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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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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措施在一段时间内使情况得到缓解，但过不了两三年，一切又都被机械、燃料、肥料、建材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吃掉了。农业的最终产品中如今有60％左右的费用与工业对农村的供应挂起钩来。
当时，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78年）才过去两年，全会定好了向农村投资的比重。然而，库拉科夫去世后，政府中尤其是财政部中开始出现议论，说这个结论带有“唯意志论”的性质，是强加在政府身上的。
如上所述，砍掉农村所需的费用自有其一套“理论”，就是所谓农村消费掉的国民收入多于它的产出。换言之，这是个彻底亏损的经济部门，一种无底洞，它吞噬掉不可计量的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无人证明过，却有人坚持，而且是冠冕堂皇地坚持，这里不仅有工业、计划、财政等方面的专家，而且有中央书记。由此就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国家并不需要大规模的粮食纲要，只需要对农业生产进行最起码的整顿。在发表类似的论断方面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最为起劲。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之前，当时和后来都常常听到“整顿”这样的话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8）
不管怎么说，制定现实主义的粮食纲要毕竟还得从批驳类似的“理论”偏见入手。我埋头研究起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来了，以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同往常一样，学者们帮了大忙，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我将他们的第一批计算结果拿给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机关的专家们看，专家们火冒三丈，大加否定，事情很清楚：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成立了由苏联国家计委主任Н。К。巴伊巴科夫为首的综合小组，其中有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的代表。经过了怎样的唇枪舌剑，怎样为每一个数字吵得天翻地覆，暂不赘述。我将最后的结果立即发表在苏共中央的正式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80年第11期）上。该文说：“如今农业创造着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 总值的28％左右（将作为纯收入一部分的工业品价格中体现的流转税也计算在内）。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制成的产品占到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零售商品流转率的三分之二以上。”
所谓农业“不盈利”的论断也是以幻想为基础的，却并非科学的幻想，倒是属于纯政治的范畴。所得出的全部材料表明，农业的产出比投入高得多，更不用说国家过去经济发展的一切成就多半都是靠农村取得的了。
这些材料全部发表之后，我的论敌们再也不把农业比作“无底洞”了。出现了再次提出实行公平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问题的可能性。只需解决一个问题：钱从哪里出？
公开提高食品零售价格，这在当时被彻底否定了。这个问题从经济领域完全取消，将它当成纯政治的问题。还有第二条路：增加国家的补贴。然而80年代初，补贴已经达到400亿卢布左右，而且呈稳定增长之势。
因此我们的会就开得很艰苦，与会的有巴伊巴科夫、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农业部长В。К。麦夏茨。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只分得小小的一杯羹了，弄得他们有时连简单再生产的条件都不具备。与此同时，财政部却断然拒绝增加投资。
“国家没有钱，”加尔布佐夫针对我的论据执拗地反复说道。“预算极度紧张。上哪儿去弄这笔钱，我不知道。您要是知道，请给我提示一下。否则我决不会同意提高收购价格。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亲爱的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分析和建议。由政治局和政府去拍板。”
“不行，”加尔布佐夫固执己见，“这是我的工作。政治局和政府让我在这儿站岗……”
“看守什么？”我问道，说来奇怪，这个简单的问题居然使财政部长哑口无言。
“我把话都对你说尽了，”他很恼火。“我不愿再讨论这个问题。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
“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无法接受，”我穷追不舍。“再说，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们也没法从你的尸体上跨过去，”最后这句话淹没在与会者的哈哈大笑声中了，加尔布佐夫的块头实在太大。
加尔布佐夫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要同农村作对。但是他了解预算的情况。一切都靠着诸如隐形涨价、增加伏特加酒产量以及石油美元之类的收入来源支撑着。但是他已无法再补窟窿和拆东墙补西墙了。为弥补亏空，财政部向国家银行借贷，动用居民的储蓄。
巴伊巴科夫加入到讨论中来，他说：
“你想达到向每个农村劳动者提供60马力的设施。对于农机制造业说来，这就等于实现至少 120亿的计划，而且最好是180个亿。可是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给你搞到70个亿，多一个卢布都不行。”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回答说。“不是谁把谁逼得走投无路，而是探讨解决的办法。粮食问题现在变得十分尖锐。”
“你设想一下吧，如果电力、燃料、钢铁出现断档，包括粮食在内会是什么局面，”巴伊巴科夫反驳道，他介绍了西伯利亚和北方的石油开采情况。新的未开发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耗资甚巨。
我与巴伊巴科夫的关系很不错。尽管按思维方式他属于高级技术官僚，不过他倒能觉察到任何问题的人情方面。这样就有可能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对啦，是他最先提醒我说，国家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拨款，都是可以解决的，要不是有那些禁止接触的“保护区”的话。
这样的保护区首先当推国防综合体。这才是确实可以紧缩、削减、挖潜的地方，因为军费开支增长的速度已大大超过国民收入总的增长速度。不过从来没有人试图怀着使资金和资源实现最佳再分配的目的，对国家预算进行理智的分析。
“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吗？”有一次会后我俩单独留下来时，巴伊巴科夫单刀直入地问我。不难猜到，他讲的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行，我不能提，”我回答道。
“你明白吗，我也不会提，”巴伊巴科夫惋惜地说。我俩都很清楚，谁只要稍一提到此事，那么第二天就会不知去向。这是总书记的“禁区”。
最后，我与巴伊巴科夫渐渐达到了相互理解，我明白，需要某种对策，否则一切都不能落实。萌生了将一部分农业投资用来发展农机制造业的想法。仿佛是更换一下先后顺序。
苏共二十六大定于1981年2月召开。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总结报告起草工作提前进行，我想在报告中加上必须制定全国综合性粮食纲要、以保证向居民稳定供应食品的内容。如果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作这样的宣布，那么各级官员久拖不办和从中作梗就会困难得多。
我与Н。Н。伊诺泽姆采夫小组取得联系，当时他们正在距原斯大林别墅不远的沃伦斯科耶2 号起草报告。这组舒适的建筑物经常用来起草各种文件，当然首先满足总书记的需要。
由勃列日涅夫助手楚卡诺夫照料的这个写作组中，有阿尔巴托夫和鲍文。原来，农业问题也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因此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就中我也实现了自己关于在报告中讲一讲制定全国综合粮食纲要的意图。我写的是好几页，阿尔巴托夫归纳成一页，加到了报告初稿之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9）
可是当我收到已经拼装好的勃列日涅夫报告稿时，却大吃一惊。经过作者们没完没了的斟酌推敲、反复商量，报告已经变得平铺直叙，干瘪乏味，含混不清。作者所花费的智力和天赋与贫乏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巨大反差，只能令人目瞪口呆。
我对报告稿提了几条意见，农业部分则全部重写。我们在与伊诺泽姆采夫小组讨论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全都得到恢复和利用。我亲自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必须这样行文的理由，说明了对稿子进行加工的动机，请他给予支持。农业部分的改定稿通过了。
于是，1981年2～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承认必须制定专门的粮食纲要。当时特别注意到农业生产与工业部门、尤其是加工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当然有一种满足感，不过作为一个有相当经验的人，我很清楚主要的困难还在后头。这里没有必要当预言家。尽管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许多高官仍然不相信仅凭这个指示就能产生像样的、范围广泛的纲要。他们的依据是：不知有多少次有关我国经济的重要决定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
农工综合体被人为地拆成三个教区：田野里和牧场里的农业生产本身，向农村提供物质技术资源的工业生产以及将“大自然的恩赐”加工成食品的加工工业。在市场经济中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伙伴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的，在市场本身的作用下便形成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税收、贷款等等。而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三个教区”都属于各个不同的部委，由党中央各个不同的部、政府、国家计委来监管，彼此之间没有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联系，管理就成了极大的困难。每个“监护人”都把持着自己的地盘，争取给自己那个部门投资。结果是严重的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浪费资金，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当中！
当我第一次不是在边疆区的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接手这些事情，看到混乱、纰漏和不平衡的真正规模时，说实在的，我曾一时感到惊惶失措。分配资源的原则是：看谁能捞到多少，谁打通关节的能力强，谁的关系多。结果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再加上部门内部的不平衡，全都让农村来承受。体制居然还没有瓦解，只能让人感到奇怪。
“我能够有所改变吗？”我想道。但是退却为时已晚。在学者和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与农业生产相互作用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产生了将其联合成为统一的农工综合体的想法。我们并不主张农工综合体包罗万象。只限于完全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其中有的产品占了几个百分点。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除农机制造和加工之外，将农机公司、农用化学服务公司、采购部、水利部和水运部也包括在内。结果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综合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集中了全国38％的主要生产基金。根据粗略计算，它可以提供将近40％的国民收入。
农工综合体应当由全苏农工委员会来领导，但关键作用应当属于各州、区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应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机企业、牛奶厂、肉类禽类联合加工厂、复合饲料厂等集中到“一个屋檐”下。拟议中的这些地区联合体应当拥有足够的权利，以免事无巨细均需征求莫斯科的同意。
自然，为解决和协商与建立农工综合体有关的所有问题花掉了许多时间。为了使这一改组更加保险、通过进一步的专家鉴定和最后审定，我再次（这已经是第二轮）同学者、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举行了一系列会见。
这些会见形成了“支持的主力”。农工综合体的想法即将成为现实，这个苗头刚刚出现，那些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便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接见。纲要的主要观点得到积极的响应。对农民家庭副业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不再把它看成是极其有害的、对抗性的“私人经济成分” ，而是看成我们农工综合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生产起着补充作用。
各州、边疆区、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的支持尤其显得宝贵。他们先前到我这里来，多半是为了再搞到一笔购买饲料、肉类的基金。如今则是坦率地摆出自己的想法，谈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关心使人产生了希望，因为政治局决定将粮食纲要问题提交预定在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我很明白，对党的领导人来说，第一书记的声音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党内的局面变得复杂化了。
宫廷把戏
1982年1月25日，苏斯洛夫去世。苏斯洛夫去世加剧了政治领导人内部潜在的斗争。应当承认，苏斯洛夫从未觊觎过总书记的职位，他对勃列日涅夫绝对忠诚，同时又能够对他表示异议。在领导班子中他起着某种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种力量和各种性格之间的对抗。
如今他不在了。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接替？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那个按照惯例逐渐成为“第一”的“第二”书记，此人在总书记生前就要逐步掌握权力的杠杆，承担起领导责任。显然，只有勃列日涅夫自己可以接受的人方可成为这一职位的候选者。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处于无论对人还是对主张都不能很好理解的状态。这种状态多半取决于契尔年科，他从早到晚，时刻不离勃列日涅夫的左右，只有总书记午睡的时间除外。每个星期四开完政治局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去扎维多沃（一处由军人照管的狩猎场），契尔年科也跟着去。如果政治局的事情需要了结或者处理，契尔年科就在星期五耽搁一天，但星期六星期天一定要在扎维多沃度过。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0）
我认为契尔年科之所以有影响，除了因为多年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外，还因为他在树立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形象、树立杰出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家形象方面，比谁做的事情都多。契尔年科周围有那么一批人，他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对传媒、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各级党委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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