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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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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罗波尔的问题有趣得多。
通常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文件去找他时，都要打电话。可有一天我事先没打招呼就进去了。他坐在桌子旁边，用拳头托着下巴，目光直视前方。我走到跟前，坐下，却仍然是难熬的沉默。他完全陷入沉思，竟对我视而不见。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我小声说道。
他仿佛清醒过来，却仍然想着自己的事情，开始说道：
“怎么能这样呢？你明白吗，我可是发言支持基里连科的啊，替他辩护，可他没说过一句支持我的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他仿佛完全清醒过来了，苦笑一下，把手一挥。
“这是……我这是突然想起了1964年10月的中央主席团会议……米哈伊尔，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
叶夫列莫夫期待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且心情十分激动。他一直以为他可以保住他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地位。每当勃列日涅夫去海滨休假，他都一心要跟着去。他们在那里相聚，有时甚至是两家人相聚，叶夫列莫夫内心深处始终存着希望，那就是在代表大会上一次成功的发言可帮助他返回莫斯科。肯定要给他发言的机会，他对此丝毫也不怀疑。
1966年3月底，正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因事去了莫斯科。叶夫列莫夫让我留下来帮助他弄发言稿。他十分紧张不安，我见他这么难受甚至是在受迫害，也想帮他一把。于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每天都得在北京饭店他的客房里准备可能在会上宣读的发言稿，并随着大会讨论的进行加以修改订正。每次大会休息，叶夫列莫夫都要打电话过来，讲他的意见，把我尚未捕捉到的一些意味和重点再弄准确。
但是奇迹并未出现，叶夫列莫夫始终没有机会发言。作为边疆区委书记，他仍然留任中央委员，仅此而已。说句公道话，叶夫列莫夫确确实实专心致力于解决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5）
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
1966年9月26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按照官名录等级表，这个职务比边疆区委组织部长要低（相应地工资也低）。然而吸引我的是工作中有更大的独立性。我在市委里受到欢迎。许多人因为共青团的工作还记得我，况且后来我也没有失去与该市积极分子的联系：大部分领导人、科学文化机构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我都认识。
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上所述，斯塔夫罗波尔当年就是一个在整个俄罗斯边远地区都很典型的外省城市。直到60年代中期，整个城市基础设施都极不完善，这包括卫生、教育、文化、日常生活服务、交通、供水供热、尤其是排水系统。污水往往就汇入街道两旁的水沟。城市的工业以木材加工机床厂、服装厂、纺织厂、鞋厂、甜烧酒厂、几个小小的乳制品厂为代表。
关于必须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想法可以说是呼之欲出。该市那得天独厚的景观，它那起伏的山冈和低地中的池塘、绵延到市郊的森林，无不为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恰好在我成为市委第一书记的1966年9月，市苏维埃批准了斯塔夫罗波尔市25年发展总规划，规定对市中心进行改造，开垦新的空地、尤其是在西部两大片森林之间。
一个老问题：改造和建设所需的经费从哪儿来？除了极其有限的全国性集中拨款这个来源而外，只有靠城市企业来资助了，而城市企业又屈指可数。国家计委多年推行的生产力部署的片面政策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直到城市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后，才有可能建起现代化的工厂——生产电气设备、汽车拖车、化学试剂和发光体等的工厂。
我们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实行“柯西金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包括企业有权支配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等联系起来。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市委首先就做他们的工作。在市委和企业里安排会见，依靠党的机关和科技人员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材料证明，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当不明确，被降低了。对他们的惟一要求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完成计划。
我们在1967年4月举行的市委全会上讨论了与进行改革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尽量寻找自己的角色，往推进改革的方面努力，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改革的钥匙不在斯塔夫罗波尔市。给人的印象是，全联盟的部委抽出个别的问题，回避做综合的决定，对于实际过渡到新的计划和劳动激励体制最不关心。况且边疆区党委同苏共中央一样，最关心的仍然是完成计划的指标。
尽管如此，斯塔夫罗波尔市发展总规划依然在逐步得到实施。全城布满了脚手架，这倒成了城市别具一格的名片。我们这些市委工作人员则几乎人人都成了工地主任。新的工业企业一个又一个拔地而起，对熟练工作人员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如果说我任团市委书记那段时间青年人就业机会少、纷纷到外地去的话，那么如今得到外面去请专家了。提出了工业院校的问题。最初开设了克拉斯诺达尔工业学院分院。扩大了现有的学院和中等技术学校。
住宅建设的规模猛增：一个又一个街区拔地而起，出现了新的小区。新的住宅建设联合企业在正常运转。市内的街道铺上了沥青，通了无轨电车，修起了马戏团、游泳池、图书之家。在圆树林区兴建了公园，在市中心的共青团小山上又兴建了一个公园。
家里也发生了变化。伊琳娜满10周岁，我们送她一本摄影集——她生活的写照。1967年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社会学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她饶有兴趣地从事教学工作，在边疆区各地进行社会学调查。这一年我也在农学院经济系毕业。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了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和我的结业。
我们的生活异常充实，自己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相濡以沫，融洽无间。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有了改善。有能力将1960年分到的两居室住宅装修一番。添置了电子牌电视机，原来一直使用收音电唱两用机。
但操心的事情并未减少。恰在此时我同叶夫列莫夫的关系仿佛出现了裂痕，开始发生误会，起因各种各样，有时纯属无关紧要的原因。其中，我同库拉科夫的（电话）交往也是原因之一。叶夫列莫夫对这样的交往颇有几分嫉妒。他仍然对返回莫斯科抱着希望，他在摸底，并且担心任何不利于他的计划的消息走漏出去。这样的弱点和多疑，正好为那些自我离开边疆区党委后开始聚集在叶夫列莫夫周围的告密者和马屁精所利用。
我估计不满情绪很快就会表露出来。不久果然发生了。有一天叶夫列莫夫邀请几位党委委员一起研究涅温诺斯梅斯克市党组织的情况。该市第一书记毫无节制的酗酒引起共产党员和居民的不满。市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叶夫列莫夫想事先商量商量。因为他的意见尚未确定，与会者说话都是小心翼翼，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则与此相反，主张在党代表会议上换掉市党委领导班子，以免败坏边疆区党委在人们心目中的名声。这时叶夫列莫夫突然发作开了，他讲了一大堆令人难堪的不公允的话，不过实际上对我的看法未置一词。这是控制不住自己。马屁精们要的就是信号，仿佛是一声令下，他们全都一哄而上，对我进行攻击。
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不能就此罢休，便打断一个发言人的话说道：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①，您要是对我的看法和估计毫无兴趣，那就请您以后别再叫我来。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吧。我看你们这儿真是团结一心，意见完全一致。”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6）
叶夫列莫夫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出现了难堪的场面。好不容易草草结束会议，大家不欢而散。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我们很少往来。我一门心思干市里的工作。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 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Ф。П。布尔米斯特罗夫接任该职。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当时我已经自己做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竞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
“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会……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连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Е。З。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的套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态度的。其中最初就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二书记
无论过去任组织部长还是如今当第二书记，我都花很多时间去做区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他们在党的等级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庞大的党的机关正是通过区委第一书记与 “群众”和“基层”，也就是机关、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基层组织和村镇苏维埃发生关系的。第一书记本人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政策的具体贯彻情况。
库拉科夫对区委书记的态度遵循两条标准，那就是“作计划”的能力和个人的忠诚。其余的一切他都觉得无伤大雅。一起饮酒作乐更使相互关系简单化到了有些书记可说已经悄悄地骑在库拉科夫脖子上的地步。其中许多人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有封地的公爵了。
叶夫列莫夫对于更换书记班子觉得很困难，也不大愿意，尽管这方面的必要性很大。
下面来了很多信，揭发了书记们恣意妄为、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酗酒。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样的信件直接交到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手里。这是他的“教区”，他决定着此类信件下一步的行程。然而叶夫列莫夫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毫无反应。
我曾不止一次地与他谈起这个问题，却毫无结果，叶夫列莫夫经常是避而不答。有一次在谈到一位区委书记时，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过去同库拉科夫的关系如何啊？”
我终于按捺不住，便答道：
“库拉科夫同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
“你和所有人的关系也不错嘛，”叶夫列莫夫冒了这么一句。
“我也一样。不过虽然我同费多尔·达维多维奇①有联系，也并不是对他当时的一切都赞成。”
“没有必要，”叶夫列莫夫哈哈大笑。“这正好是库拉科夫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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