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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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　
海。士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了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　
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十分恼怒。9月20日，唐绍仪被扮　
作古董商的特务在六国饭店用利斧劈死。日本人对此评价为“巨星坠地”。蒋介石　
为了掩饰，又是发讣告，又是拨巨款厚葬。　
　　土肥原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靳云鹏更干脆，声称“礼佛有年，无心向世”，　
一口谢绝了。　
　　最后，土肥原又去找吴佩孚。“秀才将军”吴佩孚1927年被革命军打败后，19　
30年寓居北京。他是北洋军阀中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颇　
有些知名度。吴佩孚做了寓公后常称：“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　
可大军云集。”但是，他不想受日本人摆布。他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　
降，日本小鬼子的把戏，哪样瞒得过我？我吴某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由你们摆　
布！”还提出要成立30万人的军队由自己指挥，日军撤出，才能就职。气得土肥原　
发誓：“把这家伙干掉！”第二年，吴佩孚果然死于日本医生之手。　
　　就在土肥原的工作屡屡受挫之际，日本大本营开始注意到了早巳望穿秋水的汪　
精卫。　
　　早在抗战前，汪精卫就奉行媚日政策。抗战爆发后，他更到处散布抗战必败的　
论调，和他的亲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攻　
击坚持抗战是大家陪着蒋介石一人跳火炕。　
　　1938年10月21日，汪精卫在他的重庆公馆里正襟危坐，侃侃面谈。他对面的路　
透社记者则笔走龙蛇，飞快地记录。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基　
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汪精卫的这篇谈话，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共产党姑且不论，以陈诚为首的抗战　
强硬派也向汪精卫发起猛烈攻击。当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　
　　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　
谈判和平条件。”　
　　5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心旌摇曳。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修改了1月16日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要求国民党放弃抗日容　
共政策，更换人事组织，还是坚持要蒋介石下台。　
　　11月16日，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吃饭，以退为进，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使国　
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贾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抉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介石立即反驳：“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　
　　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蒋介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汪精卫晾在一边。　
　　11月20日，汪精卫密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在日华共同　
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汪精卫自觉以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蒋介石，决心出走，借日本人的力量收拾蒋　
介石。日本人也正在等着汪精卫出逃。　
　　12月8日，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只好硬　
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天西安天气　
不好，蒋介石没走，改在重庆向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　
飞到了昆明。同行者有他的老婆陈璧君以及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人。临走前，　
汪给蒋介石留下一封信，上面有两句莫名其妙的话：“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从昆明飞抵河内。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逃十分震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　
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　
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觉回头耳！”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闻讯，大喜过望，立即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开　
篇便说：“日本政府……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　
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进而具体地阐述　
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际上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端纳说；“请你通知英、美　
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谈和，并且在　
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他说：“在日寇咄咄　
逼人、决心亡华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　
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　
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觉沦，锁链已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我们　
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种地步？世办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　
灭一个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　
轻易受人威协，以至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　
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身着军装的蒋介石走出会场，立即被记者们围住了。　
　　一个女记者问道：“汪主席离渝到了河内，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蒋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轻松的口吻答道：“汪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　
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昧。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　
政府亦皆无关系。”　
　　不料三天后，在河内“休养”的汪精卫发来了一份“艳电”，口气大得吓人，　
要求国民政府根据22日近卫声明，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　
与日本交换政府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　
的一切职务。各党派、团体、部队纷纷发出通电，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愤怒声讨汪　
精卫。　
　　汪精卫叛逃一事，既使蒋介石感到两党合作的重要，又给了他一个启示：信仰　
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释，必致大乱。因此，他认为在信仰问题上再也不能　
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　
挥关系、增加八路军军饷等问题。蒋颇为冷淡，什么问题也没有答复。　
　　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见蒋介石。他对蒋说：“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　
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　
止，于两党合作不利，于国家也不利。”　
　　“有这种事吗？”蒋介石反问道，“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　
大个国家，出点事也是正常的吧！汪兆铭投降了日本，谁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来列举了几起包围八路军、活埋共产党员一类的事件。然后说：“校长，　
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宣侠父是你下令抓的，这事恐怕不是偶然吧？　
宣侠父几个月来毫无音讯，该不会已经死了吧？”　
　　宣侠父两个月前已被秘密处决，但蒋介石没有这样回答。他铁青着脸说：“宣　
侠父是我的学生，却不听我的话，这还了得，给他一个教训也是应该的吧？至于宣　
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恩来呀，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　
是党国需要亟待解决的事情嘛。”　
　　周恩来摇摇头：“还可以商量别的办法，你上次说的合并办法是不可行的。”　
蒋介石两手一摊，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感不安，影响　
上级意志。”　
　　话外之音十分明白：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反共事件就不可避免，我也　
没有办法。　
　　周恩来悻悻而归。　
　　这时，蒋介石已在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国民党自然要开个　
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　
略。　
　　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正是：　
　　　　虽有指墙花影动，　
　　　　切莫疑是玉人来。　
　　要知蒋、周如何会谈，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二十三回　
限制异党月晕而风　制造磨擦础润而雨　　　　　　
　　　却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恩来呀，明天就要开全会了，延　
安可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向会议提出？”　
　　周恩来说：“我立即把校长的意见告诉他们。”　
　　“两党统一的事，还有无可能？”蒋问。　
　　“没有这种可能。”周答。　
　　“你们是毛泽东说了算，你投问他，怎么就说不可能呢？你再发个电报问问嘛。”　
　　“用这么急吗？”　
　　“你知道，要开会了。会上要是形成什么决议，以后就不好办了。”　
　　“好吧，我发个电报。”　
　　第二天，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告与蒋谈话情况，认为“其意盖　
欲我党对国民党全会有一具体让步，以塞众口，以利防共”。据此，他向中共中央　
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中央应有一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　
的具体意见，“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捕人、杀人、封报、　
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救急办法，　
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　
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　
　　这天夜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第二天，周　
恩来的请示电到了。毛泽东带着一双熬红的眼睛出席了专门为此电召开的书记处会　
议，最后敲响了定音鼓：“给敬爱的蒋先生复一电，想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　
不可能，要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24日，中共中央拍发了致国民党蒋总裁暨五中全会电。第二天，周恩来将这一　
密电转给了蒋介石。　
　　电文写道：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　
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　
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　
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　
其他任何政党。　
　　言词掷地有声，毫无变通余地，蒋介石实在难以咽下。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　
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声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　
们对中共不好像民国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　
严正管柬、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　
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了《限制　
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　
稍后，蒋介石又秘密批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　
法草案》，严令执行。　
　　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　
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的，并没有完全公开出来。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五中全会可以说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正　
如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　
的道路”，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和沦陷区转向看共产党的后方，开　
始着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　
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　
古，磨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　
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限之限制，　
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于是，国共合作告别了温情脉脉的蜜月，进入了磕磕碰碰、磨擦丛生甚至发生　
激烈冲突的时期。然而合作仍然存在，关系没有破裂，这种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　
状态一直继续到抗战结束。　
　　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最早开始于河北。　
　　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山西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战役和反九　
路围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南渡黄河，西过汾河，八路军则深入　
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甘心，便盘算着怎么从八路军手中“收　
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八路军当然不会拱手相让，于是磨擦便不可避免了。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装以吕正操部为主，在冀中38县创造了抗日根据地，　
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为主，在冀南20余县建立了抗日　
政权。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鹿钟麟去河北省担任省政府主席。　
　　鹿钟麟是冯玉祥的忠实追随者。早在1914年，冯玉祥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　
鹿即入该旅任职。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