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不要。　　　　
　　　　问：二位去哪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劝：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答：滚！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又如那双手一样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这里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拉着他的伙伴拖着行李一起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没来得及调过头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顺手在自己脸上擦了一把，随后又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了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的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谁知牵了藤子扯出瓜，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的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不得不作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会里的乡下女人。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原谅我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词）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　　　　
　　　　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接触了无数双浸透了太阳和泥土颜色的手，并通过这些手，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2）

　　　　这是一段来自官方的报道：我市农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据此次调查统计，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　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占耕地总量的4％。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的107亩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市委副书记。这篇调查报告运用了许多由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通过官方渠道调查得来的一些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这是我在报纸上所能读到的能用数据和事例说话的少数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对于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者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作到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要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区域外就业天地。”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围绕农民打工特别是外出打工妹的有关问题，我已在乡下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我带着既是劳动力过剩为何土地又全部抛荒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沿着新淠河的堤坝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携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所挣来的血汗钱血泪钱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虽然回来了，灵魂和肉体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养有鸡鸭屋后辟有菜园的三间平房走了进去。“家里有人吗？”“有哇——您来了！请坐。”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用围裙在板凳上掸了掸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给您泡茶去。”“你该问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您是谁呢？城里人呗！大正月的，上门的都是客，孬问就见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声，是那种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后低下头不吱声了。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说：“她（指怀中的孩子）得丢在家里……才七个多月……可没办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钱上半年得还清……”　　　　
　　　　一杯茶没喝完，女人也没走开，我的身后突然围上了好几十个人。他们一阵嘀咕之后，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过来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市里派来了解情况的？是官还是记者？”　　　　
　　　　我赶忙否认他们的猜测，然而，我越是否认他们却越坚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来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着雨，人生路不熟的您来我们乡下做甚？”说着，他们又相互商议起来：“……对了，这叫暗访，电视上放过的，搞暗访的记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们的事跟她讲讲，快讲讲，不讲就没机会了……”　　　　
　　　　我在替自己极力辩解的同时，也为这些善良无助的乡亲们感到难过。据他们反映，他们村民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镇政府卖给了城南中学，他们失却了部分土地，而摊在他们头上的各种费用却有增无减。他们从去年春上就开始上访，反映他们耕地被出卖负担过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让他们等候处理。年前，他们又群体出动去了区政府，信访办的人答应：等过了年派人去调查了解后再说。不曾想我这个不速之客让翘首盼望处理结果的农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就是区政府派来“再说”的关键性人物。一双双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们的手上还拿了一个个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们的“账”。　　　　
　　　　“这是收……看看，我都记上了，稻麦棉豆……鸡生蛋我也记上了，卖了几把香椿头我也记上了……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项！我们也挨搞昏头了，哪些是该缴的，哪些是不该缴的……小计、合计在这呐，看到了吧，倒挂！包不住呀……”倒挂就是支大于收。问到他们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让土地全部抛荒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还用问吗？这地还有甚种头？”　　　　
　　　　就在我快要结束采访时，一位大嫂突然挤过来一把拉住了我：“您给讲讲，我家菜花还能回来吗？还能回来吗？她甚时能回来呀！”说完坐地大哭，拉着我的手仍然没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亏那位漂亮的农家女过来解了我的围，她劝开了那位大嫂，然后告诉我：她的女儿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开头几个月直朝家里写信还寄过钱，后来就没了音信，托人去找，哪里找得到！她想女儿想的，变得疯魔了，见到陌生人就乱打听。　　　　
　　　　从新桥回来，我又去了孙岗镇上郢村。这也是一个男女劳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抛荒的村庄。村支部书记韦立仁一见面就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长发的老祖母死了，按当地风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个人才行，而这8个人又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上哪儿去找这8个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凑齐5个老弱病残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个只好让年龄在10岁多一点的小男孩顶了。如果说新桥由于耕地被卖确实存有劳动力过剩现象，农民们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上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组191人，人均16亩耕地，这么多的田亩，就目前农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来说，劳动力不可能过剩。让田地全部抛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韦书记向我派了这么一笔细账：100斤稻子45元，亩产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时每天按8元钱算账，就得去掉160元，还有化肥种子等加一块又得去掉几十元，上郢地处江淮分水岭，易旱，打水钱又得去掉几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还有上缴怎么办？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3）

　　　　在我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还讲了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话：“我马上也准备戆了（戆为六安土话，走的意思），这个书记我也当够了……我成天面对的都是和我贴着筋骨连着肉的左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有的村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人一进村，就有人喊，土匪又来了！小孩子们唤来狗咬……老百姓都比较通情达理，刁民极少数。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意给。有一天，我和村委会干部们一道去二房郢孙兰华家要上缴，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还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荡荡的四个大墙拐子（指家徒四壁）我连抽了三支烟也讲不出要讲的话……我是书记，不带头发言又不行，只好对孙兰华说，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吧。孙兰华先是坐在下沿一声不吭，听了我的话，一转身去了里屋，将几张叠得齐齐整整的钱拿出来朝我面前一搁，就跑到里屋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生病的丈夫告诉我们，这几十元钱是她昨天才去镇医院卖血得来的，她几年没回娘家了，她原想用这钱来打车票的……（韦立仁讲到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汉子顿时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壮年全走了，俗话说：金家银家，抵不上自个穷家；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带工伤回的，致残的人也在2％以上，而致残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赔偿。……可不走又哪来的钱交上缴？不走又怎么能养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怜的是那些姑娘媳妇们，出门在外容易吗？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计划生育也越来越难搞了……如今的打工跟过去的帮工又有什么区别？我这个书记是越当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间小道上，见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几小块种了油菜的菜园里也都长满了杂草。我又从我原来走访过的村庄里挑出了椿树镇的龙穴村，西古潭乡的陈大郢村，马头镇的感应寺村，施桥镇的大沙塘村等10个村落，将它们的有关情况与新桥上郢比照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情况基本相似，农民们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们的负担过重，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统计，据抽样调查得来的结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种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这是否就说明农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乡下，我不仅看到了村庄和田地的荒芜，同时还看到了另一种荒芜。青壮年们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成了关键问题。　　　　
　　　　那天，正在乡下采访，我听说油坊村请了戏班子唱戏，我也撵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刚刚坐下，就过来了一位老太太，抱着，拉着，领了三个孩子。孩子都在四五岁左右。她问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让我挤挤坐？”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给她腾出了地方。等她坐下了，我们交谈起来：“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六十三了。”“这些孩子是您的什么？”“孙子，外孙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鸹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张嘴要吃，我得给他们烧；晚上睡到床上，14条腿蹬被子，我得给他们盖；打起架来，惹起祸来，我得当他们的和事佬……”　　　　
　　　　“怎么都要让你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广州……咱全家打遍全国！（笑）”“还有四个孩子哩？”“都上学去了。”“成绩怎样？”“甚啦？”（老奶奶装成没听清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听不懂“成绩”二字，只好换用方言问）“他们都念进书吗？”“哪个晓得！我又不识字，念成甚样是甚样，靠天收呗。”“没人辅导？”“甚啦？”（她又听不懂了，我赶忙换口）“考试的分数你晓得不？都有多少？他们散学回来做不做作业——就是写不写字？”“不写，从来不写，没见他们写过，尽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懒问，他们自个吵架，说什么鹅蛋啦，什么不结壳（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条命，哪烦得了这神！结壳了也好，不结壳了也好，我烦不了……”　　　　
　　　　“您是领得太多了。”“没办法，如今乡下都这样，中间的走了，丢下两头。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个人带了10个孩子，除了她自个的孙子外孙，还加上邻居家的两个。我跟她见面时还编了顺口溜哩——吃起饭来一桌小嘴，睡起觉来一床小腿，闯起祸来一脸眼水，念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