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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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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的方式说道。 “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免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有发现什么“ 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泼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2）
戈尔巴乔夫效应
4月30日，契尔年科突然要我去见他。我跨进他办公室的时候还在猜想，可能是谈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事情。然而一问一答之间，气氛骤然变得颇为紧张起来。一开始他讲得不很连贯，前言不搭后语，说他不能再拖延问题的解决了，别人对他有压力，这会在工作中引起分裂和意见分歧的，诸如此类。
我问他：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您说的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呀？”
“书记处的领导问题。”
“您用不着这么激动嘛。既然事关信任的问题，咱们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吧。我也想向富有经验的同事们了解了解，我的缺点和错误在哪里。希望不会是我在政治局的去留问题吧 ？”
“不是的，哪能呢，哪能呢。”契尔年科张皇失措地嘟哝着。
这时我情不自禁，激昂地大发了一通议论：
“既然如此，我就有权知道，反对我的那些人，究竟想要我怎么样，都有些什么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必须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它在众所周知的一个时期之后又增强了活力，不那么合有些人的心意。您当总书记的应当通盘考虑，作出判断。我眼见得有些人企图一步步窃取权力，这样下去后果也太危险了。因此我赞成解决问题，但是要在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领导层的情况很复杂，对话很有必要。既然问题已经成熟，就不应当再回避了。”
契尔年科再一次求我不要急急忙忙地表示意见，可他自己却又在作笔记。我们讲好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又就即将到来的节日互道了一番祝贺，然后就分手了。我离开时心情沉痛，想到总书记的立场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傍晚乌斯季诺夫来电话，向我祝贺节日，建议早点动身回家。原来领导层中的几个人（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每天都工作12～14小时，直到深夜。我向他表示谢意，并颇有情绪地向他讲述了刚才同契尔年科谈话的情况。乌斯季诺夫一听便看穿其中大有阴谋，顿时惶惶不安起来。他赞同我所采取的立场，劝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不必为此伤心，因为他认为反对我的图谋注定会失败的。
5月3日大家参加政治局会议，按既定的全部议事日程进行了讨论。但是成为我同总书记谈话主题的那个问题竟然没有提交讨论。原来，乌斯季诺夫已劝告契尔年科不要听命于吉洪诺夫及其一伙。过了两三天，契尔年科告诉我说：
“我考虑了考虑，决定不提出那个问题了。原来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吧。”
大约已经是1989年了，吉洪诺夫才给我寄来一封悔过的信，还表示愿意在经济改革中效力。但在那些年里通过契尔年科向我施加的压力始终没有中止过。这一切让人伤透了脑筋，因此每次得以从莫斯科分身赴外地旅行时，我都感到极大的惬意。
在1984年整整一年之中，阴谋、陷阱、谣言决定了老广场上的大气候。契尔年科的病情日益严重，政治局的形势更趋尖锐，争吵逐步升级。我不想一一描述那个时期的所有波折。而且也没有必要——当时的全部情况早已尽人皆知。但这一切都有哪些表现形式，用全国意识形态问题科学实践会议的经过便足以说明。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契尔年科本人确定的：贯彻执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问题六月全会（1983年） 决议的状况。济米亚宁来见我，请我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因为我已经接手了他先前主管的工作——意识形态。
部里为报告提供的材料使我大失所望：全是“济米亚宁式的倒嚼”，墨守成规的陈旧思想，一大套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言之无物的空话。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简直有意败坏我的名声。不过这只能使我更加鼓足干劲。
我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包括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他当时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比克宁和博尔金。我想利用这次机会，突破六月全会的局限，那个会我认为开得很差劲。在会议筹备期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使我们颇感兴趣，诸如所有制、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大家干得不错，材料内容丰富而严谨。
然而并非人人都喜欢。济米亚宁心怀不满，故意闹别扭。我给他看了报告稿，他并未向我提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要求再突出一下关于现阶段党的领导作用这一论题，而回过头去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他却干脆说报告不行。
与会者齐集莫斯科，万事俱备。可突然之间，就在名副其实的开幕前夕——前一天下午4点，契尔年科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认为现在召开意识形态会议并不合适，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应当进行准备，征求意见。我一听他说话的语气便已经明白，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很可能在场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让这位优柔寡断的上司坚持强硬态度。
如此突如其来的转折简直令人怒不可遏，于是我用相当尖锐的言词表示了抗议。据当时也在契尔年科办公室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告诉我，我几乎是将总书记斥责了一顿。也许，我表现得缺乏自制力，却把围着总书记团团转的那帮坏家伙搞得慌张失态。我提醒契尔年科，提出召开那个会议主张的是他而不是我，我只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现在代表们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我不知道谁能解释清楚取消会议的原因。这一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意味着当众出丑。最后我问他：
“是谁把您搅糊涂了？”
“嗯，那好吧，”他说，“开你的会，不过不要搞得满城风雨。”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3）
谈话到此结束……会议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它以方式方法的新颖、讨论中的创造精神，与以往多年惯用的思想灌输形成了鲜明对比。大会报告的标题《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本身就足以引人深思。
与会者坚决要求将报告公开发表。我说会发表的。然而，唉，只有《真理报》发表了一个简述。有人为了抵消“戈尔巴乔夫效应”和整个大会的影响，当即炮制并火速在12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上刊发了契尔年科的文章，将其吹嘘为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最新论述。
也是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效应”首次在外交舞台上亮相。
1984年6月12日，我参加苏联官方代表团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经济讨论会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①逝世的噩耗传到了莫斯科。他是在一次意大利司空见惯的群众集会上猝然去世的。
决定派遣一个苏共代表团去参加葬礼，于是时任国际部领导人的波诺马廖夫声称他准备前往。但他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关系历来十分糟糕，他去只会当众丢脸。A。亚历山德罗夫和B。 扎格拉金直接上书政治局谈到此事。经过与意大利同志协商后，决定派遣我去参加葬礼。
我同贝林格并无私交，但我对他在我们几次党代会上的讲话记忆犹新。他说话的声音温和、舒缓，完全没有意大利人特有的感情奔放，但所讲的内容常常切中要害。
我国听众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讲话，因为大家似乎都听说过“欧洲共产主义”，知道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复杂关系以及两党之间不时爆发并公诸报端的相互“回敬”。不过关于如何对贝林格讲话作出反应问题，对于我们与会的人并不算什么特别的难事：代表们瞧着主席团如何反应，跟着学他们的样子就是了。
在6月13日与扎格拉金、顿涅茨州委书记B。П米罗诺夫同机飞往罗马的时候，我仔细回忆起了这一切。我们的出行是那般仓促，政治局根本没来得及做出专门指示，只是说希望探讨一下我们两党关系大致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真是一次举国哀悼，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多达数十万之众。我们同帕叶塔①一起肃立在意共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列队而过的人群中传来了向苏共代表团致意的喊声。这时有人问我：
“您目睹意大利人为贝林格送葬的情景，都有何感想？”
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至少是在当时。
整个意大利，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向贝林格最后诀别。总统佩尔蒂尼代表全民族在这位反对党领袖灵柩前鞠躬致敬。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另一种政治素养的表现。
此前我早就读过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纲领性文件，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问世的著名的《陶里亚蒂笔记》。也认真研究过葛兰西②的《狱中纪事》。但在贝林格葬礼期间所获得的教益仍然促使我深深思考。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国大使馆官邸同意共领导成员举行会晤，莅临出席的有布法利尼、克亚罗蒙特、科苏塔、米努奇、帕叶塔、佩吉奥利、鲁比、切尔韦蒂。
谈话是开诚布公的，但似乎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终于我忍不住说道：
“那好吧。你们已经一百万次讲过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指令和任何中心。而我们也两百万次重申了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确实不存在任何中心。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
意大利朋友们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也许，让咱们从今往后多多会面，”我接着说道，“一道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格局，一道思考，交流思想。”
会谈持续了整个通宵，直至凌晨，分手时出现了某些互相理解的迹象。
第二天，6月14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接见了我。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他的民主作风、对我国人民真诚的友好态度和对苏联战胜法西斯的功绩所表现的敬意。佩尔蒂尼本人就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喜欢他的轻松自如和言谈直爽。总统表示赞成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内容相当丰富的会谈，我们告别时的友好拥抱也是真诚的。
当天我们就启程飞返莫斯科。到机场送行的有帕叶塔和鲁比。看得出来，在过去的一天里意共中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此刻坐在茶几旁，伴随着巨大的玻璃窗外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俗话所说的那般相互“击掌”——应当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同志式的关系，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以这种口气起草的我关于此次出访的汇报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一年以我的英国之行告终，访问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进行的。12月15 日我率领议会代表团抵达伦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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