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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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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谲云诡，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遴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加工成自己的“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些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这叫“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出身的人。
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合他们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
第一书记人选的最后决定权正好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心的研究。我想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见面。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也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
这些谈话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质。彼此面对面坐着，面带微笑，慢条斯理地谈话。并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叫我来，但是谁也不说，因为“我们推荐您”之类的关键话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说。
最后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我通过这次和后来的会见，确信他善于让对方对他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也好，”他说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是自己人了。”
然后勃列日涅夫以一种特别信赖的口气讲起战争期间经过顿河和库班撤退到新罗西斯克的情形。
“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问题。当时我发现人们在下雨时将屋顶上的雨水收集到特制的容器中，”他回忆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情。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2）
我证实了他的观察之正确，并讲到斯塔夫罗波尔人比顿河平原和库班平原上的人遭受的灾难还要多。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转到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上来了……我明白他的意图并不复杂：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这时我壮起胆子，想抓住机会解决正打算同库拉科夫谈的一个实际问题。问题在于1969年是斯塔夫罗波尔极其难熬的一年：严寒，干旱，沙尘暴，全赶到一块了。200万公顷已播种的冬小麦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冬天是熬过来了，得挨到新粮下来，眼下才4月份，没有国家的帮助是过不去的。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接下来谈话转向一般的话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谈到对外政策 ——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在他那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谈了几个小时。我当时能够想到，18年之后这个办公室竟会成为我工作的地方吗？
我想指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可一点不像时下给他画的漫画。
边疆区发展计划
斯塔夫罗波尔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农业问题。在上任之初举行的一次边疆区党委会上，我提出了制定长远方针的问题，执行长远方针的结果，是发展专业化，采用工业工艺，大大改变农业生产配置，最后是斯塔夫罗波尔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第一个发言的是边疆区党委农业部长布德科。
此人精明能干，又是我的朋友，他的这一反应出乎意料。会后亚历山大责怪我说：党委会一开始就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否必要。
在党委会上，第二书记尼古拉·热兹洛夫也不支持我，显然是因为我事先未同他商量而感到生气。执委会主席博先科提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
“同志们，大家知道吗，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我认为大家都应当考虑考虑，再来继续这个话题。”
这件事并未使我感到沮丧，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同事，也明白了自己策略上的失误。后来又召开一次党委会，会前我就用书面形式叙述了自己的想法。展开讨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致通过的决议。
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集体思考并与学者、专家、实际工作者共同切磋的过程。这样制订出来的边疆区农业长期发展纲要，在秋天举行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获得批准。其要点是农业企业的合理配置，农业企业的现代化，采用工业工艺，发展土地引水灌溉，培养干部，科学研究。我把将近10年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纲要的贯彻落实工作，但在离开斯托夫罗波尔时，却发现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主要任务是使农业保持稳定。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作了一个统计：1870～1970 年的100年间边疆区有75年为低产年，其中52年干旱。这是个冒险耕作的地区。几乎50％的地域为干旱和极端干旱草原。当强劲的干热风从东部的阿斯特拉罕刮来时，我国的南部就大祸临头了。干热风席卷整个斯塔夫罗波尔，并向西边的远方刮去。
从事农业耕作的风险程度是如此之高，只要粮食尚未进仓，一切都难以预料。1974年可望有个大丰收。恰在此时库拉科夫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与选民见面。他驱车前往我们主要粮食的产地——各草原地区。这里是他的选区。
驱车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周围的庄稼…… 真是前所未有。库拉科夫的反应出人意料：
“好呀，我的朋友，好呀，我的骗子手！我还以为你们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呢，你们都把庄稼藏起来不让我看！”
“我们为什么要藏起来？”我回答说。“这不是给您看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这儿的全都给分掉，”库拉科夫说。
他回到莫斯科，卡尔洛夫很快就打电话来了：
“你为什么不吭气？头儿说了，给你们一万辆车搞收割。今年得好好从你们这儿搞点粮食。 ”
不久，6月29日至7月2日，斯塔夫罗波尔先是下雨，然后天气炎热，刮起了干热风。我们每公顷只收获了15公担。短短四天就使得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边疆区的引水方案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也曾出现过，但最初的实际步骤是直到30年代才采取的，当时建成了捷列克—库马系统，并开始修建库班—叶戈尔雷克和库班—卡劳斯两条灌溉渠。1969年年底，两条灌溉渠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并按照南方水利工程设计院皮亚戈尔斯克分院的方案开始了运河的第二期建设。
我们在思考边疆区发展前景时曾作过估算，按现有的建设大运河的速度，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可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而1966年的中央三月全会及后来1970年的七月全会都曾经说到要加速北高加索的水利工程建设速度。我决定加以利用。我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论证了修建一条从库班河沿岸至卡尔梅克草原的全长480公里的运河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3）
1970年秋天，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认识了苏联土壤改良与水利工程部部长。我请他看了起草的报告并匀出两三天时间去边疆区考察。
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斯基看了报告，后来又把专家请来，向他们提出一大堆问题。不过结果是：答应支持。他建议报告中提出最近5年、而不是15年的规划问题。他开玩笑说：“我明白您是个年轻书记，对您来说这不算什么期限，可对其他人来说就是无法企及的界限了。”
现在应当争取受到总书记的接见。天赐良机，巴库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邀请各共和国的来宾，我以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庆典，勃列日涅夫也去了。
我在主席台上曾与勃列日涅夫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我要求他接见。我讲了要谈的话题，他表示同意。谈话于12月进行，勃列日涅夫又聚精会神地听我讲，他看了所有的计算和图表，提出了许多问题，并要求将材料留下，其中也包括近百年干旱的图表。不久即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并未邀请我参加，因为勃列日涅夫亲自通报了运河建设计划，据说他还指出“应当支持那些从国家的角度提出重大问题的年轻的新领导人”。
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关于加速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及引水灌溉系统的决定。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宣布该工程为全苏共青团突击工程，数万青年开赴边疆区，运去必要的设备。特殊任务（修建三条隧道）由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承担。工程进展神速，1974年我们就庆祝了初步胜利：4月份克里木吉列耶夫高地的隧道贯通，11月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二期工程通水。
运河全部完工（共有六期工程）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然而远景规划的其他部分也应当考虑了，其中包括选择我们地区的最佳耕作制。我们早在1970年11月的边疆区党委全会上就已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以为一切都很清楚：用水浇地种小麦。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建议：在水浇地上种植饲料玉米，尤其是苜蓿，苜蓿在这里一季可以收五茬。而将小麦生产改为所谓的 “旱地耕作”，这就要求采取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其基础便是懂行地使用休闲地。这个观点得到斯塔夫罗波尔科学研究所学者的支持和推进，时任所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尼科诺夫后来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这样的试验尼古拉·捷列先科已在自己的农庄内不声不响地搞过了。灌溉水渠刚刚修到农庄的土地，他就将水引过去浇灌苜蓿和玉米，腾出的土地都变成休闲地，使休闲地占到耕地的 15％。见效很快。遇上干旱的年份无论谁家的庄稼都全部枯死，捷列先科的农庄却平均每公顷土地收获20公担粮食。在较为顺利的年份一般农庄平均每公顷打20～25公担粮食，捷列先科的农庄至少打35公担。
似乎一切都很清楚，我们就应该走这个路子。可只要谈起这方面的话题，就马上有人提醒我们说：这是和中央的方针唱对台戏，中央的决议中就把北高加索称为小麦水浇地种植区。出现了当时简直无法逾越的障碍，任何理由都不予考虑。然而，常言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75年和1976年两年，斯塔夫罗波尔又遭到极其严重的旱灾。两年连续干旱已属罕见，两年干旱再加上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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