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城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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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一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　
　　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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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你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过北京人现在也开始变得滑头，真要这么着，还得上山东）。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你一记的小贩就是。　
　　不过，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喜欢上海人的处世哲学。不错，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　有事您说话一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一您有事　”这么活，太累　何况，当你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　为了未雨绸缨，你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感：你也许很难和上海人交朋友（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是比较计较，账算得很清。但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你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也尊重了你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交往时，你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哥们”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交”。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其实，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评价这两种文化以及如何与两地人相处（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伙伴，在北京又有“铁哥们”），而在于如何解释：恰恰是没有多少圈子意识的上海人，却比圈子意识特强的北京人，有着更明显的城市社区文化特征，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仍在于“城滩之别”。前已说过，所谓间城”，本身就是一个圈子，是一个把无数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内的小圈子就越多，人们的“圈子意识”也就越强。因为在这样一种空间状态下，任何人都只有进入一定的圈子，才会有安全感，也才会觉得与“城”协调。北京的圈子特别多，北京人特别爱“抱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城”这个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强。而小圈子的“圈子性”越强，则大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弱。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只有城内各圈子的社区性（甚至没有社区性只有圈子性），而没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区性或一体化文化　
　　更何况，任何城都是要有墙的，而墙的文化功能，正在于分割空间。这种分割，可以从大到小、由外至内而层层推进。结果，如果城很大，城内圈子很多，那么，生活在最内圈、最里层的人，就不大能够感觉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觉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滩就不一样。滩没有空间阻隔，滩上的人也是个体的、只有松散联系的。用上海话说，就叫“不搭界”。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不搭界”的，则他们便只好和“滩”搭界。因此，个体的、单独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与“滩”认同，并通过与“滩”的认同，而与滩上其他人认同。所以上海人平时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却很容易“扎堆儿”、“成气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区特征更明显，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所以，北京城与上海滩，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奥皮”、“驴肉”或“小脚”、“裤子”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　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驴肉胡同”，而且还有“母猪胡同”和“屎壳螂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裤子胡同”，而且还有“裤裆胡同”、“裤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总而言之，大气的北京城城内有城，官、学、民三种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体化前提下的多层次；开阔的上海滩滩外有滩，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天南地北交互消长，形成多样性前提下的一体化。北京与上海，是两类不同的大城市，有着两种不同的大手笔。北京“一体多层”，上海“多样统一”。北京大气，上海开阔。　
　　同样，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是身份感比社区性更明显（所谓“丢份儿”、“拔份儿”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内）。一个北京人，首先是官员、学者、平民，然后才是北京人。当然，所谓“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职业、阶级，也可能是指“品类”，即“君子”与“小人”、“高士”与“败类”。不管什么时候，北京人都不能丢了身份，这就叫“倒驴不倒架”。因为倘若丢了“份儿”，就没人承认你是北京人　岂止不是北京人，就连是不是人，只怕也还麻烦。　
　　上海人则是社区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们首先是上海人，然后才是商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的确，在上海人看来，是不是上海人，比什么都重要；而会不会讲上海话，则往往决定着你在上海和上海人那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话，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惊喜：“侬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至于对方是什么职业身份，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我自己就曾用这种办法“哄骗”过不少上海人。尽管最后不得不承认我的上海话是“洋泾浜”的，还是能赢得不少的赞许：“‘洋泾浜’侬也晓得呀！”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却几乎从来没有“小北京”。因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阶层的圈子里，官员归官员，学者归学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样，首先是上海人归上海人，并一起传播上海文化，把当地改造为“小上海”　结果是，爱“抱团几”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并无社区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时“各顾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却大成气候，当然，不是某个上海人的气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气候。　
　　也许，这就是上海滩，这就是上海滩的秉性和秘密。　
　　弄清了这些秘密以后，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社区文化特征是什么？他们究竟有什么资格和本钱看不起外地人？　

　　　　　　　　　　　　　　四　“城市部落人”　

　　人的秘密，从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最高秘密。　
　　许多学者都指出，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在中国，就像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西方世界一样扎眼醒目。无论走到哪里，上海人往往都会一眼就被认出。他们身上那种“上海味”，几乎是洗也洗不掉的。而且，正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一样，上海人在离开了上海以后，也仍是上海人。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哪一天，大上海真的“沉没”了，上海人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因为上海人是“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一个“族群”。在古代中国，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原先属于各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原始族民”逐渐一体化，成为至尊天子属下的“王朝臣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虽然有城乡两大社区，但在本质上，它们却并没有多大区别。城市和乡村基本上是同质的，市民和农民也基本上是同格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则城市乡村皆为“天子治下”，市民农民都是“王朝草民”。乡下的秀才可以进城做“京官”，城里的老爷也乐意回乡当“乡绅”。中国古代的城市，似乎从来也不曾成为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从官宦、文人到小贩，几乎谁也不曾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们只要有几个钱，就会想方设法在乡下买几亩地，随时随地准备回到乡下去。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资金，他们也会在城里购置些房产，以供享乐和避难。但仍要在城里修园林建别墅，让自己觉得好像还生活在乡下一样。总之，他们总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把城市当作寄居之地，而在内心深处倾向于和眷恋着乡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城市，往往不过只是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显然，这样的城市，并非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宁肯称之为“城”和“城里人”。　
　　上海和上海人却完全两样。　
　　上海从来就不像中国那些古城一样，是什么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而是它的对立面（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就是上海这种城市性质的心理体现）。（图十九）作为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城”只能是中央政府统治广大农村的中心区域和派出单位。北京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汉、郑州，都或者曾经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或者现在仍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中心”。在上个世纪初，中国3000以上人口的1400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而万人以上的城市，则半数是府治和省治。在那里，巍峨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象征着帝国的权威与尊严，也象征着古老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