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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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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子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男，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帐，三年造一次户籍。
（3）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六十岁以上的老男和残废的人授人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给口分田三十亩。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凡是作为户主的，授给永业田二十亩。
（4）授田足额的地方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只授给规定量的一半。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受田。
（5）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不再收还。
（6）百姓家贫无法埋葬死去的亲属的及流徙出乡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的，并许出卖口分田；土地出卖后，不再受田。土地不足的，可以买入，但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的限额。田地的买卖必须经官府批准。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7）授给老百姓的园宅地，良人三口给一亩；奴婢五人给一亩，但不分给永业田和口分田。（8）对于工商业者，永业、口分田减半分给，但在狭乡的，不予分配。
（9）田地的收授，于每年十月进行。授田时，贫者和有课役者优先授给。死者的口分田由国家收回，以授给无田的人。授田原则上在本县界内，但狭乡授田不足时，可在以邻县的宽乡授给。 以上是唐代均田令中有关平民授田的办法。对于王侯官僚地主则有另外的具体规定，他们享有优惠的待遇，可以占有和分配大量的土地，可分得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勋田和赏赐田等等。
（1）对有爵位的贵族和耻品以上的官吏，可以按照品级授给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对立有战功曾受勋位的人，可以按照勋级，授给勋田六十亩至三十顷。
（2）在职官吏，按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受给八十亩至十二顷的职分田，离职时，要把职分田移交给下一任的官吏。
（3）王公官僚地主的永业田、勋田和赏赐田可以买卖。
（4）内外各官署衙门分配有公廨田，多者四十顷，少者八十亩，用所收入的地租，作为办公费用或官署的其它开支。
（5）府兵的官兵，为国战死，子孙不退田；本人受伤及残废者，终身不退田。
唐代的均田制同以前朝代的均田制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授田数量上的变化。唐代均田制所规定的授田数量，指的是应授田的数额，也就是最高限额。按照唐朝的规定，在狭乡占田是禁止过限的，但在宽乡田土多的地方，只要经政府批准就可以多占田地。
第二，授田对象上的变化。唐代对于一般平民授田，以丁男为主，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都不授田，这是旨在于充分发挥农业劳动的作用。此外，规定僧尼、道士、女冠及宽乡的工商业者均可授田。在官吏授田方面，自一品至九品都可以授田。授田面大为扩大。
第三，对于土地买卖的限制放松了。这一方面照顾了贫困农民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标志了大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加剧，均田制行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至于取消对奴婢和耕牛授田的规定，以及禁止豪强地主在狭乡占田过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的兼并。
唐代均田制，既照顾了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又使一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对于土地的占有起到了限制和调节作用。均田制施行后，使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国家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唐代国家财政的丰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二、隋唐的户籍制度
为了保证国家的劳动人手，进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发，巩固自己的政权，隋、唐统治者一开始就注重户口的检括。开皇五年，“高祖令州县大索税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文帝采用检举揭发的办法，令大功以下的血亲都必须分居，各立户头，户口不实的，保长、里正、党正都要发配远方。通过这次检报，户籍簿上有四十万多人，查实为壮丁，有一百六十多万人新编入户籍。这一办法，虽然对防止隐漏有好处，但高 （宰相）认为：“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平分秋色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篇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就是说，长吏肆情，户等划分不实，是搜括户口的严重障碍，他建议实行“输籍定样”法，即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颁布到各州去，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去，以三百家到五百家组成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叫“输籍之法”。此法实行后，大量隐漏、逃亡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为隋代的富强奠定了基础。
唐代同样存在户口的隐匿问题。唐太宗、唐高宗对此均十分关切，因为它是关系到国家“殷实”的问题。关于户口隐漏问题，在武则天当政时已逐渐严重起来，当时陈子昂上书说：“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到唐玄宗时，仍然存在“户口岁增，而赋税不益，莫不转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成其泉薮，或奸吏为了囊橐，逋亡岁积，流蠹日滋。”为了把浮游或隐匿人口争夺过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以负担赋役，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八月，采用“团貌”办法，令“诸户口计年将人丁老疾应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亲貌状，以为定簿。一定之后，不得更貌。”对隐匿户口、诳报年龄、私度入道以及不按期纳租调、股徭役的人，要处予轻重不等的刑罚。到开元年间，因每年团貌过于繁忙，才改为三年一团貌。团貌时县官要亲自参加，经过团貌，造成计帐；依据计帐，编成手实，手实即为户籍的底稿；再根据计帐手实，造成户籍。户籍一式三份，分别盖上州县大印，然后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交中央户部。隋唐的户籍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户口的隐漏，保证了国家赋税的征发。
三、隋唐时期的田赋和徭役制度
（一）隋代的租调制度
隋朝的赋税制度是沿袭北周而来的，也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推行的。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 。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按照这个规定，隋代农民交纳租调的计算单位是“床”，一夫一妻为一床。按床缴纳粟、绢
或布。单丁或奴婢交纳丁床租调的一半。未受地者不课，有品爵的免课租调。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王朝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把每年服役日数改为二十天，调绢由原来的四丈减为二丈。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规定五十岁以上，一律免役收庸，就是用布帛代替力役。成丁年龄提高后，原先十八岁授田的规定没有改变，这样，农民在达到授田年龄以后，就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纳庸代役的规定和租调徭役的减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唐代的租庸调制
1租庸调制的内容
唐初的租庸调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制定的，也是从北朝和隋代的户调制演变而来的。根据记载，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要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岭南诸州纳米，上户纳米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调，随乡土所出，每丁每年纳绢（或绫、 ）二丈，绵二两；不产绢绵的地方，交纳布二丈五尺和麻二斤。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作了新的规定：布帛要求一尺八雨宽，四丈长才算一匹；布五丈才算一端；绵六两为屯，丝五两为绚，麻三斤为
。如一户所纳之物，不成匹、端、屯、 的，都要折凑成整数。此外，每丁每年需要为官府无偿地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两天；不服劳役的人，要纳绢或布代替，一天折合绢三尺，谓之庸。庸，是应服役者而不去服役的一种折纳，不是一般的赋税，而是以交纳实物来代替劳役，故具有免役金的性质。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唐代除正役之外还有杂役。唐代基本的徭役负担，每年一丁相当于三十天至五十天。对于遭受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的地方，又有减免租庸调的规定。灾情在四分以上，免租；灾情在六分以上，免租调；灾情在七分以上，课役全免调的规定。灾情在四分以上，免租；灾情在六分以上，免租调；灾情在七分以上，课役全免
唐代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二是户、三是身，而其基础则是丁。这正如陆贽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所以，这种赋税制度，叫做租庸调制。
2实行租庸调制的意义
唐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施行，都是以人丁为本，使得一部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保证有一部分自耕农民的存在，从而也就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来源。
唐代租庸调制，自高祖李渊时制定，后经太宗整顿，直到玄宗开元初，一直承袭未变。在这一百二十余年间，经济逐步上升，户口也逐年增加，国家财政有了节余，国库也日益丰实。这说明财政税收制度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所以出现了唐初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3户税和地税
唐代在租唐调税制以外，还征收户税和地税。
（1）户税
唐武德六年，下令将全国民户按其资产的多寡划分为三等；九年，又改为九等，人民按户等交户税，户等高的多交，户等低的少交。
户税不同于租庸调。首先，性质不同：户税属于资产税性质。《文献通考·田赋考》说它以钱币交纳。“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其次，课征的对象不同；租庸调的梨征对象是丁，主要是均田农民，那些王公贵族、豪强地主多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不交纳租庸调。户税的课征对象则是对全国所有的民户，自王公以下所有的民户都要交纳户税。但此时的户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田亩变易，民户逃亡，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发挥作用，这时，户税和地税在财政中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根据《通典》记载：天宝中全国户数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当时第八等户课征户税四百五十二钱，第九等户课征二百二十二钱，通以每户交户税二百五十钱来计算，全国户税收入为二百多万贯。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全年绢布收入的三分之一。大历四年，规定：上上户交四千丈；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上下户一千丈；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王公百官也要交纳户税，并按官品列入不同户级。由于户税税率的提高，户税收入所占比重也就加大了。
唐代前期，户税一般供充各级官吏的俸料钱。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年正月，遂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钱，其官人料，以万户税钱充，每月准旧分利数给”。后来，户税钱又被用作公廨费以及驿站所需的经费。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此外，户税收入还曾用作常平仓本钱。
（2）地税
地税的征收，开始于唐初，来源于隋代的社仓税。专供凶年救急之用。太宗贞观时，地税按田亩征收，“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稻之属，各依地土，贮之州县，以备凶年。”高宗永徽二年九月，地税改为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玄宗天宝时，全国赋税总收入中，仅地税一项，岁入粟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约为全国粟米收入的二分之一，与租庸调中的租粟收入相差不多。
唐代征收地税，本义是为设置义仓，储存粟米，以备凶年之用。唐中期后，国家财政困迫，遂一改常法，把义仓储存的粟米运往亦师，用于国家财政的支出，还强令农民负担运费，本以利民为目的的地税，不但没使农民得到实惠，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三）唐代中后期的两税法
1实行两税法的原因
进入唐代中期后，由于土地兼并，户口流亡，均田制遭到破坏等原因，租庸调制失去了存在基础，遂改行两税法。废租庸调行两税法的原因是：
（1）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遭到破坏。
唐代中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均田制无法继续推行下去。均田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作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的。它的出现，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同均田制本身是相互矛盾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将导致均田制的破坏。据《通典》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土地兼并的加剧，促使地主庄罗经济进一步发展，大地主霸占官田，兼并民产，广占土地，不输租庸调，致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脱籍流亡，有的成为大地主庄园中的佃户，国家负税户减少。
（2）赋役制度破坏，农民负担过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构日益扩大，官吏逐渐增多，官俸开支随之增加。而玄宗后期，边境形势又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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