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赋税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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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见，秦汉的减免措施是为当时的政策服务的，是“重本抑末”政策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
　　第四节　两汉的盐铁酒专卖
　　两汉的专卖事业，包括盐、铁和酒三类。
　　盐铁产品，为山川、井、池所出，汉初，采取放任政策，任民采铸，官府只向他们征收少量的税，作为皇室收入的来源；如系在皇族、王侯封地之内，盐铁税为封君征收，作为封君、公主的私奉养。
　　盐、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在自由放任政策之下，利之所在，豪富权贵争相竞取，致使公私受困。汉武帝时，改为专卖，由国家控制经营。
　　一、实行专卖的原因
　　西汉对盐铁实行专卖，原因很多，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边防经费开支过大，国家财政困难，需要筹集财政资金。汉武帝时代，由于对外多年用兵，人力、物力消耗很大，一年费用动辄是数十万、数百万，国家蓄积不几年即被用完，财政发生困难。实行盐铁专卖，收取专卖利益，是为了巩固国防的一项长远之计。这项收入不需要向百姓别外征税，是“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的办法。
　　第二，将商人之利收归国家，限制商人的兼并活动。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盐铁也采取放任政策。一些贵族、豪商趁机垄断盐铁经营，只向官府交纳很少的税甚至不交税，因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例如汉高祖的侄子吴王濞，通过冶铜铸钱，煮海为盐，成为巨富，并蓄谋夺取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问题，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作为一条教训进行总结，他说盐铁放任的结果，“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所以，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重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是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措施。
　　二、盐、铁、酒专卖
　　（一）食盐专卖
　　战国末期，秦国统治区域里的巴蜀地区及河东一带煮盐业发达，这时，不仅有专门机构管理盐的生产，还要负责销售；盐的专卖收入，成了秦国经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汉初，对食盐实行征税制，属山泽税范围，是帝室收入来源之一。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财政困难，才采纳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实行专卖，归入国家收入。
　　汉代的盐专卖，采用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办法。即由官府招募人民煮盐，官府除供给煮盐工具之外，其它费用由人民自理。盐生产出来后，由官府收购，组织销售，获取盐利收入。
　　为了保证专卖事业的实行，汉王朝起用商贾为官吏，以管理食盐专卖事业。据记载，汉代在全国所有主要产盐地区，包括二十八个郡的三十六个县，都设置了盐官，以管理食盐的运销，控制食盐销价和了解销盐方向。
　　（二）铁专卖
　　战国末年，冶铁业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秦国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产铁之山有三千六百九十个。取得巴蜀地区之后，又获得了丰富的铁矿资源，促进了秦国冶铁业的发展。
　　秦代对铁的开采和冶铸都加以控制，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铁的生产和使用。在秦律中就有“左采铁”、“右采铁”等官吏名称。
　　汉代的铁专卖，也是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在产铁地区设置铁官，不产铁地区设置小铁官。据统计，汉代设有铁官的地方，计有三十九个郡国的四十八个县，当时铁的开采和冶铸具有相当规模，从业人数达十万以上。
　　汉代从铁的生产到铁器的制造，制品的销售，都由官府负责。对私铸铁器者，不仅没收其生产器具，还要处以刑罚。
　　西汉盐铁专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任用原制盐业者为盐官，任用大冶铁商为铁官。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减少盐铁官营的阻力，有利于盐铁经营，但不可避免地是使官吏庞杂，治理水准不高，加速官吏的腐败。
　　西汉的盐官和铁官，都属大司农，即由中央主管；只有小铁官由郡县主管。东汉则不设小铁官，所有铁官、盐官，都属郡县。
　　汉代的盐铁专卖，也有反复，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之后，罢关内铁官。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时，尝罢盐铁官，后因财政困难，三年后又恢复专卖。王莽统治时期，对盐铁也实行专卖。至于东汉，盐铁专卖为时不长，汉和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废止专卖，以后仅由中央对盐、铁课税，降汉末刘备在四川对盐铁实行专卖外，盐铁专卖之事很少记载。
　　（三）酒专卖
　　汉代对酒实行专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榷酒酤”。但只实行了十七年，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不得不作让步，改专卖为征税，每升税四钱。东汉时，因所属统治区缩小，又常遭水旱之灾，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
　　西汉的专卖政策，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特别是汉武帝时，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广开财源，所以，对盐、铁、酒实行专卖，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有助于增强力，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盐铁在专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弊病，主要是价格太高，民多不便；铁器质量粗劣，又无选择的余地；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
　　（四）王莽的“五均六　”
　　王莽代汉前后，面对当时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加重，农民极度贫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状况，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在“齐众庶，抑并兼”上下点功夫，他采取的措施是实行“五均六　”。
　　六　就是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盐、铁、酒、山泽、五均赊贷、钱布铜冶等六项事业实行国家统制管理，实行课征，避免落入豪民富贾手中，于国于民不利。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令推行“六　”，“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征课的方法：凡采自山林水泽的鸟、兽、鱼、鳌、百虫，畜牧收入，缤妇桑蚕、织纤、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其它方技，商贩贾人开的店铺，小摊及饭馆客店等，都必须把他们的经营业务及营业收入，向所在官府如实呈报，官府在扣除成本后，按其盈利征税，税率为十分之一；如果不如实呈报或隐瞒不报，偷、漏税收的，轻者没收其财产，罚作徭役一年；重者罪至死。征课范围之广，处罚之严，是王莽朝的一大特点。
　　王莽行“六　”之法，名为“齐众庶，抑并兼”，而真正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执行结果在限制商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兼并农民等方面，确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六　所涉项目均系人民日用生活必需品，或送往迎来、喜丧必备之物，即使物价昂贵，也不得不买，所以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但是，有的物品如鸟、兽、鱼、螯之类，有的收入如织　补缝等，收入有限，也都在管制范围之内，政府统统课税，等于剥夺了经营者的生计，这样，平衡负担不过是一句空话，反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弄不好，还有被罚的危险。加以王莽任用的官员多系官商结合的豪族，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韦等，都是“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的大商人，他们勾结官府，朋比为奸，多方苛剥百姓。财政收入完不成，府库充实不了，又重罚于民，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新莽王朝的败亡。
　　第五节　秦汉的工商杂税
　　秦汉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税收，其中田赋收入又占很大比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造成了汉代经济的繁荣，为国家财政提供了丰厚的财源。国家赋税收入品类项目，由汉初的田租、口赋、更赋、关市税、山泽税等几大项，扩大到武帝时期人头税、财产税（收益税）、消费税、专卖收入等很多类，税源之多，税目之广，财政的充实，是秦代以前各代所不能比的。根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的工商税有缗钱税、车船税、贳税、贳贷税（上属收益税性质），关市税、牲畜税、盐税、铁税、酒税（上属消费税性质）以及山泽税和其他杂税等内容。
　　一、缗钱税、车船税
　　缗钱税和车船税，是汉武帝时期开征的一种新税。当时武帝对外用兵，军费开支很大，国家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商人积货逐利，不佐公家之急，汉王朝乃根据“重本抑末”政策，在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商人的缗钱和车船临时征税。这种税的特点，一是为了满足国家某一暂时的需要，属于临时性征收；二是专对搬运商货的车船及商人手中的现钱（缗钱）课阁，虽有税率规定，但带有捐的性质；三是征收的对象是商人（后来发展到所有车船主），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一）缗钱税：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缗钱及货物所征的税。缗为丝绳，用以贯钱，一千钱一贯，缗钱税就是按贯征税。
　　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初算缗钱”。凡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放债取利者及囤积居奇、谋取盈利的人，都是征收的对象。
　　缗钱税的征收方法，首先由财产所有者根据自己的财物积存数额据实上报，官府经过查验，按率征税。对交易额（折钱）或贷款额，税率按缗钱计算，每二千钱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为6％；手工业生产者和金属冶炼者，其用来买卖或储积待卖的物品，都要折算成钱，每四千钱一算，税率为3％；凡隐匿物品不估价陈报，或陈报数与实有数不相符的，除没收其缗钱财物外，还要罚犯税令者到边境服一年徭役。
　　（二）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二、贳贷税
　　指对出贷金钱或粮食所得利息所课的税，相当后代的利息税。
　　在汉代，商人势力很大，他们凭借冶铁煮盐，或巧取豪夺，积累了大量金钱，然后把这些钱出借，以获取很高的利息。为典型的高利贷者。
　　汉代的高利贷利息很高。高利贷者有时乘天灾税苛之际，收取加倍的利息，借一百还二百。由于利息率高，剥削残酷，所以，不少受高利贷剥削的人，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困境。
　　汉代的工商业兼高利贷者，通过苛刻的债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少列侯封君，有时也不得不向他们借债。由于借债者多，利息很高，很多高利贷者转瞬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如《史记》上记载的无盐氏、宁成等都属于这种人。
　　汉代统治者对高利贷也作过一些限制，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据记载，旁光侯刘殷、陵乡侯刘新，都因“取息过律（率）”受到法律制裁。至于官储规定放债利息的最高限额是多少，史无记载。
　　除了限制放债利率外，官府还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课税，这就是贳贷税。贳贷税的税率，在缗钱令以前，不得而知。但在缗钱令发布后，则要对其本金课以百分之六的税（二千钱一算），据此推算，缗线令前的税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
　　由于高利贷能致巨富，在汉代，一些王公贵族也参与放债取息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不向公家纳税。汉王朝对偷、漏税款的行为大力打击，偷、漏税款的即使是王侯之家，也要论罪。元鼎六年，旁光侯就因放高利贷不交税，利息又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后来遇赦才免除刑罚。
　　三、牲畜税
　　这是对牲畜所课的税。汉初，对牲畜并不征税。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国家财政开支不足，所以，在实行盐铁酒专卖，铸造货币的同时，也对牲畜征税。
　　牲畜税征课的对象，《西域传》上说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对马的征课，主要是因为武帝多次同匈奴作战，战马损失很大，有时一次战役要死伤十余万匹，为了补充战马的不足，曾鼓励或强制官、民养马，大量繁殖牲畜，后为发展到对官、民马匹的强制征收。
　　牲畜税的税率，汉成帝时为百分之二。即不分牛、马、羊，一律按头数折价，每千钱交税二十。至于猪、鸡、狗是否征税，史书上没有记载，翟方进传上也只列举了马、牛、羊三种，据此推测，汉代可能只对马、牛、羊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