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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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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开始出现诸如“公认的领袖”、“大理论家”、“无可辩驳的威信”、“争取和平进步的杰出斗士”之类的陈词滥调。如果考虑到勃列日涅夫近年来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确切地说是只能上几个小时的班，那么要造成他正从事积极活动的假象就颇非易事。精心策划总书记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每次出行，替他写文章、写回忆录，出版文集。这些都正中勃列日涅夫的下怀。
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的代理人、好像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之后，显然是指望登上“第二号人物 ”的职位。他那个“班子”的成员更是把自己那过分的野心与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帮毫无政治威望的纯机关工作人员。契尔年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配置时，也不能不考虑到某些政治局委员，首先是最大的共和国组织负责人，如库纳耶夫或者谢尔比茨基之流。一位曾帮助过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下面这个小插曲。有一次谢尔比茨基来见勃列日涅夫。讲了半天乌克兰的成绩，临告别时，对所听到的内容十分满意的勃列日涅夫大动感情，他指着自己的圈椅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你就来坐这个位子。”
那是1978年，谢尔比茨基正好60岁。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一时糊涂。勃列日涅夫的确早就眷恋着他，一上台后，立即将被赫鲁晓夫发落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的谢尔比茨基调上来，设法让他当上乌克兰的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又选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谢列斯特正如日中天，这也是为撤换谢列斯特作准备。尽管谢尔比茨基论个人资质不是挑大梁的角色，当时却也是个大政治家，信心十足地“带领着”共和国，如他自己所说的坚定地站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立场上”。这受到高度的评价。
我认为苏斯洛夫之死也促使其他人产生一些想法。例如，安德罗波夫就对老友葛罗米柯的一个电话感到意外，葛罗米柯相当坦率地为自己登上“第二号人物”的交椅摸底。他很清楚如今坐上这把交椅意味着什么，很清楚谁将接过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此人经验丰富，深谋远虑。无论谁当政，他都稳坐外交部长的职位，长达27年之久，这可不是平白无故的。
安德罗波夫吃惊地、甚至有些慌乱地向我讲了这个电话的事情。他回答得很有分寸：
“安德烈②，这是总书记的事情。”
附带说一句，安德罗波夫对这个电话的反应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盘算。他也瞄准了空出的位子，我当时绝对相信恰恰应当由他来坐这把交椅。乌斯季诺夫也持这个看法，他与安德罗波夫私交甚笃。
安德罗波夫重返苏共中央机关的问题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曾多次提到。早在他去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就曾对他说道：
“您在国家安全机关干的时间够长的了，应当回到您原来工作的那座大楼。”
他作出一副把这当玩笑话的样子，付之一笑。
安德罗波夫对我说，苏斯洛夫刚刚去世，总书记即与他谈到调任中央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并照看国际部。他补了一句：
“不过我还不知道最后的意见是什么。”
契尔年科的反措施是否会封杀这个意见，他一直看不准。尽管契尔年科影响很大，而且在总书记病情恶化时更是想一手遮天，勃列日涅夫病情稍稍好转，就表现出了提出并坚持自己观点的能力。最后，1982年5月24日中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是在3月中旬作出选择的。当时安德罗波夫对我说，让他在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逝世112周年的报告。按照“克里姆林宫学”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已经最后打定主意。
报告大获成功。大概是多年以来墨守成规的演说第一次促使大家认真思考现实生活的重要问题。就在当时，安德罗波夫说，我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知之甚少。
在选择安德罗波夫时，很可能还有一点无人提到过。勃列日涅夫在将安德罗波夫调任党的工作时，让费多尔丘克接手国家安全工作，此人对他绝对忠诚。安德罗波夫对费多尔丘克持否定态度，建议由切布里科夫担任。但是当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问他谁可以接替克格勃主任时，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这是总书记的问题，”他说。
当勃列日涅夫问到费多尔丘克时，安德罗波夫未提出异议，同意这个人选。
对我说来，重要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可别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宫廷把戏”上而把粮食纲要的起草放到次要地位，当时起草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纲要的薄弱环节仍然是其资金筹措的来源问题。如果说我已经将农机制造业现代化问题去掉，那么提高收购价格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没有什么指望。这是我感到很头疼的事情。于是我着手确定一个最低限度数额，否则我就无法去参加苏共中央全会。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都回避谈这个问题。此外，我听说吉洪诺夫、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开了个会，会上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毫不客气地说：
“不许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向粮食纲要提供拨款和资源。”
更有甚者，加尔布佐夫原先就找种种借口回避正面谈话，我召集的会他根本不参加。只得请助手找到他，让他给我来电话。
“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到齐了，坐在这儿等你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部长恳求道，“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去了会丢命的，”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十分认真。
“您等等，”我很吃惊，“难道我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有这么痛苦吗？”
“问题不在这儿，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尔布佐夫说道，“您肯定又会施加压力：给钱，给钱。可是没有钱，也没处找去。我的心脏有毛病，在您的接待室已经发作了一次。是靠您的助手帮忙才恢复过来的。”
上哪儿去弄资金？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找来找去，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无偿贷款。关于城乡之间的不等价经济关系上面已经提到。但是，机械、建材、燃料价格昂贵，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这种带破坏性的制度必将产生某些补偿机制。否则整个农业就会彻底破产。补偿机制之一就是国家贷款。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1）
每年农庄都按时足额得到贷款，却谁也不打算全部归还。他们认为：“只要你压低收购价格，叫我们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那往后也得给我们贷款，然后再冲销债务。你也别无他法，反正全国人民要吃饭。”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考虑什么节约、实际花销，也无需考虑你是否需要新的机械了。有机会捞，就什么也不顾地捞吧。反正都是拿无偿贷款去支付。
我看了看全国的数字：粗粗一算就是150万～170亿卢布。可见，无偿贷款不是别的，正是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直接资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拨出这笔钱来提高收购价格呢？只要价格公道，农民自会去考虑增加生产、实际花销，考虑在什么地方节约以及如何节约。我感到办法已经找到，不过暂且不说，我让有关部门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
粮食纲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农村的社会发展计划。我们会同政府终于将其制定出来。这里说的是利用一切财源，投入1400亿用于这些目的。
最后，大家都心平气和了，各委员会的讨论也已结束，粮食纲要的主要部分已经写出，并经过润色和定稿。我到契尔年科那里，对他说，既然全会决定于5月召开，眼下已是4月，就应该安排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了，纲要得由他来提出。
附带说说，报告人的问题此前早就提出，不经过讨论还无法解决。起初自然认为报告应该由我来作。既然是戈尔巴乔夫经手的这个问题，那就由他来讲吧。但是后来我觉得若干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吉洪诺夫似有嫉意，这样一来纲要的通过就有再拖下去的危险。
于是我与勃列日涅夫会面，我对他说，我当然可以作这个报告，不过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通过如此宏伟的计划，不应由戈尔巴乔夫甚至不应由部长会议主席来介绍，而应由总书记作报告。
勃列日涅夫犹豫不决。我感到他内心在进行着一场复杂的斗争。因为他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已经相当吃力。不过这实在太诱人了，到再开政治局会议时，勃列日涅夫便欣然应允。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让他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当时勃列日涅夫总是优先考虑两个部门：农业和军事。而且我觉得正是这样的顺序。记得有一次在胡桃木房间，政治局会议开始之前，谈到例行的抽部队车辆参加收割一事。乌斯季诺夫抱怨说，每次田间收割都要报废相当一批车辆。他这样说是想事先就让国家计委给部队补充一批车辆。
乌斯季诺夫说这话时仿佛是顺便地表示，他懂得收割的意义，因为“国防和粮食是最重要的嘛，二者密不可分”。我认为有必要出来纠正一下，便插话说，我更倾向于“粮食和国防” 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对我表示支持，他笑着说：
“这次大概是戈尔巴乔夫说得对。”
乌斯季诺夫却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知道的，国防就是生命。”
“那么粮食呢？”勃列日涅夫笑吟吟地答道。“难道就不是生命？”
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都曾经主管过农业问题。他对农业问题有兴趣。
勃列日涅夫在其活动初期对军事兴趣最浓。他同武装力量的指挥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视察部队、试验场，对为国防工作的学者和设计师都很了解。只是近几年由于体力不支，他才少有过问军事问题，甚至连国防委员会会议也开得愈来愈少，后来干脆不开了。
因此，好像确实摆正了顺序：“粮食与国防”。可惜这不过是假象而已。军工综合体年复一年地充实阵地，增强实力。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或者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个人癖好。是一分为二的两极世界发展的铁的逻辑、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的耗资不菲的军备竞赛在起作用。为了坚持竞赛，需要的资金和物资就愈来愈多。国防开支简直是在抽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营养液。
每次去既生产武器又生产农用产品的工厂，眼前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震惊。只要到比方说生产最现代化坦克的装有最新式设备的车间走一走，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在老掉牙的传送带上装配旧型号拖拉机的车间，你就会明白农机制造业在军工综合体中处在不受重视的地位，是所谓“后娘养的”。至于那些加工农业原料的落伍小厂就更不用说了。其中许多小厂论年代久远早已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就是所谓的“粮食与国防”！
看来，总书记在某个时刻应当深入思考和权衡一下，加强国防潜力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的逻辑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为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快了50～10 0％，甚至更多。它吞噬了以艰苦劳动和无情使用生产设备为代价换来的一切，这些生产设备已经老化，需要更新，机械制造和采掘部门尤其如此。这个领域内的落后意味着什么，就连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根本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所有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数字甚至对政治局委员也严加保密。谁只要稍微提到哪个国防企业的生产情况欠佳，乌斯季诺夫就会凶神恶煞地对“不成熟的批评者”大动干戈，政治局里谁也不敢跟他较劲。
危机已近在眼前。惟一的出路是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和与美国对话。这个情况并未出现。简而言之，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将新的情况考虑在内的战略，一切都在旧政策的轨道上运行，而旧的政策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我们就像救火车一样，哪儿冒烟往哪儿开。而许多地区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在微微发出烟味了。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12）
这届领导人不会做出改革的选择。千万不要触动体制，这是权力机构密切注意的主要之点。正因如此，大家都去抓当时很时髦的“专项纲要”。这些纲要成了独特的救生圈，可以帮助挽救某个具体的问题。
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力度，社会失去了社会动力，政治走进了死胡同。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无论我还是我的同事都并不认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体制的危机。然而社会中对危机迫近的感觉、对危机的预感却与日俱增。
意识形态机器开足马力，但是它在面对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击退反对派的进攻方面却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那几年剧院上演了М。Ф。沙特罗夫的《我们将这样获胜》、А。阿卜杜林的《第十三任主席》、В。С。罗佐夫的《聋人之家》，其中提出了我国生活的重大问题。社会上各种非法出版物不胫而走，数不胜数，非正式的画展频频举行，其主要基调是对现存体制提出抗议。
勃列日涅夫恰在此时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作例行的预防治疗。他的病房里除了医护人员的隔间而外，还有个接见探视者的房间。这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说说话，喝喝啤酒。我们一行人就来到这里，有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
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仿佛情绪高昂，似乎要想向我们表示他一切正常。他也确实没有重病在身的样子。甚至穿着打扮也不像个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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