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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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等边三角形”眼看着陷于瓦解。定期的电话仍然在打，可是如今梅杜诺夫在打电话时，不惜用最尖刻的话来对付罗斯托夫人，而当邦达连科打电话时，又把克拉斯诺达尔人痛骂一顿。换言之，合作渐渐地被竞争所代替，后来更成了嫉妒，冠冕堂皇的关于竞赛和竞争的话语不过是巧妙的遮羞布而已。　　　　
　　　　我想说的是，出现这样的关系并不是出于对本地区人民的关心，只不过是掺杂了自尊心和最卑鄙的情感。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农庄主席对此类“哲学”的描述，可能有些刺耳，却相当准确和坦率，他是这样说的：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知道吗，我们当然都是列宁主义者，可是当左邻右舍的情况哪怕是稍微差点的时候，心里毕竟高兴。”　　　　
　　　　梅杜诺夫上台后，佐洛图欣曾经相当顺利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可以称之为库班地方主义的思潮，也开始复苏了。对自己家园的热爱是一种神圣的情感。至于利用这种情感，培植所谓库班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与其他人相比不但有特殊的功劳而且还有特殊的权利与特权的思想，那就另当别论了。尽管诚实、能干、善于工作的库班人并不具有这种思想，地方主义甚至骄傲自大的病毒却在当地领导干部当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若干年之后，当困难时期来临，人们便看得很清楚，此类思潮并不是无害的。地方主义、新老地区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惜任何手段保住自己权力的意图与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交错在一起，将成为国家解体的因素之一。　　　　
　　　　然而这一切都是后话了。而当时，1970年，佐洛图欣主动承担了将我“介绍”给最有权威的（或者如当时所说的）领头的地区领导人的任务，这应该相当于我加入“第一书记班子”的非正式过程。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好意。不过也许是根据他们的要求。我不知道。7月中旬举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在为书记们安排住处时，如上所述，是有一条不成文的却又是严格遵循的规定。他们都下榻在莫斯科饭店。通常第一书记应当住单人间，而领头的住特等间。我与佐洛图欣就住进了一个这样的特等间。不知道这是事先安排好了还是我们来晚了的关系，不过显然当时在场的奥伦堡州书记亚历山大·弗拉索维奇·科瓦连科、萨拉托夫州书记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希巴耶夫、阿尔泰州书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奥尔吉耶夫，好像还有罗斯托夫州书记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和萨哈林州书记帕维尔·阿尔捷莫维奇·列昂诺夫，正在餐桌旁相当不错地打发着时间。他们全都处于相当兴奋的状态，和往常一样，同时高声地说话，彼此是不大听的。　　　　
　　　　苏共内有“特别”的信息渠道，一些举足轻重的封闭型集团可说是尽人皆知。还有受到总书记特别信任的独特的“快速反应集团”。其中有伏尔加格勒州书记库利琴科，萨拉托夫州书记希巴耶夫，图拉州书记尤纳克，克拉斯诺达尔州书记梅杜诺夫，库斯塔纳州书记博罗金，阿尔泰州书记格奥尔吉耶夫，奥伦堡州书记科瓦连科，萨哈林州书记列昂诺夫。他们大多数均与库拉科夫联系密切。每当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或者有个什么阴谋时，“快速反应集团”　便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在党的全会或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经他们之口发出对政府的批评或者提出某项建议，那么人人都明白这是从何而来，也明白这样做是为了谁的利益。　　　　
　　　　我与佐洛图欣刚刚走进特等间，当即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面前都是些什么人。同彼得一世时代一样，见面认识一开始是给我递上一大高脚杯斟得很满的伏特加酒、以此来邀我入席共饮。我呷了两口，将酒杯放到桌上，这引起了大家的警觉。　　　　
　　　　“这是怎么回事？”科瓦连科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　　　　
　　　　“我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回答说，“循序渐进，但是持续不断。”　　　　
　　　　大家都因为这个玩笑话而哈哈大笑，不知怎的立刻安静下来。然而我的整套“方式”正好也很简单：我对迷魂汤没有特别的嗜好。不过在心情好的时候喝起酒来并不比别人差。　　　　
　　　　餐桌旁的谈话又在继续了，劈头盖脑给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同列昂尼德·伊里奇①的关系如何？”看来这是在场者的主要信任标准。我讲了勃列日涅夫5月1日的电话、我们的谈话内容，他们的戒备心理便烟消云散了。　　　　
　　　　大家纷纷举杯，欢迎我这个全国最年轻的州委第一书记。接下来就谈到政府，确切些说是谈柯西金，也谈到最高苏维埃，也就是说谈波德戈尔内。于是，因我的到来而中断的谈话大概也就这样恢复了。那正是所谓“埋葬”“柯西金改革”的时期，因此在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中间对政府的批评备受鼓励。　　　　
　　　　书记团中也有其他方面的人。П。М。马谢罗夫、В。И。沃罗特尼科夫和叶·库·利加乔夫明显地与众不同。他们的特点是充满活力的领导风格以及当时不太多见的探索非传统的党的工作新方式的意向。　　　　
　　　　勃列日涅夫定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州委书记们会见。有时会见持续几个小时。但后来这样的会见愈来愈少，而且内容也起了变化：勃列日涅夫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　　　　
　　　　在行政命令体制的条件下　　　　
　　　　当年不得不面对面地与那个在行政命令经济和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体制打交道。几乎事无巨细都得跑国家计委，事先得到数十个部委、数百名官员的同意。不断地到首都出差，劝告说服，与官员吵架，官员态度蛮横，弄得你神经都出了毛病。为了讨好莫斯科的官员，想尽各种办法。出差者和求见者满天飞，尽管在计划体制的范围内一切都应当搞得很合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9）

　　　　可以将它称之为计划体制吗？现有的超级中央集权体制，它试图从中央来摆布泱泱大国之内的一切，便束缚了社会的生命力，而稍有偏离和出轨的企图都会受到坚决的制止。　　　　
　　　　战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起来，它在诸如小规模生产、为居民服务、公用事业等国营企业没有什么作为的地方特别有效。许多工业合作社的产品都用于出口。然而这种机动性、灵活性、经营和财务上的相对（！）独立性正好是体制所不肯接受的，于是，联盟中央的一纸决定就取消了工业合作社。　　　　
　　　　许多人都还记得，60年代初哈萨克斯坦垦荒州所进行的计件工资试验令人沮丧地收场了。无论《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社会各界怎样努力支持新生事物和为先行者辩护（轰动一时的　“胡佳科夫案件”），一部分先行者仍然是锒铛入狱。后来很长时间谁也不敢再重蹈覆辙。晓基诺化工厂的试验也落到同样的下场。化工部容不得扩大企业权利的做法，将这样的首创精神扼杀在萌芽状态。　　　　
　　　　我认为，体制拒绝任何新事物的这类事实是我国经济已患上需立即治疗的长病的征兆。那么上面呢？最高权力集团中许多人也持这种看法，却不想冒风险。在对“可恶的”问题的思考中，我的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起初我倾向于认为，巨额投入不能带来所期待的回报，应当归咎于干部的敷衍塞责和不懂行、某些管理机构的不完善、立法中的漏洞。而且这方面的证据俯拾皆是。不过我渐渐地又形成了一种看法，即：问题不能归结为这些因素，效率低下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国内出现了独特的情况：现实状况每况愈下，高层领导人却宣布成绩辉煌。中央希望各地提供相应的信息，提供迅速的、非常惊人的成果。上有好者，下必盛焉。每年年初各州都要往中央报刊塞上本地区劳动集体的保证书。保证书公开宣布了，中央和那些接受保证书的人随之将其抛到九霄云外。能说会道的人成了英雄好汉。人们对那些勤勤恳恳的人表示怜悯：老弟，你落后了，没完成计划啊……　　　　
　　　　上面已经提到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运河头200公里走的是无需灌溉的有利地区。广袤的斯塔夫罗波尔干旱草原迫切需要库班的水。在建设这个区段时，斯塔夫罗波尔人经常受到责备：钱投进去了，却看不见明显的效果，而且费用太高。他们举希巴耶夫为例，他在萨拉托夫搞了大型灌溉工程，每公顷花500卢布，顶多1000卢布，而不是斯塔夫罗波尔的5000卢布。当时我就觉得的萨拉托夫数字有问题，时间证实了这一点。若干年后我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土壤改良部部长忽然坚决要求我同意将萨拉托夫州的水浇地一笔勾销。　　　　
　　　　“请问，”我看了送来的文件后大吃一惊，“注销12万公顷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几亿卢布啊　……”　　　　
　　　　这时才弄清，原来所谓的“希巴耶夫灌溉系统”纯属欺骗行为：用临时管道将伏尔加河的河水送到地里，仅此而已。不是灌溉，而是欺骗，却毁掉了土地，并且是好土地。而在萨拉托夫州的左岸地区，灌溉系统不是按希巴耶夫的方式修建的，用的是在行的设计方案；人们使数千公顷干旱土地恢复了生机。但这一切都是后来才弄清的，而在70年代，却将冒牌的革新树为样板。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建设畜牧综合体方面，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修建了造价昂贵的楼房和设施。难道地方上全都是一帮笨蛋吗？当然不是。然而中央对修建楼房贷款的使用情况实行严格的监督，其他用项均不在考虑之列。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弄虚作假和作表面文章。即使没有经验的人也很清楚，不解决干部、饲料、牲畜挑选、建立基础设施等问题，修建楼房只能是无谓的资金浪费。　　　　
　　　　如果是上面出的“主意”，这些不成体统的事情就可以不受追究。如果是自己别出心裁呢，那就得做好最坏的准备。在完全遵循来自上面的决定和指示的情况下，想做点有益的事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难怪有一句口头禅颇为流行，叫做：“独出心裁不会有好下场。”　　　　
　　　　一位著名的农庄主席开车拉着我在农庄的田野里转悠了很长时间。　　　　
　　　　“喜欢灌溉系统吗？”我打算离开时，他仿佛是顺便说了一句。　　　　
　　　　“当然喜欢了。可是水库离得这么远。哪有管子呢？”　　　　
　　　　农庄主席沉吟片刻，他若有所思地仔细观看天上的云彩，不大情愿地说：　　　　
　　　　“这不，在‘自由市场'上买的。”　　　　
　　　　“那没准儿是偷来的吧？”我追问道。　　　　
　　　　“没准儿是的，”农庄主席挠着后脑勺说道。“我没有调查过这些管子的来历……”　　　　
　　　　往往领导人这样做就会遇到麻烦，要求保护。在这种场合第一书记惟一能做的就是对检察官说：　　　　
　　　　“你就别搞形式主义了，抓实质问题。”　　　　
　　　　这些话在当时很有分量。不过往往懂事明理、诚实正直的领导人便处于践踏法律者的地位，甚至走上被告席。一个事无巨细都要由计划、地位来决定的体制，它不给具有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的人提供充分发挥的机会。与此同时，“高层”不满足于效率低下，试图通过个别的调动和建立新的管理机构来补救。于是原已臃肿不堪的管理机构就变得更加运转不灵。　　　　
　　　　我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地与生活接触，生活也愈来愈多地促使我进行思考，促使我去探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答案。我国关于这些话题的著作无甚新意。创造性的思想不仅不受鼓励，而且受到压制。作为中央委员，我可以读到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政治家、政治学家、理论家的著作。至今我图书馆的书架上还摆放着路·阿拉贡①的两卷本《并列苏联史》，罗·加罗迪②的《为了法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约·博费的《苏联历史》，后来出版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关于陶利亚蒂③的书，著名的葛兰西④笔记等书。这样的阅读使我有可能了解到关于历史、关于意识形态分界线两边国家的当代进程的另一种观点。　　　　
　　　　周游国内各地　　　　
　　　　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兴趣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初感兴趣的基本上是地方性的问题，后来则是全国性的问题，国际和国内问题。我愈来愈感到需要得到更加广泛和可靠的信息，需要与同僚、科学文化活动家交换意见。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0）

　　　　我渴望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便利用参加会议、讨论、代表会议、庆典等等一切机会，甚至把休假时间也用上了。顺便提一句，我离开边疆区需得到苏共中央的批准。我曾先后去过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阿拉木图、罗斯托夫、顿涅茨克、雅罗斯拉夫尔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　　　　
　　　　1975年休假期间，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去了乌兹别克斯坦，是应沙拉夫·拉希多夫的邀请。我们在塔什干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特别的照顾，依我看他们甚至使我们的旅游带有半官方的性质。我们抵达的当天，拉希多夫举行晚宴，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常委和中央书记都出席作陪。这令我感到意外。　　　　
　　　　晚宴上大家都围着拉希多夫转，因为他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坐在他和他夫人的旁边，我们就置身在一片好客的气氛之中。我们第一次品尝了美味可口的乌兹别克饼、新鲜的和风干的水果、咸味花生、乌兹别克抓饭。　　　　
　　　　我对乌兹别克的了解便从此开始。　　　　
　　　　第二天全天游览塔什干。这是个巨大而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它从可怕的地震中复苏过来，正迈向新的生活。宏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群、喷泉，鲜花……“闪闪发光吧，塔什干，你这东方之星，——和平与劳动的希望。”不过当时我听说，还有另外一个塔什干。破破烂烂的房屋。拥挤不堪，缺乏必要设施，无人照管，卫生很差。　　　　
　　　　我们的乌兹别克之行是从访问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始的。朋友们（其中有我共青团时期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