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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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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房子一块赔进去的彭小彭，这些日子以来就住在这里，两个人一天一瓶酒，
现在箱子里只剩五瓶了。
“老板，想出办法来了没有？”伍勤问坐在桌子前的彭小彭。
“等把这箱酒都喝完了，我就能想出办法来。”彭小彭认真地回答，“酒对我
就是瓦特看到的那把冒着蒸汽的水壶、就是那个砸牛顿脑袋的苹果。”
【编者点评】
这基本上是一个红顶商人的故事。让人想起一代巨贾胡雷岩的经商之道，让人
深感商场险恶。因为钟道新着力塑造的那个拚命追逐利润的彭小彭正是当下中国一
代官商的精彩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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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
钟道新
第一章
“你这身打扮，叫我怎么陪你逛商店？”郭夏对丈夫说。
“你不要把话反过来说：是我陪你逛商店，而不是你陪我。”常锐只穿着一条
很短的裤权，一件廉价的T恤，一双过时很久的凉鞋，站在贸易大厦的入口处。他没
有像一般年届四十的男子一样地“发福”，腹部依然平坦，好像涂有一层黄色的保
护油的微黑的皮肤下，蕴藏着丰富的精力，似乎时刻喷薄欲出。只是头发略有些稀
疏：但这亦可以解释成智慧的外在表现。“女人就是女人，就连撒切尔夫人，在有
记者问她时，她也说最遗憾的事情是：不能亲自去逛商店。她逛遍全世界也还嫌不
够。”
“可你就不能穿得整齐一些吗？”
“衣冠楚楚的人不是骗子，就是花花公子和伪君子。不过我发表严正声明：倘
若出席你第二次婚礼的话，我肯定会穿得很像样子的。”
“缺德！这可是全国最大最高的商店。”
最大最高就是最好？常锐永远对女人的逻辑感到惊讶。在以惊人速度上升的电
梯中他脸朝外看着。S市是一个奇妙的城市。它地处南国前沿，像刀尖一样地插入
“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地缘和人缘的交叉作用，使它成为一个混合体。在概念
上你也很难将它归类：特区？特区是什么？特区就是S市。S市就是特区。这是一个
悻论。
郭夏逛商店有一个特点：从高往低。常锐痛苦地追随着。
“你看这个怎么样？”
“很好。”他知道妻子要的不是意见，只是反应。
“它的包装有多漂亮！”郭夏由衷地赞叹后，买下了这盒化妆品。
包装代替了内容，模糊了内容。它使质量变成了一种主观印象：你在同样的地
方，放上同样包装但内容不同的东西，她也一定会买下。她买的其实是包装。包装
就是商品本身。常锐没有敢把这话说出来：女人一旦生了气，她们不是去喝酒、去
打牌，而是以十倍的热情去买东西。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
一个女导游领着一群显然是来自内地的游客，不停地用麦克风叫他们跟上。
这就像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常锐想道。
“这个手提包的颜色和我那件上衣非常相配。”郭夏反复地端详着一个羊皮手
提包，“我想把它买下。”
“我实在理解不了你这个‘相配’的概念：有了一件上衣，就要买一个与之相
配的手提包。然后又要祸及皮鞋、围巾。可如果你买了一张床铺，必然要有相配的
地毯和窗帘……你就这么配啊配啊，等你配到最后就会发现睡在你旁边的人与你不
相配了。”
郭夏根本不理他。仍然不停地往小车里放东西。
“自选”真是一种革命性的发明：在这里一些东西都摆出一副任你拿的样子，
可你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往往是超出你想象的代价。在结账处常锐机械地付
着钱。
在底楼郭夏看中了一条裙子。常锐虽然对衣饰毫无研究，但已经从“皮尔·卡
丹”这几个字上分析出它便宜不了。但他没有反对。
“这裙子的确不错，可似乎超出了咱们的购买能力。”
在郭夏说这话时，一个丑陋的女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条。
“当造物主没有给人以什么优点时，衣服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常锐庆幸这
个女人的出现，“或者换一句话说：只有有重大缺陷的人，才需要打扮。”
“可她毕竟有一条心爱的裙子。如果不是太贵的话。”郭夏恋恋不舍地放下裙
子。
“你买吧。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常锐受到刺激，作为一个男人，必需保
障妻子的消费。
“就是。我一年不才一个生日吗？”常锐的话立刻得到反馈。郭夏付了两百元。
幸亏你一年才一个生日。
郭夏去接电话时，常锐擦完汗，光着上身来到客厅。
他的岳父郭天谷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按道理它早该完了。他是一个不看中央台新闻的人。这样的人在S市大有人在。
可郭天谷却是一个必须看的人。不过这并不矛盾：录像机正在录着“亚洲台”的新
闻节目。高技术才能够缓解和掩盖矛盾。
“你应该、也完全可以少穿一些衣服。”常锐对他的父亲一向是以“你”相称
的，而对郭天谷却从来冠以“您”：岳父毕竟是岳父。血缘就是血缘，它的最大特
点就是不可替代，不可置换，并且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血缘关系是完
全一样的。
郭天谷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他是前G省财政局的副局长，多年身居高位，
使之养成了不动声色的习惯。而且要处理好和女婿的关系，是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
必须保持距离。
“您的意思是我应该多穿一些？”常锐从岳父的脸上读出了潜台词。中国是一
个潜台词丰富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
“如果我这里有空调机的话，就可以穿上毛衣。”常锐这话是有所指的；一个
月前，他的朋友刘科拿来一台空调机，日本东芝牌，开价一千。“为什么这样便宜？”
他至今后悔这句话。“没有上过税。”刘科坦然地回答。
郭天谷因此就不同意买。在没有税务周时，这项工作就归财政局管，而他正是
分管者。
“如今有谁不偷税？”郭夏说，“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是很难过的。”
郭天谷没有再说话，只是在第二天说要去曾经搞过地下工作的上海转一转，看
看老朋友。于是郭夏退却了：“空调机以后可以再买，而我只有这一个父亲。”
“更何况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不就是买一部上过税的吗？”常锐宽宏地说。
任何一部成功之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妥协的历史。妥协就是进步。
“我看过一本小说：一个——”常锐把“很封建”三个字删除掉。“父亲甚至
不肯当着女儿的面洗脚。”
“如果这个家里没有康定的话，自当别论。”郭天谷本想说：等到我死了之后，
还要你们来给我洗身呢！
“康定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子而已。”这个康定是他们雇的小保姆。有一个很复
杂的藏族名字，因为她是康定人，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直呼她“康定”。
“一个十八岁的小女孩。”郭天谷关了电视。
康定及时地开出晚饭来。因为七点钟郭夏要去夜校上课。她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
师，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课，每堂课能挣四十元钱。
而这笔钱是这个家庭必需的：从北京调到S市来后，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这幢
房子，连利带本压得他们够呛。
在一般情况下，郭夏总要对饭菜评论一番。一个过于能干的女人是不适宜雇保
姆的，更不能雇来自康定的保姆。可今天她沉浸在“皮尔·卡丹”制造出来的欢乐
中，无暇它顾。
“皮尔·卡丹”是伟大的。尽管它只有二百元钱，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伪
“皮尔·卡丹”依然能制造出巨大的欢乐来。
“刚才是谁的电话？”
“我的一个学生，是工商局的科长。他的法律课得了五十九分。想要改分。他
先托了我们系主任，我不给他改。他又转托了分管后勤的李校长，我还是不给他改。
刚才他打电话来，苦苦求了半天。”
“你给他改了没有？”郭天谷问。
“没有。”郭夏说了一句违心的话。
郭天谷赞许地点点头。“南下从小就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直叫她“南
下”，虽然自从嫁给常锐后，因他嫌“南下”太有战争色彩，就改了。
一个人活得比他所属的时代长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他想。“你应该给他加上
一分。三十八岁的科长，之所以上你们那个夜校，还不是为了那张文凭？怪可怜的。”
常锐说。“其实破文凭有什么用？”他不禁想起自己来：正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生，到了S市不也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
“有些东西是有它没有用，没它不行。”五年前是郭夏提出要来这个新兴的S市
的。因为一来这离父亲比较近，二来这在当时的传说中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
可来了之后，不过是物价和工资作了一次同步调整而已。去开公司作买卖吧，没有
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常锐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对此她常感内疚。“他
跟我说的开篇词才有意思呢：郭老师，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咱们是不是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谈一谈？亚园酒店怎么样？”她学S市人说普通话，实在是惟妙惟肖，连
“一笑黄河清”的郭天谷也动容了。
郭天谷虽然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但牙齿很好，胃口很好。吃得特别快，而且吃
完就径自下桌去了。
深夜常锐还在阳台的躺椅上。
“不去睡？”郭夏关心地问。
“不。”回答是简短的。
郭夏走后，常锐又回到“伪睡眠”状态中。
几十年来，时尚变过来又变过去，可记录在常氏家族遗传密码上的进取心却没
有变：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渴望着。
整整一夜，在常锐的耳边都响着各种资本在高速流动中发出的尖锐啸叫声。
郭天谷也没有睡。他的卧室就在阳台旁边，女儿女婿的对话听得相当清楚。他
在黑暗中隔窗看着常锐。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似乎很平静，可我总是觉得他的内部有一种不安静的成分：
他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以出身来决定一切虽然是不对的，但是出身也是能说明一
些问题的。必须设法控制这种成分的比例。当然不要超出自己的权限：任何事情都
是“过犹不及”。
第二章
S市市长会议室。
方市长是一个有一张典型南方人脸形的中年男子。他先是在G省作秘书长，后来
到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作副主任。当S市的经济改革一度陷入低潮时，北京把他派
来了。“京官南下，必有作为。”当地的一批报纸这样评论。可没有多久，报界就
对他失去了兴趣。而他似乎对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即使不能操纵舆论，起码也不能被舆论所操纵。“舆
论是民众的呼声，可呼声是不是就是民众内心真正所想的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当一个司机驾驶一辆载满乘客的车时，后面不停地有人说该向左拐、该向右
拐，或者是该刹车、加速。然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他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做才是
对的。”这是他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禁止与会者披露给报纸。
此刻他正约见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董一。
“我有一种感觉：近来S市的经济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全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好。”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办法，刺激它一下。”董一是方市长从北京带来的干部，
也是唯一一个——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领导人，才带很多属下到一个新单位去——
董一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头脑，虽然直到现在，他还不是党员。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去年就提出过：企业没有活力，其主要原因就是资金
不足。而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真正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S市一九八五年
就有，可是因为没有动力，一直是不死不活的。
“用股票市场来吸取全市、以至全国的闲散资金是一个好办法。”
“然而我记得你当时在我的计划上是这样批的：不符合政策。暂不议。”
“请注意我用的这个‘暂’字。”方市长和董一之间起码在私下里没有上下级
关系。对于一个优秀的知识分中，你只有“国士待之”，他才会“国士报之”。
“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我这样作。”
“你考虑政治方面的事是太多了。”
“我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我必须这样做。同样一件事，在某些时候不能做，而
在另一些时候却非做不行。这就是辩证法。”
“你报告中央了？”
“当然。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要你拿出一个具体的、可行的方案来。”
“我的方案都是具体的、可行的。”
“我顺便告诉你：马上就要开政协会了。我们议了一下，准备增补你为政协副
主席。”
“我记得在一九八三年就对你说过：当把一部分知识分子驱逐进市场时，有一
部分搞纯理论的知识分子必须留在市场外面。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他
们对人类的关心。现在是一九九○年，我仍然是这个观点。并且把它推广到官场的
范围内。”
“你的理论是矛盾的：现在你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我只有在职务有利于工作时才接受它。如果你真有一个空缺，那就把它给需
要它的人吧。如果你是在因人设事，那就把它废除，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方市长递一支烟给董一。他是一个适量的吸烟者，从不超越安全的上限。“你
就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
“不能这么说。但是我做事和你吸烟一样：把不愿做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董一把“555”牌香烟堂而皇之地揣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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