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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读城记-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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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深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这种能力是在股市的起落、房价的涨跌、职位的升降中形成的，也是在求职的路上形成的。在深圳，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公司破产、新公司开张，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丢掉旧饭碗，找到新工作。进进出出、上上下下都是平常事。它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边，也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见得多了，也就看得谈了；经得多了，也就无所谓 深圳人会很平淡地告诉你他今天又在股市上赚了百十来万，或者他今天又被老板炒了，明天恐怕得到人才市场去重新登记。他在说这两件事时，口气是一样平淡的，而他朋友们的反应也会和他一样平淡。毕竟都是风口浪尖滚过来的，早就打熬出一副钢筋铁骨，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获得这种心理能力当然有一个过程。1987年，深圳市开始酝酿房改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差点成为“人民公敌”。然而，曾几何时，购买住房就和购买私家车一样，不但成了市民们踊跃的行为，而且成了一个人自信与成功的标志。是啊，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住房，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尽管深圳人说起这件事来，脸上的表情仍是平淡的。
改革，使深圳人的心理越来越成熟。
不过，改革给深圳人带来的最大好处，还是让他们换了一种活法。
有句民谣说，我们中国人的活法，是“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单位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但是，当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深圳来时，可就谁都管不了啦，因为他们把父母、老师、单位甚至老婆都留在了内地。一句话，他们“自由”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
三 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它是特区，是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改革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 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所在，但，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又毕竟是在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一开始也主要是北国和江南的就近移民。既然原本就大体上“同一方水土”，则新方言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深圳的情况却不同。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不大成比例，也就谈不上同化移民的问题。当然，香港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影响还是强有力的，尤其是事关经济的那些习俗，如相信风水和崇拜财神。但这并不能使深圳变成另一个香港或广州。因为财神这玩艺是认钱不认人的。财神也没有什么信仰、教义和原则，并不只接受说“白话”者的香火。你就是对他说英文，他也该干啥就干啥。事实上，深圳人的信风水、祭财神、说白话，并非心仪粤港文化，而是希望“先富起来”，或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同样，移民们原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在深圳形成气候。因为一个人既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门。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门。从这扇洞开之门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
相书有云：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鲁迅先生以为“这并不是妄语”，而且解释说：“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一（《北人与南人》）。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广东人把外地人通称为“北方人”，事实上深圳的北方人也确实较多），无疑是“南人北相” 其实，深圳又岂止是“南人北相”，甚至也是“东人西相”。作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兼东西南北各地文化优势而有之。南方的务实，北方的豪爽，西部的坚韧，东部的精明，在这里都有表现，而且相得益彰。
更重要的是，深圳为东西互补南北交融创造了一种条件，包括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等等。在深圳，很少有人会死守童年时代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也很少有狭隘的地方观念。这也不奇怪。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会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而在一个都讲普通话的地方讨论“惟我家乡独好”的问题则显然是可笑的。事实上，大家都讲普通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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