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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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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赋役制度破坏，农民负担过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构日益扩大，官吏逐渐增多，官俸开支随之增加。而玄宗后期，边境形势又呈紧张，军费开支增大。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都加在课户身上。但这时的课户，只占全国总户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租庸调的收入，是以课口为基础的。人口减少，势必影响国家收入。乾元三年租庸调的收入，已不到天宝末年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到乾元三年户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人口为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在人口大量流散，丁口转死，田亩转换，贫富升降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唐王朝既失去了征收赋税的土地，又失去了交纳赋税的人丁，这样，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以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来代替。
（3）户籍紊乱，户口失实。
唐朝初期，初行租庸调法之时，有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办法。规定三年一造户籍，为了编造户籍，建立了团貌制度。国家每年征收的赋税数字，都要在县衙门口和村坊正式公布，使众所周知，征税的官吏不得随意加派勒索。唐开元以后，法令弛坏，土地变动很大，户籍久不清理，农民逃亡，户口失实，官吏趁机做弊，侵渔百姓，租庸调收入大减，均田、户籍、租庸调是一条锁链上的三个环节，在均田、户籍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租庸调法也就无法再继续推行下去。
（4）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本身存在着弊病。
唐朝初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本身也存在着不少流弊。例如对土地的买卖限制越来越宽，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造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又如对官吏普遍授田，这些官吏广占土地，这也助长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且唐初的贵族、宗室和官僚大地主按规定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负担赋役，沉重的赋役负担却落在自耕农民身上，所以均田制实际上不均；租庸调法对农民并未带来多少好处。
（5）户税和地税的发展。
唐中期以后，政府的赋税收入急剧下降，史载：“王赋所入无几”。为了维持唐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加强对户税和地税的征收。从地税来看：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京兆麦大稔，每十亩官税一亩。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因国用不足，征收青苗钱，一亩税钱十五。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京兆秋税，分作两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亩税六升，荒地亩税二升。从户税来看：大历以后，规定上上户课税四千丈，下下户课税五百文，同天宝时相比，下下户增加了二百八十文。其它各等亦有增加。同时，还规定对王公百官与民户同样课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其它品次类推。如果一户在几个地方任官，在每处都要依品纳税。由于户税和地税收入不断增加，地位日渐重要，为向两税法过渡创造了条件。2两税法的内容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对着土地兼并严重，户籍混乱，田亩转移，人口流散，吏治败坏，藩镇截留税收，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上书请作“两税法”。
两税法的内容，根据史籍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财政原则，唐代以前的历代财政，一般是以实行“量入为出”为原则。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最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额。再把总税额，分配给各地，向当地民户征收。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2）课税的主体：“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不分主户和客户，都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行商是流动的，不常居一地，规定要在所在州县纳三十分之一的税。这样，行商的税负大致和定居人相差不多。
（3）课税标准：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贫富，也就是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土地和财产多的多征，土地和财产少的则少征。这说明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已考虑到人民的负担能力，把由按劳动力的多寡、强弱为课征标准，改变为按财富的多少为课征标准。这是一大进步，对后世的赋税制度影响很大。（4）纳税期限：分夏税和秋税两期交纳，夏税完纳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5）纳税物品：两税法规定是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田亩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在实际征收时，又常常“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即是“定税之初，皆计缗线，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说明到唐朝中期，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实物纳税逐渐进入到以货币纳税，这是财政史上一大发展变化。德宗时，政府每年征得钱三千多万缗，米二千多万斛。
3对两税法的评价
两税法的制定及其颁布施行，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适应了当时封建土地关系的转变，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简化了税制。两税法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到一起，分夏秋两次征收，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对纳税时间和纳税办法都作了明确规定，改变了过去那种“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即便利于农民掌握和交纳，又便利于政府的征收和管理。
（2）扩大了纳税面。唐初在实行租庸调法的时候，纳税的只限于课户，那些皇亲国戚，有品级的官僚大地主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还庇荫着大批的客户，均不交纳赋税。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管主户、客户，都要按规定纳税。那些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不课户，连同他们庇荫的客户，以及不定居的商人，都一律要负担税收。纳税户随之大量增加，因此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经朝廷派官吏到各地检查核实户口，共清查出主户三百八十万户，客户三十万户，一律编入当地户籍。
（3）均平了纳税负担。两税法的课征，不再以丁床打算，而是以资产、田亩计算，就是“以贫富为差”。资产和田亩多的则多征，资产和田亩少的则少征。商人和农民一样征税。这从法令，从规定上来看，是比较合理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改变了以往赋税负担只集中在一般自耕农民身上的状况，起到了均衡负担的作用。
（4）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了财政制度，消除了以前财政上的混乱局面，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经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实行两税法后，由于停止了其它一切两税之外的征科名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剥削，也缓和了当时已经尖锐了的阶级矛盾。由于纳税户的增加和赋税承担面的扩大，一般自耕农民的赋税负担减轻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大大增加了。两部法施行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达到三千多万贯，比实行两税法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
两税法也存在不少缺点乃至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配赋不均。两税法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因为战乱，各州、道田亩数额变化很大；情况变化了，再按旧额数摊派赋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税负不平。两税法是按户等纳税，唐朝制度规定，三年一定户等。三年之中，户等升降很大，户等不能随时调整，也是产生税负不平的一个原因。
（3）折钱纳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两税法规定以货币计税交纳，这在我国财政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唐德宗时，货币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程度终究有限，所以，征税时又要人民折成实物交纳，但在折合中，人民的负担又有所加重。因为在初定两税法时，钱轻物重，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产量增多，东西多了，物价便宜了。以后，因为对货币的需要量增大，以及政府控制市场钱币的流通量，一些大官僚、大商人乘机大量贮积现钱以逐轻重等原因，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人民就要交纳更多的实物以满足赋税的货币额。从钱轻物重，到钱重物轻，这一变化，人民的负担加重了。当时人陆贽曾上疏税：“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知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其二矣，虽官非减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
（4）按财产征税，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两税法规定按财产的多少来征税，财产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别。如果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
（5）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造成统治者横征暴敛。两税法是以“量出为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总额的，由于支出常无准则，两税法行之不久，政府财力匮乏，便任意加征税课，两税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
总之，两税法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两税法实行后，对唐中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隋唐的盐茶酒专卖
一、盐税及食盐专卖
对食征税，隋唐两代，在不同时期不有同的作法。隋朝初年，依北周之制，对于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开皇三年后，对盐酒免税，史书记载：“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唐初承继隋制，对盐池盐井不加限制，官民共采，并不征税。自隋开皇三年至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年间，盐均无税。这段时期，国家赋税收入的来源，主要领先租调的收入。玄宗开元元年，随着需要的增加，开始向盐税征税，但收税很轻。天宝、至德年间每斗盐征十钱。当时全国共有盐池十八，盐井六百四十，都隶属于度支。这些盐池、盐井所产的盐，都要课征盐税。当时安邑、解县两池之盐，岁课得盐万斛，以供京师。沿海产盐的一些地区，则以盐代租粟，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唐代的食盐专卖，始自唐肃宗时期（公元756至762年）安史之乱后，两京陷没，民物耗尽，支出浩繁，财政分割，国家赋税收入，仰赖于四川和江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以产盐著称，所以盐税盐利成为唐王朝的一项重要赋税收入来源。
唐代食盐的专卖办法，前后在差别，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任命每五琦为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作榷盐法，规定凡是产盐的地方，都要设置管理机构。盐户制盐要立户籍，称为亭户，国家免去亭户的徭役，让他们专门制盐。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官府收购，不准私卖。官府把盐民那里收买来的盐，按每斗加时价一百钱出卖。盐税盐利收入成为国家赋税收入中的一项重要来源。第五琦的榷盐法，由于盐价提高了很多，在执行过程中，诸州又随便加价，因而流弊很大。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1年），刘晏被任命为度支盐铁使，负责管理国家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项工作。刘晏在第五琦榷盐法的基础上，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了改革，创行就场征税的专卖制度。刘晏认为，第五琦实行的官收、官运、官销的榷盐法，设官太多。官多则民扰。就场征税，即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负责收买盐户所煮之盐，盐官把收购来的盐，再转卖给商人，由商人自由运输到各地销售。除产盐地以外，不再设置盐官。这种办法，即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即组织了财政收入，又减少了国家机构的官吏。刘晏还在商人不易到达的偏远地区设置了常平盐仓，以调节食盐的供应。当市场上食盐供应不足，盐价上涨时，政府则减价出售，官收运销之利。以此来弥补商运、商销之不足，并防止商人垄断盐价，从中获取厚利，以影响人民的生活。为了保证国家的盐税收入，严禁私盐，捕缉私盐。我国缉私制度从此开始。
自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食盐税利六十万缗；刘晏改革盐税制度，实行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办法，至大历末年，食盐税利收入为六百万缗，占全国赋税总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一半，比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时增加了十倍。其后，刘晏罢官，盐法渐乱，自建中（公元780年至783年）初至大中（公元847年至859年）末，八十多年间，盐税日增，原来一斗加时价一百钱。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增加盐税，一斗盐加价二百钱。其后，复增六十、一斗盐卖到三百七十钱。唐王朝为了搜刮钱财，盐法愈搞愈乱。除官府增加盐价外，盐商也任意抬价，盐价猛增。盐价愈高，盐利愈大，走私漏税的现象也就愈严重。官府虽采用严峻的刑罚，但仍然禁绝不了走私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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