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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步步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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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上班，古长书老是遇到汪书记。各位书记副书记和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都在一层楼上办公，平时门都关着，很少有敞开的，一副高深莫测的衙门模样。古长书觉得奇怪，有时一出门，就偏偏遇到汪书记出来或者上楼。他任何时候见到汪书记，汪书记的面孔都跟大楼一样庄严。他想恐怕是领导当大了，笑就越来越小了。有时汪书记还向他点点头，说：“长书，怎么样？适应了吧？”古长书就微微一笑，就说：“慢慢学。”如果汪书记不多说话，古长书就不会多说。那天他送材料给汪书记，他以为汪书记会跟他聊聊工作的，但汪书记并没有挽留他，也没让他坐下，只是板着面孔，指示性地对他说：“长书，你要尽快适应这里的工作。”古长书就噢噢答着，出门后，他就反问自己：难道在领导眼中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吗？是不是我做得不令他们满意？再回头查查看看自己的工作有无疏漏之处，发现并没有什么差错的地方，这才放心下来。
古长书一心一意地扑到工作上。市委办的工作跟工业局完全不同，工业局的工作很容易显眼，亏盈都有数字说话。而办公室的工作都是事务性的，服务性的，又是杂务性的，你累死累活，也看不见摸不着，更不象工业生产可以量化。几十天过去，古长书都没有找到一个新点子。每天除了看文件，就是修改文件，送审文件。闲了他就看书，看文秘类和经济类的专业书籍。古长书手下的秘书班子共有八个人，研究生毕业的就有四个。最低文凭也是本科了，他们都有良好的基本功。但古长书毕竟是一个脑子特别好使的人，他从看秘书们起草的文稿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对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分析能力不强，对存在问题分析不透，缺乏独到的见解和思想眼光。甚至有的秘书的综合素质很差，就连他们总结市里已经取得的成绩，都总结得非常平庸，该动听的地方，恰恰又动听不起来。把工作中的亮点都掩盖了。
可是，他的这些看法能说出来吗？古长书迟早是要说的，但不是现在说。现在说就性急了点。古长书向来认为，世界上就没有不可以说的话。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说出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和情人见面时说想念的话，与朋友相见时说友情的话，跟同事在一起时说玩笑话，跟下属在一起时说关爱的话，跟领导在一起时说体面的话。但假话，脏话，奉承话，刻薄的话，要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说了假话看不见真心，说了脏话污染了环境，说了奉承话等于骂人，说了刻薄的话别人会记你一辈子。古长书很讲究这些，在他看来，会说话的人，看时机，看场合，看背景，看听众。这一切看准了，即使说话说错了，也有人原谅你，语言的负面影响也能降到最低限度。不会说话的人，就看不准这些方面，会把好话说成坏话，实话说成假话，效果就适得其反了。
古长书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他绝不会在眼下指出秘书班子存在的不足之处。打狗看主，说他们不行，就等于否定了在任领导李修明的工作，你才来几天呀，就跷尾巴了？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这样的话，不仅会得罪下手的秘书们，包括李修明在内的市委办领导都会得罪。再说，这些秘书许多时候都是跟在市委书记屁股后面的，他们在书记面前的那张嘴，是香是臭很难说。关键时候戮你的脊梁骨，受了暗伤你还蒙在鼓里。一般说来，一到市委秘书这个岗位，就等于选择了从政，职业的路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用不了几年，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不是县长，最低也是哪个实权部门的科长或其他什么职务。因此，对待他们的方式方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活动。深奥得没底，宽泛得无边。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耐人寻味的。在各色人等中，党政机关干部又是最耐人寻味的。
相反，古长书在办公室开会时充分肯定地指出：“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有一支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过硬的秘书队伍。我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每个人的优点，也学习着领导你们。你们是中坚力量，担子都压在你们身上，我是为你们服务的，跑腿的。有你们这支强有力的队伍，我这个副主任就很好当了。大家干好了，成绩是你们的。大家干差了，责任在我，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能力差。可我相信，有你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工作是能够干好的，是能够让市委和其他部门满意的。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充满信心。”
这话说得大家心花怒放。古长书之所以这样讲，是基于他对下属心理的准确把握。他来市委办这么长时间，秘书们都在暗暗思忖：这位新来的副主任究竟怎么样？他是怎么看我们的？我们在他的眼中价值几何？古长书的这些话，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正式答复。别看内容有点虚，但秘书们听起来心里温暖，会觉得领导看重他们了，也感觉到自己身上责任重大，不敢马虎。你听听，“学习着领导你们”，多么生动的政治语言，多么伟大的谦虚谨慎！
古长书深知，秘书写得好不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是正常的。即使他们出手的材料差一点，一般也能通过。古长书真正关注的，是他自己要寻找一个突破口，让古长书这个名字大放光彩才行。这里面有多重原因，外面的议论越来越多了，连局外人的黄骏也打来电话说，听说市委班子有人事变动，李修明真要当副市长了，接替市委办主任的就是你古长书。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他作为分管秘书工作的副主任，必须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才能站得住脚，镇得住台。不能让下面的秘书们背地里看不起他，也不能让市委领导们说古长书不过如此。当然，既然市委有重用他的考虑，他就更要趁势前进了。他已经在副处级这个位置上转悠了好几年了，不能再拖了。对于从政的人来讲，市委办是一个直达官阶的黄金通道，这里埋藏着丰富的政治资源，只要善于开采和发掘，路就顺了，只是千万不能浪费时机。但必须每一步都走在阳光大道上。这才是正路。
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机遇。那天李修明对他说：“市委市政府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市长有一个报告，汪书记也有一个报告。市长的报告由市府办负责，汪书记的报告由你起草，这是汪书记的点名要你起草的。两个报告内容大抵相同，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市长的报告要具体一些，汪书记的报告要从全局上讲，宏观一些。这方面你知道。”
古长书特别记住了，是汪书记点名让他起草的。看来汪书记是要看看他的笔底功夫了， 是上边布置的大作业。不过，写经济类的材料是古长书的强项，自己是研究生毕业，以前写过不少经济论文和调查报告，路子很熟的。但古长书想知道领导意图，对李修明说：“汪书记对他的报告有什么具体指示吗？”
李修明看出了古长书的担心，说：“这样吧，你去跟他聊聊，看他是什么意思。”
其实古长书并没急于去找汪书记，他必须做到自己心中有底。他用了两天时间进行精心准备，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提纲，稍稍一扩展就是一份正式报告了。他在报告中，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时，使用了大量新鲜的、以前未曾使用过的大胆提法。比如，“为求四平八稳而导致行为决策的固步自封”，“害怕改革失败而导致工作上的缩手缩脚”，“因为安于现状而导致思想上的创新不力”——这些尖锐的分析，都直击了一些领导灵魂深处的病灶和隐痛。在未来的经济工作安排中，古长书这样写道：“金安市要发展，怎么发展？我们既要提倡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也要提倡冒险精神，提倡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倡敢于去做第一个吃螃虾的人。甚至还要提倡敢于失败，敢于犯错误。对于在改革实践中失败的和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只要不是借改革的名义贪赃枉法，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当对这样的干部给予保护。”“否则，我们年年在喊上台阶，迈大步，可年年都在左顾右盼，唯恐出事，闯劲都在各种担忧中丧失了，这样能上台阶，迈大步吗？继续叫喊下去，虽说好听，但永远只能是一句好听的空话。没有大胆冲破阻力的行动，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叫喊的声音再大再响，都是骗人的。骗上级，骗下级，也在骗我们自己，骗得大家都高兴。可害的是谁？苦的是谁？害的是我们全市人民，苦的是我们全市人民。”他在写改进领导作风时写道：“我们要实行汇报责任追究制。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毛病，汇报成绩时夸大其词，说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经济效益；要资金时就拼命叫穷，恨不得把自己说得揭不开锅。一级哄一级的现象十分突出。有的地方能哄省长，哄省委书记，那么市里的就更敢哄了。今后汇报成绩，一律要进行检查核实。说谎话的，虚报的领导，一律从严查办，直至开除党籍。”
古长书的语言象一把把刀子，充满了昂扬的政治激情。他在电脑上改来改去，直到他自己觉得可以了，才打出了一份清样。他把这份提纲送到汪书记手里时，心里确实有些诚惶诚恐，因为他拿不准汪书记的脾气，也不知道他讲话的风格。好的话能够通过，最坏的打算是被汪书记臭骂一通，然后责令他重新起草。
提纲交上去两天都没有回音，古长书又不敢问汪书记看了没有。这期间有点时间空档，他抽空到工业局陈局长家里去了一下，拎了一些礼品，陪他坐了一个小时。陈局长在台上时，古长书从来没给他送过什么，退下来后给他送点礼物，也不会沾惹闲话。人老了，退二线了，以前巴结他的人也忘记他了，但古长书没有忘记他，抽空去看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送去一份温暖。退下来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关怀，他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古长书说，有空就过来陪陪你。陈局长就很感激，不停地念叨说，“古长书情长啊。”
那天古长书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汪书记突然敲门进来，依然是板着面孔说：“陪我出去一趟。”
古长书来不及反应，连忙把文件收拾好，夹上随身携带的小包，就跟着汪书记出门去了。他也没问到什么地方去，出去干什么，有哪些人，需要准备什么，他不敢问。走过去之后，汪书记的司机在过道上等候他们。三人就下楼上车，车子一溜烟开到了市郊外面的山脚下停下来。古长书很惶惑，问：“到这里干什么？”汪书记没回答，司机说：“汪书记叫你陪他爬山。他想散散心了。”
第四部分第35节 与汪书记的交谈（2）
到了山脚下，司机在车里看书，汪书记就和古长书顺着小路往上走。山大路小，比较荒凉，没有树木，只有一些并不茂盛的杂草，一些怪石从杂草中露出脸来，特别显眼。汪书记说：“长书，你起草的报告提纲我看了，有锐气。你所分析的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吗？”
古长书说：“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愿开会，不愿听领导讲话？因为都是老调子，都是好听的话，这些话遍布全国都适用。要治理好一个地方，必须根据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扎实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讲成绩，讲问题，都要把话说到位。别说不痛不痒的话。”
古长书发现自己话多了，不敢多说了，打住了。本来，古长书以为汪书记是要重点跟他谈报告提纲的，却没想到把话题扯远了。汪书记说：“你往下说，我在听。”
古长书说：“在我个人看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常常说的那两个老问题：一是农民问题，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尽快脱贫致富。二是市民问题，下岗的太多，再就业是关键。先说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十多年来，年年中央和地方都要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我们一个市大约有三个多亿，前些年抓项目，重点扶持。可那么多钱撒下去，许多资金都不见影子了。有的农户投入了几千上万元，现在照样贫困。你看看，那些山里远天远地，离公路几十里的地方就只有一两家人户，土地又薄，不出粮食。他们信息特别闭塞，有的人就不知道现在总理是谁。这些荒山野岭，本来就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这种地方，继续投钱下去，他们还虽继续穷。这样的农户不在少数。怎么办？”
汪书记说：“你说。”
古长书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都没有彻底解决好。上面钱也给了，物也给了，政策也给了，可就是不管用。核心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执政水平上出了问题。在扶贫和就业上，我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执政策略！”
这太尖锐了。汪书记反问一句：“比如扶贫，你说怎么办？我要具体办法。”
古长书说：“搬迁。用同样的扶贫投入，把他们居住的地方搬迁到公路旁边或附近镇上，重新给他们划分责任田。他们脑子就会慢慢活络了。人搬迁了，也没人在山上砍树当柴烧了。那些地方人迹罕至，就让它退耕还林好了。一举两得。这样的话，搬迁一户是就解决了一户的问题。扶贫资金也能集中使用了。这话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我们扶贫的习惯模式和政策思路。”
汪书记说：“照你这样说，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
古长书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非常基础而具体的工作：进行一项深山农民生存状况调查。对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楚完全的了解。然后拿出搬迁计划，分批实施。”
两人就这么谈了一个多小时，走到山腰上止步了，汪书记走不动了，要下山。汪书记说：“这个思路不错。你还要继续考虑得成熟一点。下次常委会，专门研究三农问题，你列席参加，你在会上说。”
这简直是个意外收获。古长书看出来，汪书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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