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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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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 “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契尔年科11 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那些诸如“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 ”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
新任总书记在行动
那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日子。安德罗波夫与大家频频通话和会面。当务之急是决定如何对待已为勃列日涅夫拟好的那篇报告。当然，它只能作为新任总书记思想意图的出发点加以利用。但使他惴惴不安的是，这会不会显得自命不凡：人家会说，瞧，没过一个星期，他就马上变得无所不知了。
我表示了意见：
“一周之内您要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纲领当然办不到。只须着重强调不可或缺的内容，恰当地选出首要的问题，要让大家都很清楚哪些决定符合您的思路并可能实现。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全会于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大获成功。它既具备那个时代的各种刻板公式和套话，也包含着一些新的提法。安德罗波夫谈到了经济中的严重缺陷，指出了一连两个五年计划未获完成的事实，论述了完善经济机制、管理和计划的必要性，也涉及了企业自主权、激励劳动生产率和主动进取精神等问题。对那个年代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正好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博得了阵阵掌声。当安德罗波夫提出应当努力从严要求、加强纪律性和对所通过的决议的监督检查的问题时，掌声更为响亮。当时普遍存在的纪律涣散现象已经令人生厌了。
当然，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仅仅是一带而过，但即便如此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话的草拟过程中大家都同意，需要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来领导经济。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尚无答案。于是安德罗波夫亲自动手在原文中加上了一句话，说他并没有包治生活百病的现成药方。这仿佛是在敦请全党全社会来共同寻求亟须的解决办法。
安德罗波夫向我们宣称，要是在他的讲话稿中闭口不提情况特别糟糕的那几个部领导人的责任，到时候他便不去出席全会。因此文稿中写入了几段话，对年复一年不能保障国民经济需要的运输工作、冶金和建筑业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时不久，这几个部的领导人——帕夫洛夫斯基、卡扎涅茨和诺维科夫，干脆被解除了职务。
讲话中的对外政策部分，安德罗波夫主要是会同阿尔巴托夫、鲍文和亚历山德罗夫等人敲定的。在讲话的大部分文字均已定稿之时，他才将这部分交给我。
在提到西方传媒关于勃列日涅夫逝世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朝坏处变的担心时，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指出曾几何时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抨击的恰恰是这一政策。应当说，此前许多年安德罗波夫一直参与了对外政策方针的制定工作，热衷于“缓和”，如今则更直截了当地宣布，这并非人类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仍需面对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列宁早已指出，没有武器的世界乃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思想意识的纷争不应当演化为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阐述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波罗夫说，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并非像我们的西方对手常常所做的那样念念不忘现有的分歧。对我们而言，谈判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不同的国家通力合作，共同谋求互惠互利的结果。话题也涉及了必须控制军备竞赛，冻结军火库存，但这绝非单方面可行之事。他还陈述了有关改善对华关系的意见，说为此必须克服“偏见的惰性”。
他讲话中的这些话都博得了阵阵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周里，所有的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总书记究竟会采取些什么实际的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在这次全会上从人事变动着手。
早在夏天，勃列日涅夫休假之时，我就曾经草拟了一个有关经济政策的报告。我建议在政治局设立研究经济政策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在递交克里姆林宫之前，我将报告送请安德罗波夫过目。他作了些修改，说他将会支持我的建议。此后我又同契尔年科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作过交谈。他们取走了我的报告，却从此再无下文。不久我就风闻一种传言，说有人从我的建议中再次发现了通过专门委员会控制政府的戈尔巴乔夫倾向。
诸如此类的臆测和猜疑。简直足以令人神经失常。谁都不愿为事业着想，更确切地说，在任何事情背后人们首先窥见的似乎总是一己之私。但是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将报告草案改为总书记的语气。这样变动之后，人家才将它转呈给了勃列日涅夫。他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来电话说：
“你的报告在我这里。整个写得不错，但结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又搞什么委员会。我对这类东西简直无法忍受，纯属无稽之谈。鬼知道已经有了多少个委员会了，你还要来这一套。这样吧，我提个建议：咱们在党中央设立一个经济部，你考虑看让谁干合适。要让一个明白人来主持，他就专管这事好啦。至于这类新鲜玩意儿的效果是否更好，我从来就不抱多大的希望。”
如今在我和安德罗波夫讨论起这个部的领导人选之时，我始终坚持一定要起用一个真正的新人。最后选中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在我的印象中，此人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专家治国论，颇具前瞻目光，对新思想反应敏锐。在1982年11月 22日的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雷日科夫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对安德罗波夫敬若神明，每次与之晤谈都会激动不已。雷日科夫调入中央委员会之后，我和他的合作关系亲密不渝。恰好安德罗波夫也十分关注这种状况，他一直希望他身边的人员不仅应当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一批有着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的人。
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决定对党中央意识形态机构作一些调整变动。就其实质而言，这次调整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配合一个问题的解决：消除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及其作风、政策的颂扬。自1976年以来，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一直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济米亚宁，当年将其提拔至现岗位时，契尔年科曾经插手。他们二人完全“合拍”。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2）
起初我曾推测，安德罗波夫有意在党务活动的这个领域实行相当彻底的改革。此前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需要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还提到他就此事亲自交给勃列日涅夫的那个报告。
后来安德罗波夫将报告寄给了我，老实说，它令我深为失望。其内容没有任何新颖独到之处。它表达了改变宣传的总体风格、摒弃陈规老套的愿望。但关于对新的现实进行理论上再认识的必要性却未置一词。不仅如此，由于报告是在克格勃机关内部草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机关的习性。首先强调的是“整顿秩序”，巩固意识形态中的“进攻阵地”。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这个领域的变化微不足道才未感到意外。济米亚宁留任原职，而宣传部部长E。M。佳热利尼科夫则于1982年12月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所取代。当然，这是个更为认真不苟的人，但也更为谨小慎微，难以独当一面。换言之，安德罗波夫要的是一手控制意识形态机关，并不改变其运转的机制和实质。
另一重要部门科教部（也归济米亚宁分管）的部长C。П。特拉佩兹尼科夫，1983年夏被人接替。1965年他获得这个职务全凭勃列日涅夫一臂之助，早年二人曾在摩尔达维亚共过事。他能保住这个位子这么多年也多亏有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撑腰，因为他竟然将中央委员会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搅得一塌糊涂。
科学院全体会议在选举通讯院士时，一连两次否决了他的候选人的资格。直到1976年第三次表决，经党中央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压力之后，他才得以当选；但在后来竞争院士的选举之中，他再次遭到败北。毫无疑问，他在竞争中屡次失败只不过是其极端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狭隘偏执的必然结果。我读了他《在历史的急转变处》一书后深信不疑：只有那些从来不思进行哪怕局部的改造与改革的人，才肯让这号原教旨主义者盘踞在科学界的领导岗位。
我推荐了70年代初我即已熟识的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此人在经济学家同行中颇有威望，公认为具有独立不羁的先进见解。安德罗波夫要求我安排与此人会晤。梅德韦杰夫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对转入党中央工作的建议缺乏热情。科研工作对他的吸引力远大于机关工作，他并无政治野心。我了解梅德韦杰夫素来极具责任感，便对他说，科学部需要一位深知改变我国现实生活势在必行的领导人。这个理由起了作用，梅德韦杰夫表示他愿与新的领导人一起共事。
这次谈话之后，便在安德罗波夫那里举行了会晤。看来梅德韦杰夫给总书记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安德罗波夫表态同意对此人的任命，并在提到特拉佩兹尼科夫时开了个玩笑：
“我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急于当院士。”
其实，这不仅仅是玩笑。党委机关包括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争相参加论文答辩的现象，的确带有普遍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学位当之无愧，但更多的人是靠自身的职务地位“挤”进科学界的。另一些达官显宦搞论文答辩是预先给自己“上个保险”，万一遇上什么麻烦，便抽身去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担任领导职务。
也提出了苏共中央组织与党务工作部部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的撤换问题。此人仿佛是勃列日涅夫隐隐绰绰的影子，停滞时期的整个干部政策是由他亲手贯彻的。我记得，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来见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
“您瞧，有五个人的材料一直拿在手上，也应该换换他们了，可是不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 ①同意不同意。”
很难再找到比他更优柔寡断的人了。在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时，他总是力图捕捉到形势的细微变化，判定风往哪边吹，并尽可能讨好所有的领导成员。
讨论到堪担此任的几名候选人时，我说这个职位需要的是利加乔夫类型的人。我喜欢他的精力充沛、坚毅果敢。
在党中央工作的过程中，我同担任托木斯克州委书记的利加乔夫经常接触，目睹了他力争为本州多办实事尤其是增加本州食品供应的真诚努力。在众多州委书记中，他的出众之处不单是精明干练，而且还有视野开阔，文化素养高。
我讲了对利加乔夫的意见。葛罗米柯表示赞同，说他通过多次一起出国的经历了解此人，据此形成了他的看法：这是个成熟、严谨、很有原则性的人。
安德罗波夫哈哈大笑：“既然已经有了个利加乔夫，咱们干吗还需要去找什么‘利加乔夫类型’的人呀？”
大家对此意见一致。我召见了利加乔夫，他热情地接受了调动的意见，短短几天时间问题便解决了。1983年夏，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12月26日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当时还发生了另一起人事变动：撤换了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帕夫洛夫。他自1965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凡是对党的机关内部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总务部长乃是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所有的物质福利都集中掌握在他手里。安德罗波夫进行一番检查后发现，总务部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舞弊行为和弄虚作假勾当。在兴建一些造价昂贵的工程项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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