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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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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天的时间内行军1200多俄里。他们沿着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经过列特尼茨科耶村，1931年我在该村的教堂里接受爷爷安德烈的洗礼，他把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换成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的士兵经过梅德维日耶，即现今的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我们的区中心。我的故乡普里沃利诺耶村正好就在列特尼茨科耶和梅德维日耶之间。
我仿佛可以看见他们在我们这个崎岖难行的地方行进。普里沃利诺耶距斯塔夫罗波尔不过13 7公里，但即使在我成年后交通也极为不便。每当道路泥泞季节或者风雪交加的冬日，村子即长期与世隔绝，我上大学期间父母亲常常抱怨他们有时一两个月也盼不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
总之，我把切尔尼戈夫团的士兵也看成是自己的同乡。斯塔夫罗波尔的市中心还保留着旧城堡的残迹。曾经驻扎过卫戍部队的其貌不扬的破旧的一层楼房也存在了很长时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奥多耶夫斯基和其他十二月党人官兵都曾到过该处。遗憾的是在城市改建中根据当局的决定拆除这座楼房和旧市场，腾出地方修中央广场和建筑群。
祖国
人们在讽刺“地方爱国主义”时，往往将这种对“小祖国”的爱几乎看成是外省局限性的特征。我则恰恰相反，认为通过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乡来理解“大祖国”，这才是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扎根于故土的爱国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有其十分重要的特点：它并非形成于单一民族的环境中，而是形成于令人惊奇的多种语言、多种长相和多种民族的条件之下。
正如春潮之后河流在岸上留下大大小小的小湖泊一样，数千年来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在斯塔夫罗波尔留下了多种多样的民族群体。在边疆区的道路两旁，除了习以为常的俄语名称而外，时而会碰到这样的名称：安图斯塔，贾尔加，塔赫塔——源于蒙古语；阿契库拉克，阿尔兹吉尔——多半源于突厥语。
后来我成了苏联总统并且面临我国的民族问题时，我在这些问题上已不是新手了。
在斯塔夫罗波尔，除了占边疆区83％的俄罗斯人而外，还居住着卡拉恰耶夫人、切尔克斯人、阿巴津人、诺盖人、奥塞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书籍、报纸、电视和广播节目都用5种语言出版。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服装，甚至自己建造和配置宅旁用地的样式。如今居民点已面目一新，甚至成了千篇一律。而不久前我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进入山民典型的哥萨克村庄，其中有山民的住房和石头砌成的墙壁，并可看见近在咫尺的哥萨克村落和俄罗斯村庄，清一色的土坯房，麦秸或者芦苇铺的屋顶。而且每家门前必有篱笆，系用小树的枝条编织而成（当年我在这方面是把好手，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用麦秸铺过屋顶，我知道往上浇什么砂浆，才不致让麻雀叼走或者被雨水浸透）。
在多民族的环境下生活，可以养成耐心、相互礼让和尊重的习惯。欺负和侮辱山民就是树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过来，对他们的人格、习俗表示尊重，那就是多一个忠实的朋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还在我不知道深奥难懂的字眼之前，我就逐渐意识到，能够保证人们之间和睦相处的不是敌视，而是耐心和融洽。
不仅人类的历史，我们边疆区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古代征服者的无数次入侵，近代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葬送了无数的生命。国内战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可怕的、血腥的痕迹。
我已经提到我们的区中心梅德维日耶后来更名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为什么呢？因为苏维埃政权是从罗斯托夫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又是第一站，赤卫军的第一批队伍正好是在我们区里成立的。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3）
1918年1月1日，斯塔夫罗波尔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经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50万农民得到土地。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和免费教育。然而3月份梅德维日县内即发生与科尔尼洛夫将军部队的战事，4月份又与阿列克谢耶夫的“志愿军”作战。1918年7月，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共和国和捷列克共和国一起，成立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该共和国维持到1919年1月。后来又成了邓尼金将军和什库罗将军的天下。
在那些通过电影和通俗小册子了解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看来，那仿佛是个大型体育检阅，工人农民打着红旗为一方，资产阶级和地主打着白旗为另一方，步伐整齐地相向而行。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整个社会已按照阶级、民族、宗教或者地域等特征搞得分崩离析，而且家庭内部也是如此。
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一部分哥萨克和“外地人”加入红军。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活跃着14个红色哥萨克团。后来由这些团建立了红军的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当地的老战士断言，著名的第一骑兵集团军中斯塔夫罗波尔人几乎占了40％，若是没有他们，那么既不会有骑兵集团军本身，也不会有布琼尼这位红军指挥员了。
然而人数相当多的另一部分哥萨克却汇入了白匪运动。斗争是你死我活的。1918年5月顿河发生叛乱，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军事专政，将近45000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均被枪杀和绞死。其实，红军也并不客气：有关“没收哥萨克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惨祸如今写了不少。我则记住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年正值苏维埃政权成立周年纪念日，照例举行了与革命和国内战争参加者的会见活动。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克尼加将军应邀前往边疆区北部一个边远村落去讲自己的往事，他突然踌躇起来：
“给警卫吗？”
“警卫？干什么？！”
“有过一档子事儿，”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忧郁地说。“内战那会儿我们把那里一个村子的人全都砍杀了。”
“怎么砍杀了？”
“就是这样。砍杀了呗。”
“全都杀光了？”
“也可能没有全部杀光。我就是在想：万一有人幸存下来了…… 还记得。”
这番谈话使我感到震惊。是啊，可以理解：战争，两支相互对抗的力量进行殊死搏斗。然而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像这样被白军和红军夷为平地的村庄该有多少？是自相残杀，消灭自己的人民。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克尼加是个职业军人，他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可是看来连他的内心也无法平静下来，十分苦恼，毕竟他在生前的整整40年间始终无法忘怀。
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止一次地读到所谓在向新社会过渡中暴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必不可免的“高深理论”观点。革命中确实往往无法避免流血，这是事实。然而如果把暴力当成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手段，号召诉诸暴力，为了达到所谓“高尚”目的而对暴力推波助澜，亦即再次“砍光”家庭、村庄、民族，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家族
我觉得，我家的家史完全可以证明以上观点之正确性，家庭的微观世界，它的探索、考验和损失完完全全反映了人间戏剧、“大历史”的宏观世界。总之，远房和血统相近的祖先的生活变故都促使我进行思考。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时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症。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这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4）
1937～1938年大清洗
外公被捕，那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震惊。他是夜里带走的。外婆瓦西里萨迁到普里沃利诺耶来，与我父母亲住在一起。
记得外公被捕之后，邻居们象躲避鼠疫一样开始躲着我们家，只是到了夜里，才有个把亲人过来。甚至邻居的小孩也避免和我打交道。现在我明白了，不能责怪人家：谁只要与“人民敌人”的家属保持联系或者一般地打打交道，也得被捕。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而且终生难忘。
许多年过去了，然而即使在我当上市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并且有机会拿到侦查档案的时候，也无法跨越某种心理障碍去调阅。直到八月政变之后才请瓦季姆·巴卡京出面帮忙。
一切都是从我们区的执委会主席被捕开始的：指控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领导人。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拷打，一定要让他说出组织的成员，他经不起拷打，说出了58个人的名字，也就是整个区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也有我的外公，他当时任区土地局局长。
请看对他的审问记录： “ ‘ 你是作为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被捕的。你是否承认在对你提起的诉讼方面有罪？’
‘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
‘你没有讲实话。侦查人员掌握了你是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的确凿证据。你要就这个问题如实招供。’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你在撒谎。此案的许多被告都揭发你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侦查人员坚持让你如实招供。’
‘我决不承认。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反革命组织。’” 下面是外公的签名，还保留了起诉意见书，给外公加的罪名是： “①破坏谷类作物的收割工作，结果为谷粒掉落创造了条件。为了毁掉牲畜头数，通过开垦割草地人为地缩减饲料基地，结果使集体农庄的牲畜瘦成皮包骨头；
②阻止集体农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迫害……
综上所述，被控告从事以下反苏维埃活动：身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与已清算的反苏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相勾结，按照该组织的布置，在红十月集体农庄进行旨在破坏集体农庄经济实力的破坏工作……” 巴卡京还给我送来了第二份卷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卷宗，他是1937年在阿尔泰被捕的。
斯塔夫罗波尔与阿尔泰相距数千公里，然而问题和起诉的写法却如出一辙： “ ‘侦查人员掌握了充足的揭发材料，说明你在集体农庄内进行了反革命宣传鼓动，旨在反对一切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我在集体农庄内没有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
‘你在开除出集体农庄后，在集体农庄内、在生产中一贯对劳动者、农庄庄员和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一是让他们反对集体化，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企图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反对过集体化，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宣传鼓动。 ’” 这是1937年8月3日对彼·斯·帕拉达的审问记录。与对我外公的审问记录何其相似！只是二人的结局迥然不同。检察长在农民帕拉达的起诉意见书上写了表示同意的字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便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处决了。关于他平反的通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家迟至1988年1月方才收到。
幸而我外公戈普卡洛的案件结果不同。侦查工作持续了14个月。1938年9月结束并将案卷送到斯塔夫罗波尔来。检察院的一位官员在上面写了“同意意见书”。然而边疆区检察长助手的意见是：“潘·叶·戈普卡洛的案卷中找不到按照第17条、第58条之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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