登上主席台。她的发言颇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反正与阴曹地府打交道的事实俱在：“ 我心里老装着伊里奇①，”她说道，“同志们，我之所以能在最困难的时刻活下来，就是因为我心中老装着伊里奇，我同他商量该怎么办。昨天我同伊里奇商量来着，他像个活人似地站在我面前说：我和斯大林呆在一起不舒服，他只是给党带来灾难。”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面。在斯塔夫罗波尔，深夜开始用拖拉机拆除市中心那个硕大无比的斯大林塑像时，聚起了一群人，他们明显地持不赞同的态度。但一切顺利进行，“工作”完成了。塑像拆除了，斯大林大街更名为马克思大街。
我们当时把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理解为重申和继续党的二十大路线。然而令人不安的东西也日益暴露出来。会场里又在对赫鲁晓夫大唱赞歌。这点在讨论新党章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文件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它注重人的需要和需求，宣布关注保证和平与和平共处。但其中许多地方有点对胜利盲目乐观，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提法显得肤浅。
尽管如此，许多代表、党内有名的人物都在争先恐后地颂扬和吹捧赫鲁晓夫。В。Ю。阿洪多夫将赫鲁晓夫那个相当杂乱的报告比做“宏伟壮阔的交响乐”。拉希多夫则说赫鲁晓夫是“ 杰出的列宁主义者、精通深刻社会过程的行家和热情的和平斗士”。使我感到不快和吃惊的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颂歌显然是非常高兴。那种旧有的、人们十分熟悉的东西又在死灰复燃。我们这些代表又如何呢？热烈鼓掌，尽管许多人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使在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意味着反过来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一分析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印度、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敌对与对峙。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初试锋芒（8）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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