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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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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农庄主任叫奇若夫。此人平庸无能，而且极不正派。他之所以能在农庄主任的交椅上坐上几年，全仗着一小撮应声虫的捧场，这帮人当然并非毫无私心。农庄庄员目睹这一切，纷纷搞起了个体经济：总得活下去啊。他们种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运到斯塔夫罗波尔去出售，顺手牵羊地再摸上点农庄地里的东西。结果，集体农庄每况愈下，到了完全衰败破落的境地。
于是，我就同区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德科一起决定撤换农庄主任，换上了瓦西里·伦金。
伦金在科丘别耶夫区一个农庄当总农艺师。他上的是函授大学，但精通庄稼活，而且具有与人打交道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特殊本领。总之，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坚信只要给他提供机会，提供个人活动的空间，他就可以真正地大显身手。
几年过去，农庄已是今非昔比。伦金实行了经济核算，实行以生产队承包为基础的新的劳动鼓励办法。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变了，收入连年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村子也开始进行配套建筑工程。伊里奇遗训农庄声名鹊起，开始有人来这里取经。
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去看我的“教子”，我见庄员们在为伦金祈祷。因此别什帕吉尔的“五个泉眼”都已水流如注。
凡此种种事例说明，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干部。我认为自己的“超级任务”就是支持、必要时出面保护有才干的、往往一意孤行的干部，坚定不移地撤换不懂行、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也不愿意同人们建立正常关系的干部。
这也决定了工作方法。这全然不是坐办公室的、文牍主义的工作。我经常在下面跑，与人打交道。各农业区都接受了这个做法。库拉科夫不仅表示支持，而且主张使这一工作具有计划性。这样就诞生了干部培养计划。
有一天我又来到了苦干沟。这次来是因为对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列斯科夫的工作感兴趣。他是1958年取消地方机器拖拉机站之后过来的，原先是拖拉机站站长。当选为农庄主任，那年他36岁。这位前线战士身负重伤后脸上布满了深深的伤疤。不过不难猜出，他原先岂止讨人喜欢，还是个美男子呢。
布列斯科夫一来，苦干沟历史上的纪年便发生了变化。新主任一上来没有同庄员们谈生产，他提出搞村庄的配套建筑。第一次开会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这是个怪人。于是布列斯科夫拟定了公用设施和房屋建筑计划，谈妥了贷款，找到了工程承包人，又走家串户，与最有影响的庄员交谈，并在会上再次提出问题。这次人们相信了，明白了这不是个“临时工”，而是当家人。计划也批准了。
我同布列斯科夫早在当时就相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给他帮过一点忙：支持了他在苦干沟的忘我劳动。岁月流逝，列宁集体农庄已成为边疆区的一个先进农庄。原先的破败景象早已踪影全无。不是不大透光的茅草房，而是质量很好、设备齐全的房屋，街道铺上了沥青路面，有了学校、图书馆、医院、漂亮的文化宫。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后来，申请加入这个著名农庄的人排起了长队。布列斯科夫两次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3年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当之无愧。
结识有意思的人也有从个人问题专案开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会议上提出了开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捷列先科党籍的问题。库拉科夫问道：那里出了什么事情？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3）
“据说有个神经失常的农庄主任夜里用步枪打死庄员的牲口。”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你去一趟，就地把问题弄清楚。”
捷列先科领导的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位于距斯塔夫罗波尔约300公里、与达吉斯坦和车臣－印古什交界的地方，地处起伏不平、半沙漠的草原。我到了那里，与主任见面相识。我看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三十出头，几乎与我同年。
他向我讲了自己的经历。1953年从部队复员后，在自流水国营养羊场当兽医士和畜牧工作者；1955年入党，毕业于函授农业学院，1961年当选为农庄主任。他接手后一看，人们对一切都丧失信心。捷列先科曾尝试像布列斯科夫那样从村庄的配套建筑入手。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新村，种树，种玫瑰花。事情却毫无进展。大部分农庄庄员都是诺盖人，诺盖人祖祖辈辈都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传统中就没有设施完善的生活和定居地。
为了设法把人们团结起来，捷列先科组织了合唱队，农庄管委会规定人人必须参加。捷列先科自己也唱。尽管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农庄的事情仍然毫无头绪，变革起来很难。人们不相信集体农庄，出工的只有一半农户，其余劳动能力很强的人，当然都是老头，搞起了个体经济。夜里就出来偷。偷盗集体农庄财产已成家常便饭。
“就是过的这个日子，”尼古拉忧郁地说。
那年在捷列先科及其战友的努力下，苜蓿、玉米、一年生草等的收成都很不错，但这一切都成了夜间偷袭者的猎物。捷列先科忍耐过，劝说过，羞辱过，偷盗却愈演愈烈。他终于忍无可忍，按捺不住，操起一杆小口径旧枪，就朝那些拉着偷盗物品的毛驴开火。
当然捷列先科有错误。不仅因为他采取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作为领导人本应关心庄员的家庭，帮助他们发展个人副业。何况集体农庄也无法向农民提供应有的收入和粮食。无论如何，没有副业根本不行。这话我对他讲了，建议他亲自来调解纠纷，而且以后要注意：如不关心农民的家庭，那他就一事无成。尼古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希望得到支持。
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对库拉科夫说：
“捷列先科当然是把农民给欺负了：总得让人家有地方放自己的牲口啊。可我们要是不支持这个小伙子，那就什么全都得毁了。而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不公平的……”
库拉科夫陷入了沉思：
“我们要怎样支持他，才能得到理解呢？”他突然问道，“怎么，他那儿的玉米确实不错吗？”
“那真是奇迹。在烧过荒的草原上，那简直像一片绿洲。玉米秆长得有三米高。”
“哪怕不到三米，有两米也不错了，”库拉科夫笑着说道，“咱们就在他那儿开上一个全边疆区的经验交流会吧。”
说到做到。全边疆区的专家都集中在这个农庄里，讨论如何在水浇地上种植玉米的问题。捷列先科的玉米品种挺争气的。记得我原来有过一张照片：边疆区共青团委书记瓦西连科骑在库拉科夫的肩膀上试图去够着玉米秆尖。大家对捷列先科的经验表示赞许，报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
不过捷列先科自己也没有白白浪费时间。他与庄员们消除了误会，此后生活仿佛开始变样了。他使农民的情绪有了改变，让他们迷上他的计划。集体农庄蒸蒸日上，而他自己却始终在探索中：采用新的工艺、小型生产方式，避开了费用高昂的综合体，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轮作制，恢复了休闲地，对饲料作物改用灌溉耕作。在莫斯科学者的参与下搞出了自己的激励机制。顺便说说，捷列先科为支持农民的家庭副业做了不少事情，村庄盖好房舍，旧貌变新颜。他两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曾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正式委员。这是个非常好的人。他于1989年5月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在组织部的工作使我与库拉科夫的关系密切起来。按照党的机关的规定，这个部由边疆区第一书记直接照看。我和他几乎是天天见面，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工作关系。
库拉科夫是个坚强而慷慨的人。我曾不只一次地陪他到边疆区各地去视察，我发现他与农庄庄员或者专家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因为他对他们的事情了如指掌。他的智慧与众不同，甚至可说是农民的智慧。
1964年10月库拉科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我们在告别时已是朋友，而且此后一直关系密切。
又一个失宠者
叶夫列莫夫到我们这里来，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据我后来得知，库拉科夫直接参加了倒赫鲁晓夫的“准备过程”。他是属于那批在十月全会前夕召到莫斯科去完成特殊任务的书记。万一中央主席团委员缺乏说服赫鲁晓夫自愿下台的论据，这些书记就得向赫鲁晓夫提出自己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十分看重库拉科夫的这一表现。十月全会刚刚结束，库拉科夫即出任中央农业部长，而在11个月之后的1965年9月，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是全党和全国的著名人物。他曾先后担任古比雪夫的第二书记和州执委主席、库尔斯克州和高尔基州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1962年，他成为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第一副主席。该局主席为赫鲁晓夫本人，但主要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两位副主席——叶夫列莫夫和基里连科身上，两人平起平坐，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叶夫列莫夫并未参加十月“宫廷政变”的准备工作。后来他对我说，其时他正在出差，好像是在乌兰乌德。召开全会一事没有事先通知他，当他听说再赶到机场时，又说飞机有毛病，飞行推迟。毫无疑问，这是有计划的延误。
问题在于叶夫列莫夫早已背上了赫鲁晓夫忠实追随者的名声。此前不久赫鲁晓夫曾视察了俄罗斯的好几个州。叶夫列莫夫陪同视察。此次视察已拍成纪录片，赫鲁晓夫的后面老是有叶夫列莫夫的身影晃来晃去。这样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4）
许多人都说，只要到办公室去找叶夫列莫夫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他会立刻拿起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夹满书签、划满着重号的赫鲁晓夫文集，加以引用。他总是这样来结束谈话：
“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是这样说的。你就照这个去办吧。”
根据叶夫列莫夫自己的说法，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和大家一起批开了赫鲁晓夫，不过他和米高扬一样，主张让赫鲁晓夫留任原职。
大概中央主席团正是以此为根据，才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将叶夫列莫夫派到我们斯塔夫罗波尔来，并保留了他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根据波德戈尔内的报告，决定重新合并州及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于是叶夫列莫夫从12月1日起主持了组织部的工作，负责在斯塔夫罗波尔完成这项任务。
那是紧张而激烈的日子。尽管边疆区党委一分为二只有两年的时间，如上所述，两个党委之间的疏远和“拔河”有时发展到了有失体面的地步。如今要将两者合而为一，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班子，为职务的重新分配，开始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搏斗。我这个原农业党委的组织部长就成了搏斗的中心。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斗争，不仅事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工作岗位，而且事关地位和权力。许多人对于事业的利益倒是漠不关心。
叶夫列莫夫让我带上关于合并后的边疆区党委和机关组成人员的建议到他那儿去。他看了看我带去的东西，没有找到我的名字，感到很吃惊：
“您自己打算在哪儿工作啊？”
我回答说，我希望回到区里或者市里去。
“好吧，我们再看看，”叶夫列莫夫说道，他建议我带上全部材料去莫斯科。
我刚到莫斯科，来到中央组织部，就有人对我说：
“叶夫列莫夫让你给他打电话，有事情要交谈讨论。”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您还哪儿都没去吧？”叶夫列莫夫一上来就问。“那太好了。我请您注意：我们商定让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
“这完全符合我的意愿，”我答道。
这次谈话后我就着手协商新的任命了。谁知晚上叶夫列莫夫又来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说，我们刚才谈了谈，我决定我们还是在一起共事。”
“当然了，”我没弄明白，“还在一起共事。〃
“不对，”叶夫列莫夫打断我的话说。“我说的是你当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
“那为什么？”
“你明白吗，这里简直乱套了，四面八方都在折腾……”
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到边疆区党委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想象到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如何向叶夫列莫夫施加压力的，他在每次这样的谈话后便开始动摇。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说，“没必要这么做。我请您别改变立场。”
“别说了，”叶夫列莫夫打断我的话。“问题解决了，我和大家都说好了。”
1964年12月22日举行了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叶夫列莫夫当选为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原工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博先科成为第二书记。我当选为党委委员并出任组织部长。
与叶夫列莫夫共事的头两年，是我们相互了解、“磨合”甚至可以说亲近的时期。叶夫列莫夫有别于其前任的是开阔的政治视野、博学多识、颇有文化素养。他当然是个大人物，同时又是十足的体制产物，苏共机关学校的鲜明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与他共事的那几年对我颇有教益。
叶夫列莫夫对自己被发落到外省一事耿耿于怀。这也是他相当难以深入边疆区工作的原因之一。看来，他还抱着幻想，以为勃列日涅夫眼看就会让他回莫斯科去，因此起初对他说来首都的事态要比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有趣得多。
通常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文件去找他时，都要打电话。可有一天我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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