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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5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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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是我的“上级”。
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最宝贵的》获得七七、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人们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住在“向阳一所”，据说这与“二所”都是为了人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而新修建的，现在，一所即崇文门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门招待所。茅盾，周扬，都在发奖会上讲了话，对于当时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专家押川雄孝参加了发奖活动，抓住邓友梅与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说刻薄话的恶习，便对邓说，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珍禽异兽。后见到时为十岁的女儿伊欢，我也自嘲变成了珍禽异兽。女儿当然不理解我的命运变迁，却已经学过珍禽异兽一词，为了表示她完全懂这个词，她从字面上解释说：“金丝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哟！”话中不无别的话。
据说后来他回到正定，他的家乡，他称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说，查无实据，聊供解颐，不妨参考。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文坛的人都伶牙俐齿，是非多，说嘛的都有，不可不查。
张承志的得奖作品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当正面地叙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队时对于蒙古劳动人民、老额妈的情感，我是很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东西。而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记忆着的，后来，上山下乡越来越被写成一个大灾难了。而这些灾难的描写，也有十足的真实依据。张承志发言中说到对于“文革”中的青年人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爱的青春与他预感到的对于他的珍爱的威胁，使我一怔。虽然我对他的作品和形象风度极为欣赏，我还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当笔者写这段回忆的时候距离“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说发奖会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个春秋的变化也是罄竹难书（这里打趣一下，并非与阿扁一样不会用这个成语）。回顾一下名单，周立波、陆文夫已经作古。张洁、贾平凹如日中天。张承志特立独行，忧愤沉郁。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断贡献着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经当过了各层作协主席、副主席，现已退下。有的虽然没有辍笔，但也不再有当年的动静。多数“金丝猴”儿已经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声。
时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写一个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支持和提倡这篇作品，我想这后面有与“凡是派”斗争的背景，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也够吓人的。小王是获奖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来参加报道自卫反击战，说是他买了一只猴子作伴，引人非议。再后来去美国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见过他一次，后来失去了联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围的作者是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篇名《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也移民美国。而卢新华则很有一段时间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当分牌员，近年还写了以赌城生活为题材的书。
萧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爱，他的《海滨的孩子》写得远远好于我们一些人，却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的列席代表，使我为之不平。他的写老区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极受好评。这次的获奖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悠长，多了些人生沧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来他任烟台师范学院院长，新作渐稀。九十年代见到他时，他已退休，颇有些笑看花开花落，闲说云长云消的从容。还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渐渐出名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张有德，他的获奖小说是《辣椒》，写得极好，无后来的音讯。
生活越来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对于追求暴风和雷电的人来说，这后来的宝刀入鞘，马放南山的一切，幸欤，悲欤？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了。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长叹一声，是我没有出息——我是无怨无悔。新疆呆长了以后，我确实并无长铗之叹，我多次对姐姐说过，我现在已经是“胡人”了。有好友和亲属对我说，新疆好是对，只是太远了些。我回答说，你们在北京，觉得新疆远，我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作协秘书长韩文辉（后任新疆新华分社社长），特别说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会谦虚谨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骄娇蛮横……对于老韩对我的夸奖，我当做如是解。
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陪不起时间了，一喝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呜呼，我开始变化了吗？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并没有阔，也没有砍谁谁头的动机，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在起一些变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伊欢，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那时新疆是春季始业，北京是秋季始业，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对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辽阔开拓了我，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我想起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突然高兴时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六 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好像还有一个排练舞台，现在干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点活动平面，例如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边。那时的人们，为了多一点遮阳避雨的地方，正在毁掉最后一块空地。我们的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晶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了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的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长——等。
靠近东华门的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妈）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萧军自称是“不扣不鸣一老钟”，又自诩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气随和，心情舒畅。
向另一个方向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门一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有一个位于东华门大街上的路南的山东馆，算是稍稍正规一点的餐馆，我们在那里要过冰啤酒和苜蓿肉，它的炝锅的葱花特别香。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肠馆，生蒜味与猪油味都极刺激，与往日不同的是，过去，灌肠是粉红色的，现在变成米黄色的了。估计那个粉红乃是颜料的作用。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屑之外，还有严禁跳舞之类的宣示，那个时候说是出现了在公园聚众跳集体舞（还不是交谊舞）的新动向，引起了警惕和忧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样近，有时还手拉着或碰着手跳腾，谁能保不出事？告别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的一些单位已经批判开了交谊舞了，上纲说交谊舞的动机是寻求性的刺激。其实集体舞是解放后才兴起来的，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夜晚，大中学生都在那里跳集体舞。游园须知里还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这个年代公园里到处是人，不像后来人们还有咖啡馆、酒吧、迪厅、豪华影院、茶楼茶室、足浴按摩……各种休闲消费场所可去。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据说上海外滩那边坐椅问题更加困难，那里的游人休息椅都是一张椅子坐两对情侣，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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