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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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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及先进工艺方面的落后情况,并未使我们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老者感到十分不安。领导层不是去探索克服这种落后局面的方法,不是去阻止国家和体制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他们操心的是如何编造新的、虚假的思想观点,这种观点必须要说明目前的情况,把它说成是历史性的成就。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是生活在“发达社会主义” 社会中。教人如何不想起果戈理笔下那个在普鲁士王朝得到充分体现的绝对精神。
我明白,我国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对于调到苏共中央工作的建议的态度。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我到斯塔夫罗波尔“交接工作”的时间很短,12月4日边疆区党委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言简意赅,其全文如下:“因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已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现免去其苏联共产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感觉到了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不安情绪。“第一把手”的更替,往往会带来干部配备上的急剧变动。因此我和穆拉霍夫斯基商定在第一次讲话时都强调连续性,强调边疆区已开始落实的积极创举要继续进行。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我公开对全会的成员们讲,在主要的干部问题上,我与穆拉霍夫斯基同志完全相互理解,即使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会同我商量。
穆拉霍夫斯基确实照办了,这是后话。不过我自己尽量避免搞“监护”: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拥有行动自由。
同边疆区委全会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告别是亲切热情的。我决定不搞全边疆区的告别之行,认为那样做太张扬。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当时不该这样,大家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应当彼此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47岁是成熟的年龄,我明白,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意味着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结束。我完全沉浸在忧伤的离情别绪之中。我不仅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所有记事的年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密不可分。
边疆区也成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倍感亲切的地方。她为寻找切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找了几年,然后开始在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教课。她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哲学、美学和宗教问题。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习俗、情绪进行社会学调查。行程数百公里,走遍村村寨寨,与居民促膝长谈,设法弄清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这一切都在脑子里留下印记,产生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感觉。后来,这与新苏联社会学学派的复兴和形成正好吻合。莫斯科也对当代农民社会心理问题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论文答辩。顺便提一句,我也感到她的调查很有意思,它提示了采取某种措施的必要性。
在论文答辩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了几年副教授之后,有人提出让她当教研室主任,但是家庭会议不予支持。人言可畏,在这个外省(也不仅仅限于外省!)城市里不得不考虑,有人会首先把这个任命同我的地位联系起来。说实话,她本人也并不急于当领导。独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也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我的工作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职业都迫使我们努力提高自己。这成了终生的习惯。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嗜书如命,这已成为特殊的癖好,一辈子都在收集私人藏书。第一书记的特权之一,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发行处按照目录订购书籍,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每次订购都要进行讨论,以便考虑到家庭的共同需要和每个人的特殊利益。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20)
我看到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书籍的摘要,颇感吃惊的是肤浅的见解比比皆是!问题不仅在于对我的生活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而首先是对于某种行为和决定的动机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套用描写前苏联生活方式的刻板模式来描写戈尔巴乔夫的生活道路。
在试图解释一个出自普通百姓的人怎么能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国家首脑时,杜撰出大量令人无法相信的东西。这里某些作者的想像力简直没有节制。为了展开所谓“靠山”的话题,他们一口咬定我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边与葛罗米柯、苏斯洛夫、著名学者等等有亲戚关系。这一切纯属无谓的谎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命运,成了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充分地利用了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条件。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人人积极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过问家事愈来愈少而已。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既要从事需要全力以赴的职业活动,又要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实属不易。
我们的榜样大概对伊琳娜起了决定性作用。伊琳娜是我们惟一的女儿,一直学习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学习音乐。我不记得我们运用过什么特殊的教育方法。没有,我们就是过着积极有趣的劳动生活。我们信任女儿,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独立性。到16岁时,已经读完我们家庭藏书中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后来成人后,她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夜间读书。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伊琳娜出嫁了。1978年4月15 日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的结婚旅行是乘轮船游伏尔加河。他们返回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而且无比幸福,那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在我看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斯塔夫罗波尔告别时比我们轻松。莫斯科在吸引着他们:从窃窃私语和迫不及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飞到了莫斯科。
启程之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与城市告别,我们驱车从历史性的市中心前往新的街区,这里斯塔夫罗波尔市越出旧的界限,到了森林边上。再往前走,就到了俄罗斯森林,这是我们的熟游之地。在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 虽然命运在我那一生的朝霞时期,
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
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忘记:
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
我爱高加索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线,靠它辨明了方向。
我还记得,有一年4月底5月初,卡尔梅茨州州委书记巴桑·巴德明诺维奇·戈罗多维科夫邀请我和博先科到马内奇保护区去。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至今仍经常回忆起这些美丽如画的岛屿,岛上有鹈鹕和为数众多的其他鸟类,还有绵延达数十公里的一望无际的红色和黄色的郁金花海。有个说法:找到黑郁金香就会交好运。想想看,我们居然找到了。
然而鹈鹕也好,郁金香也好,那都是异国情调。我们最喜欢斯塔夫罗波尔的草原,尤其是6 月底的草原。我们两人驱车前往离城较远的地方。极目望去,麦浪翻滚起伏。可以驱车来到密林深处,融化在这无与伦比的寂静和美丽之中。傍晚时暑热消退,而夜间,即将成熟的小麦地里响起了鹌鹑的啼啭声。这时便出现了无可比拟的幸福状态,那是由于这一切都存在:草原,庄稼,青草的香气,禽鸟的啼啭声,高空中的星星。仅仅是由于你的存在。
与大自然结合得如此之紧密,甚至开始觉得我们仿佛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大概一个虔诚的信徒在神庙里祈祷时正是这样的感觉吧。大自然也是神殿,它对我说来并不是什么“周围环境”,也不是城里人采花的“休息区”。我始终感到与大自然之间有着极其有机的联系,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造就我的不仅有人,有社会,还有大自然。我身上的许多东西(性格甚至世界观方面)都是来自大自然,因为不仅我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也存在于我之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21)
这一切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大概得追溯到我的童年。远在上面讲到的战前时期,外祖父潘捷列伊从普里沃利诺耶派到另外一个农庄——红星集体农庄当主席时,他就把菜园和一个约有一公顷多的大果园留给了我的父母。这也就成了我的天地。
在建造果园时显然有个计划。正中矗立着五棵或者六棵其大无比的杏树。树龄至少三四十年,在我看来就是参天大树了。我还记得,几棵树结的杏子都带甜核。杏树之间长着矮小的樱桃李,树下是柔软的青草。
杏树的右边是新辟的樱桃园。人称“什潘卡”,意为西班牙樱桃。记得那樱桃要么是个儿大带点酸味,要么是中等大小,但味道很甜。岂止是记住了味道,难道能够忘记这些樱桃树,忘记那盛开时洁白如絮的花朵!
那里还有苹果树和梨树,也是品种各异。具体是什么品种,我当时不感兴趣。我只记得味道很好,主要是成熟期不一样,这样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有的吃。苹果树和梨树过去是李树,有黑色的和白色的。果园渐渐成了叶榆树丛,起初是大树,往后就是一大片灌木丛。那是真正的丛林,几乎占了果园的三分之一。我在那里有自己隐秘的去处,有一次我搞到一本《无头骑士》,就钻进去呆了将近三天三夜。母亲简直都快急疯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不看完是不出来的。她后来把我狠狠地“教育”了一通!
原先围着整个园子的深深的壕沟,渐渐地杂草丛生,更像是一条平底的大宽沟。园子的四周长满了樱桃李,结出的果实无论大小、颜色、味道还是和果汁多少都不一样。既够我们吃,也够家禽家畜吃。旁边是栽种的槐树,不是带刺的、可作篱笆的槐树,而是柔嫩的、开白花的、令诗人诗兴大发的那种槐树。记得吗?“一串串白色槐花香气袭人……”五棵最大的老槐树分布在普里沃利诺耶村边上我的最初住所的四周。
我至今眼前还浮现出这个果园,然而它已不复存在。1941年那多雪的冬天,只有树梢冒出雪堆,我穿着毡靴,从雪面冰壳上爬过去砍树:需要活下去,也就是说,要设法取暖。德国人 1942年在普里沃利诺耶只住了几天功夫,就把许多果园砍了个精光。
毕竟还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我们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就是利用了这些树。然而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树,却让“兹韦列夫税”给砍光了(兹韦列夫是财政部长的姓),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宅院里的每棵小树,不管有无收获,均需向国家交税。于是,我家果园的末日就来临了。
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父母盖了新房——在村中心,离父亲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每年到那里过假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里初次见面的。旧房卖了,新的房主没有住多久,普里沃利诺耶在搞建设,按新的计划建房,边缘地带都空了。
有一次我重返斯塔夫罗波尔,来到村子边上。如今这里全都经过翻耕,长着庄稼和青草。我们的旧房不见了,我童年的那个奇妙的果园也不见了。因此现在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
我们驱车穿过全城,越过该市界限,来到森林的边缘。那是12月5日的事情。冬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下车,向前走去。森林已不像秋天那样色彩斑斓。愈来愈重的暮色使它变得有点忧伤,仿佛它也在同我们告别。心里感到一阵难过。
次日,飞机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土地,向莫斯科飞去。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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