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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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个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查干部工作的轨道。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　
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他宣布，从4月中旬以来，已有450人“坦白”　
了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或日本特务。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共高潮这样紧　
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声称边区内部暗藏着大批的坏人，特　
务多如中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出来，号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　
与反革命的斗争”。　
　　随后，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除中央领导人以外，几乎人人　
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热潮之中，造成浓厚的恐怖气氛，出现严重的　
逼供信现象。光是一个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国民党统治区　
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康生等人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逼供出了　
所谓“红旗党”（意为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遂认定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　
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　
　　周恩来正好这时候回到延安。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康生　
却说它们都是“红旗党”。作为一向机敏过人的政治家的周恩来，当然明白康生这　
么做，矛头是针对他的。他当然也明白，康生说这番话是有来头的，要不然，康生　
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狂妄若此。可是，毛泽东为什么默许康生搞这种诽谤呢？周恩　
来迷惑起来。　
　　好在毛泽东不久即发现了“抢救运动”的严重偏差，作出了审干的9条规定，提　
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提”的政策。虽然事实上肃反扩大化的恐怖气氛和逼供信　
现象仍持续了不短的时间才得以纠正，但随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迅速退潮，　
使中共中央有可能集中力量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从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主要批评王　
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王明自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以后，陆续有中央领导人前去探望。见了　
毛泽东、任粥时等，王明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面对王稼祥、周恩来、博　
古、张闻天等人，则每每大吐苦水。他见王稼样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眶眺必　
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　
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　
整你我的，不过不用担心，那边（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　
洛甫老兄，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　
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　
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别提有多么恼怒和激愤了。他在笔记中，以极为情　
绪化的语言宣泄出他对王明深恶痛绝的心情：“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　
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　
幼稚可笑。”“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　
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雄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磺美丽，　
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　
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　
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中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　
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指责王明等人“篡党、篡军、篡政”，“　
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再讨论历史问题时，毛泽东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　
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　
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　
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　
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　
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　
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人，其中只有毛和刘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　
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　
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　
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而　
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毛泽东表明态度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　
伯达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　
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　
就是叛徒的理论。”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　
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　
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周恩　
来。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长，从11月15日起，断续讲了5天。他从欧洲回国讲起，　
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既批评了王明，也检查了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同时认为“我的本质还忠厚，　
诚实，耐心和热情”，并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近四年来，他实行的路线同中　
央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　
这几年的实践，我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众叛亲离，只好　
让妻子孟庆树代笔，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　
见为决定。”并声称：“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在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中称：　
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　
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这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　
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　
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　
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　
　　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这样一段话：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　
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中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　
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　
任粥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竭诚地表达对　
毛泽东的敬佩与拥戴。“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　
的诗歌和文章。”（韩素音语）应该说，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他的　
战友和同事对他的称颂也是发自内心的。至于刘少奇这位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　
这一提法的人最后竟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成为“文化大革命”　
的牺牲品，那是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再说1943年12月底，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　
那里得来的情报，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请他不要减少对日军的军　
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　
议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开展对他们的斗争，应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　
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　
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　
　　1944年1月2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情报总局驻延安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那里看　
到了这封电报。他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电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译好后发回去。复电　
直言不讳，称：　
　　一、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1943年八路军在十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　
对日作战。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　
数达到了50万。1943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二、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年了月出现了紧张危险的局　
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1944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三、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步。　
　　四、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经得到了通报，　
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　
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五、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　
苏联。我们对在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　
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六、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　
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　
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　
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然而，这封电报刚一发出，毛泽东就不安起来。第二天，他急忙找到伏拉基米　
洛夫，询问电报是否发走了。他说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　
妥当。他特别解释了对国民党的策略，强调他不是不要合作；对王明错误，不再提　
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5日，毛泽东再次向伏拉基米洛夫谈到电报问题。可见这一问题一直在他头脑中　
盘旋。　
　　7日上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窑洞，说他感谢季老在中国问题上　
所给予的关注。当着伏拉基米洛夫的面，他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要求转给季米特洛　
夫。电报说：　
　　作为对1月2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　
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　
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　
会在1944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　
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针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　
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封电报发出，毛泽东才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向以强硬、果断和气魄宏大著　
称的毛泽东，有时还是谨慎小心的。　
　　正是：　
　　　　近忧缘自无远虑，　
　　　　十年河东又河西。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部）　　　　　第三十三回　
落介石挤身巨头会　毛泽东亲撰意见书　　　　　
　　　却说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第二封电报发走之后，在行动上也做了适当的努力。　
　　他很快约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　
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赴渝谈判，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　
后去重庆。”并同意以“皓电”为基础进行谈判，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　
比例开赴前线。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　
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所谓临时　
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固有国际承认，也“应承认是合法的”。王明留　
在了党内，虽失去了权力，但“七大”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在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的康生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丝毫妥协的表示。　
他始终坚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赖的同志。在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康　
生故伎重演，变本加厉，成为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1943年11月，当毛泽东答复重庆方面“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　
来”的时候，蒋介石正准备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参加大国巨头会议。在世界性政治舞　
台上，这种荣光百年不遇，蒋介石心情之欢快兴奋，可想而知。　
　　11月18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委办公厅　
主任商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