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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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种口气起草的我关于此次出访的汇报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一年以我的英国之行告终，访问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进行的。12月15　日我率领议会代表团抵达伦敦，团员有韦利霍夫、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在我们之前的15　年里，还不曾有这样的代表团出访过英国，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关系演变得相当复杂，很需要类似的访问。　　　　
　　　　在我国，对待来访的议会团体的态度正如对待股票一样，完全是礼节性的，徒具形式的。我们这次访英，看来外交部的官员们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也发生了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将自己最近数年间对于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所进行的观察与思考在英国议员们面前和盘托出。　　　　
　　　　讲话全文在国内国外都已公开发表，我现在只想提提其中涉及的话题：核时代需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战争的危险目前已成为现实；“冷战”是带有战争威胁的不正常的关系状况；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无论对谁而言，都绝不可能靠损害他人的安全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我国随时准备通过谈判来限制和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西方对手走到哪一步，我们就奉陪到哪一步。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4）

　　　　这些声明在全世界报刊上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下面这句话尤其被频频引用：“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分隔开来，地球我们却只有一个。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家园，而不是战区。　”　　　　
　　　　我们同撒切尔夫人的会晤也得到详细的报道。会晤是代表团访英的第二天在切克斯举行的，首相偕同自己的丈夫丹尼斯和几位部长在那里迎候我们。在入口处，众记者迎上前来纷纷拍照，我们两对夫妇的四人合影（撒切尔夫人彬彬有礼地伸手示意我们站哪里，如何排序）正是在这里拍摄的。可笑的是，后来许多人对这张照片却作了匪夷所思的解释：似乎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观赏我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着装。　　　　
　　　　会见从午餐开始。撒切尔夫人和我坐在餐桌的同一边，丹尼斯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落座另一边。一切都显得令人肃然起敬和彬彬有礼。可是谈话即使在用餐时也都颇为尖锐。　　　　
　　　　撒切尔夫人为人信心十足，甚至可说是过于自信，在温婉迷人、娴淑端庄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位刚强务实的政治家。无怪乎英国人自己都称之为“铁女人”。　　　　
　　　　但随后又重开了话题，于是我说道：　　　　
　　　　“我了解您是一位有着坚强信念、恪守既定原则和价值标准的人，这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您应当考虑到，坐在您身边的也是一个同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奉政治局之命前来游说您加入共产党。”　　　　
　　　　听罢此言，她开怀大笑起来，结果谈话不知不觉中便由貌似谦恭有礼、实则不无讽刺转化为开诚布公、兴致勃勃了。　　　　
　　　　用罢午餐，继之以正式会谈。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也前来参加，谈的是裁军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手中不离事先准备好的笔记，但随即我便将其搁置一旁，撒切尔夫人也把她的稿子塞进了手提包。我在这位英国首相面前摊开一幅大地图，图上以千作等份标出了世界全部核武器贮存量。我说这些小方格中的任何一格，都足以灭绝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也就是说，用现有的核储备可以将全部有生物毁灭1000次！　　　　
　　　　她的反应十分富于表情，情绪激动，而且我觉得确乎是真诚的。无论如何，从这次会谈起出现了一个转折，开始了我们两国之间的高层政治对话。　　　　
　　　　根据记录，在正式会谈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并未出席。她被安排听任三四位英国部长的“　摆布”。而让这些部长大吃一惊的是，她竟然同他们纵论开了英国的文学和哲学。对这两方面她一向就深感兴趣。趁与撒切尔的会谈还在进行之机，他们一直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向来对“克里姆林宫夫人”明显抱有成见的英国报刊，却相当详尽和赞许地向读者报道了这段插曲。　　　　
　　　　12月18日我在议会的演讲很成功。的确，即便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也有人企图以敌对的态度同我对话。但我当即加以阻止，说：　　　　
　　　　“如果您想以这种方式交谈，那么，我就搬来我所带的资料和文件，动手算个总账，看看英国方面都做了什么反对苏联、反对建立正常关系的事情。这样做对谁有好处呢？”　　　　
　　　　经我这么一讲，对话终于进入了建设性的完全友好的轨道。　　　　
　　　　随后又同许多部长、各党派领导人、实业界代表多次会晤。我们还访问了奥斯汀－罗弗汽车制造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杰洛茨·希尔综合研究所、工商协会、不列颠博物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代表团部分成员去拜谒了马克思墓，而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却未能前往。后来有人就此事做了多少凭空的臆测啊！其情形与改革年代我国“自由派报刊”炮制的关于“金卡”的“新闻”　如出一辙：据说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国外拥有信用卡！实在不屑于去读这类东西，也替那些杜撰这整套无稽之谈的“知识分子”感到羞耻。而当我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读到这则流言蜚语的时候，就更觉无耻之尤。看来，还是一句谚语说得对：“谁哪儿痛，谁就说哪儿”。　　　　
　　　　1984年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要求有所不同：尽量对议会代表团访英之行的结果保持缄默。　　　　
　　　　1962年以来一直担任我国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曾向我介绍过，美国公众和政界对我访问伦敦的反响十分强烈。他为此给外交部连发两次电报，详细评述了美国各大报刊对此事发表的言论。平时这类情报都分送给全体领导成员，但这次却没有这样做。而当多勃雷宁本人回到莫斯科时，葛罗米柯给了他一顿严厉申斥：　　　　
　　　　“你是个经验那么丰富的政治家，老练的外交人员，一个成熟的人……竟然连发两封电报大谈什么议会代表团的访问！这究竟能有多大意义？”　　　　
　　　　在伦敦时我获悉一个不幸的消息：乌斯季诺夫逝世。我中断访问，立即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沉重的损失，在那个混乱时期这种感觉尤其明显。此时正当1984年底，而整个这一年没有别的，只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垂死挣扎而已。　　　　
　　　　总而言之，迫切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积极主动的政策，可是国家领导层却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况。契尔年科无论就个人才具抑或健康状况而言，都与总书记一角极不相称。连政治局的日常会议都大成问题。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会期已定，但契尔年科无力出席，直至开会前15　～30分钟才来电话委托我代为主持。　　　　
　　　　政治局委员们对此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出奇地平静，亦即将其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另一些人或则困惑不解，或则拙劣地掩饰内心的窃喜。吉洪诺夫就曾不止一次毫无分寸地打探：　　　　
　　　　“是他让您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吗？”　　　　
　　　　我总是回答：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非您以为我可以擅自跑来就这么召开会议？你把我看歪了。　”　　　　
　　　　这个问题到年底已发展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因为契尔年科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政治局是至关紧要的政治领导机构，理应正常运转，可是却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委任一个人（戈尔巴乔夫也好，吉洪诺夫也好，或者另外什么人也好）固定主持会议。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5）

　　　　我确确实实知道，有些同志在同契尔年科谈话时曾就此向他提出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总书记贴身圈子里的人却要他保留目前的做法。因此每次我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不过此事倒并非关乎我个人，而是影响了党中央机关政治局的工作。在这种环境里，各色阴谋家感到如鱼得水，而对事业、对工作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心遵循几条准则。第一：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有问题坚决指出，对那帮“仆从”寸步不让，哪怕他们所捞到的官衔很高。第二：对总书记要忠诚，重要问题上要和他保持一致。第三：在政治局执行团结的方针，不允许瓦解中央的权力。还有，第四：重大事件要让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州委、边疆区委及时了解。他们应当看清局势的严重性，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工作。　　　　
　　　　我认为这一方针大体上是行之有效的。至于具体工作方面，我力求与同事们紧密配合，掌握日常工作进程，作出业务方面的以及不仅仅是业务性质的决定。接下来，尽管很不容易，又进行了干部的更替工作，主持召开了两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春天的一次，讨论中学改革问题，10月的一次讨论土壤改良的长期规划，由吉洪诺夫作报告。　　　　
　　　　冬天一到又出现了空前严峻的问题。各地求援的电报雪片般纷纷飞向中央。乌拉尔峡谷暴雪封山，交通中断。何止数十数百列火车被抛弃在那里，车上满载的是货物，是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各种物资。国民经济面临瘫痪的威胁。　　　　
　　　　政府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当时各种具体的问题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解决。叶戈尔·利加乔夫也参与其事，他是我指派的，正好符合他的意愿，与他的工作作风也较适合。利加乔夫对各共和国、各地区解决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他便想证明怎样才能完成这类任务。而且在总书记处于如此状态的情况下，必须表明党中央仍在正常活动。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一道完成了这一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工作就变得更加艰巨了。每个人都力求援引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证明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据。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同样一个问题，这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所说的话却几乎完全相反，但两个人引用的都是总书记的话。领导层和机关中开始分化。有些人试图使我的工作复杂化，想把人搅糊涂。另一些人（而且越来越多）则公开表态支持我。　　　　
　　　　我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步骤，例如对于历经曲折召开讨论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会上应由我作报告）的计划，便是如此。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专门班子。工作很快就开展了起来。　　　　
　　　　我看到了两份不同的报告稿——伊诺泽姆采夫的和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的，其中列举了一大堆从档案中抄来的对长达10年的有关情况的详尽分析。当时是继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作用的著名讲话之后，又一次在党内准备召开中央全会。我一想：我的天，损失了多少时间呀，而在此期间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确保了日后许多年里强劲有力的发展。　　　　
　　　　然而距全会会期越近，我越强烈地感觉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葛罗米柯等人拖延其召开的企图——他们都认为这会增强我的地位。总之，他们反对这次全会，而且并不隐讳。怎么办呢？我决定同契尔年科谈谈，亲自向他提出不宜召开全会的建议。于是我带了利加乔夫一道去医院看他。　　　　
　　　　“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忙于草拟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再召开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了吧？”　　　　
　　　　这位总书记的意见我很清楚，所以获得同意并不困难。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我一开始便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我同叶戈尔·库兹米奇①去看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了，他的身体很不好。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　　　　
　　　　说罢全场鸦雀无声，此时可能许多人都在琢磨：这么说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到契尔年科那儿去啦！他们两人单独去见他，这本身已经有名堂，要是两个人一块儿去呢？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凝神谛听下文。　　　　
　　　　“告诉大家，我同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商量过了，我们一致同意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　　　　
　　　　大家异口同声地，甚至可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这一建议。于是，召开讨论一个最为迫切问题的全会的设想，第二次被葬送了。后来总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救：1985年6月，我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专门讨论加速科技进步的各种问题，我作了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报告。这都是后话了。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6）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不过这种了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