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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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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畲ψ撸拍苋醚蚝壬纤Ｒ坏┯龅搅松吵颈堑难蚓透疽簧狭恕！ “淄粮谙缦绯ち跹憬樯埽ち魉逵�400多口人，由于当地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天旱时田里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所以全村靠养羊为生。村里成年的大羊有7000多只，但这些羊也仅能维持村民的基本生活。该村的人年均纯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当地文盲率在30％以上，几乎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政府曾耗资数百万元，动用两千多名劳力对长流水沟进行过3次大规模治理，均以失败告终。 十年种树，百年育人。守一座墓，守一个信念，守一段历史，守一种文化，竟守了372年。 佘幼芝哭着说：“我千想万想，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修袁祠，会让我搬出去，不让我再回去住，我们佘家372年守墓史突然中断了……”袁崇焕祠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是个大杂院，住了十几房居民，袁崇焕墓与它一墙之隔。 1630年的一天深夜，佘家先祖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将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的首级从法场盗回，藏在自家院内，从此隐姓埋名，日夜守护。佘幼芝是佘家第17代守墓人。 一个美联社驻京记者采访后感叹道：“我们美国建国才200多年，还没有你们家为一个将军守墓时间长。这真是世上少有的奇事。我不明白，是一种什么精神，能让你们守了这么多年的墓？” 佘家默默守墓，秘不外传，直到150年后，清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时，袁崇焕的冤屈才大白于天下，佘家守墓也为人知。道光年间，人们在袁墓前立了块石碑，上书“有明袁大将军墓”。 到了1952年春天，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城内所有墓地迁往城外。叶恭卓、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四位老先生，联名上书毛泽东，他们在信中说：“明末满州久为边患，能捍卫者以袁崇焕为最”，“今日新史学家亦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他们请求保全祠墓，并加崇饰。两天后毛泽东即批示：“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全。”袁崇焕墓不但未迁，政府还拨款重修。 佘幼芝说：“年年清明都有人来，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有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有朱德、叶剑英、邓拓、吴晗、张友渔等等，周总理也来过。” 2002年年初，佘幼芝在报上看到修袁祠的事，说北京市政府去年为市民办了60件大事，其中第57件就是维修圆明园、帝王庙和袁祠等。5月初的一天，区文化委员会告诉佘幼芝夫妇，袁祠马上要修复，佘家和院内的居民都要搬走。袁祠修复后，要对外开放，里边不能住人，不能生火做饭。时代变了，守墓方式也要变，他们打算聘请佘幼芝当顾问…… 佘幼芝夫妇必须在5月24日前，从佘家住了近400年的袁祠搬走。“我签了字，就必须离开那儿了。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佘家馆了。我一站起来，心里头就难受，就哭了……” 守墓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文化，再俗点讲，还是一种旅游资源，是一个炒作题材。但一定要守墓人走开，这里面一定是有“大碍”了，一定是有大道理的，外人是搞不清的。 后来，袁祠修复后重新对外开放了，佘家人也常来看看。
2002大盘点第136节 艾滋病巨轮撞上冰山
2002年 艾滋病巨轮撞上冰山 早在1930年代，在军阀、土匪、日军横行的动荡年月，竟还有人提出要保护古城北京，在京西10公里的石景山，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划一条平行线，在这条平行线上建立新北京，从而保护北京老城。显然，当年这只能是个想法。 就是在1948年解放军进了北京城，新中国建立了，这个想法仍然是个想法。有那么多的事要办，扫荡西南，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总不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呆在远 远的西山指挥这些大工程吧，那会儿又没有电子邮件。于是，中央政府日益庞大的机构还是在北京老城安营扎寨了，并在那之后掀起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个高潮，牌楼毁了，城墙拆了。 如果说，拆北京的第一个高潮是为了政治，眼下满北京的“拆”字则是为经济，为财富。北京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北京的地价全国最高，这里面有巨大的利润，逼得开发商大汗淋漓，手心出油。今天这一轮商人的冲动，商人对利润的狂追，比解放初行政的热情强百倍。甚至市长，如果彭真市长还活着，怕也拦不住商人的脚步。 不知到哪个年月，对百年来嚷嚷要保护北京老城的预言者们，人们才会重新起敬，才会把今天的所为看作一场灾难。 昨天已有人为这场文化的自杀而哭泣。1999年8月，几个法国人，法兰西学院教授保尔·布瑞（Ｐａｕｌ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和让彼尔·维南（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Ｖｅｒｎａｎｔ）、国际建筑师协会名誉主席彼尔·瓦格（Ｐｉｅｒｒｅ Ｖａｇｏ）等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 “北京老城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故宫和四周围的胡同、四合院以及那温暖、热情的气氛构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整体，一个有几千年历史但仍然活着的文明。世界上大部分大型的古城，在历经种种战火和自然灾难之后，其中虽有一些历史遗产曾经幸存了下来，后来却又在短视的现代化建设中突然间消失了。而当我们意识到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时，往往已经太晚。几年以来，北京不幸也陷入了这场新型的灾难。鉴于不少西方城市永远毁掉了自己的风貌并失去了自己的记忆，作为热爱中国文化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传播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我们真不愿意看到北京也这样消失掉，真希望对北京老城的拆除能够停下来。所以今天给您递上这封信。” 艾滋病正像一艘巨轮正撞向冰山。 2002年6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北京发布了有关2001年中国艾滋病形势的最新报告，报告所用的标题赫然是《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 这份报告称，中国目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已超过100万，高于中国卫生部估计的85万。这一数字不到人口总数的1‰，仍然属于艾滋病低流行的国家。但给一个国家贴上“低流行”的标签是有问题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它常常掩盖局部地区已经出现的严重疫情。 “南非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傅爱民博士说。10年前的南非也曾被贴上“低流行”的标签，但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艾滋病肆虐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的云南等7个省份目前已经亮起红灯，出现艾滋病的局部流行。不仅如此，艾滋病正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在云南瑞丽，普通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1．4％。 联合国的新报告在肯定中国各界积极努力的同时，对上一次报告之后4年来的工作，毫不客气地作了“收效甚微”的评价。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位专家曾痛心地说：“在艾滋病的中国战场上，我们屡战屡败，惟一感到自豪的是控制住了输血的传播途径，但那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该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院士则指出，根据预测，如果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而2001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估计比2000年增长40％，形势非常严峻。 “类似河南发生的大规模输血感染今后不会再有了，吸毒感染的情况虽然还会发展，但今后更重要的是性途径，”曾毅院士说，“这个观点需要特别强调。”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说：“农民为什么会卖血？吸毒者为什么共用针具？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性工作者？这些都是社会问题。” 但是，联合国的报告批评说，中国一些人士仍然仅仅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医学问题。 1985～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预防了2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2000年，中国选择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首批试点，启动“100％使用安全套”项目。 “这个项目太敏感，”武汉市卫生局疾病控制处处长魏善波说，“只一个词就很敏感了，三个词加在一块就像一个炸弹。”这个项目涉及三个关键词：娱乐场所、安全套、艾滋病。 有市民说，卫生部门推销安全套，那不等于承认卖淫嫖娼吗？有人接过话茬：我知道，就是要在黄陂开红灯区！围观者一阵怪笑。 艾滋病确实不只是医学问题，许多中国百姓这样把它归入了政治。 当巨轮离冰山只有百米时，喊叫、刹车、速降伞都是没用的。当灾难来到跟前时，巨大的惯性会带着人们向冰山撞击，要么跳海，要么撞山，都是死，无它。
2002大盘点第137节 胡长清虎皮还在招摇
2002年 胡长清虎皮还在招摇 1994年3月，浙江省一个有1000多名员工的大型集体企业正着手招商引资，曾秋和化名蒋洪洲，自称“蒋介石第四代孙”，一副台商气派来到该厂进行商务考察。此后，蒋洪洲便开始疯狂地借钱，从厂长李都明（化名）手中借走现金486万多元。 然而，投资却毫无动静。为了消除李都明的怀疑，蒋洪洲将李带到成都，拜访了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老太太自称是“蒋介石孙子的小老婆”、“香港李嘉诚的养母”。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曾在大陆留下8个仓库，其中一个就由老太看管。2002年2月，蒋洪洲被依法逮捕。此人乃遂昌县应村乡农民曾秋和，初中文化程度。 老实巴交的农民余某才也遇到类似的事，他住广东三水市大塘镇，多年来一直靠承包荔枝园维持生活。2002年3月27日晚上，张某锋来到他家里，拿出一个草绿色的小本本眉飞色舞地说：“才哥，我现在是北京中国梅联高科技集团的副厅级部长，如果你想弄个处长、厅长干干，我可以帮忙牵线。”他边说便拍着余某才的肩膀：“中国梅联高科技集团是为了承接孙中山在海外的一笔49．5亿美元的巨额遗产而成立的，只要你投入一些资金参股，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余将自己积攒多年的2万元交给了张某锋。过了一个多月，张某锋又提议余某再追加1．5万元集资，当个副厅级副总裁，参与高层决策。8月4日上午10时许，张再次召集30多名“股东”到三水市大塘镇赤珠岗村叶某强家里开会，一队警察冲了进来…… 据警方介绍，所谓“孙中山在海外49．5亿美元利息取兑证券遗产”取兑证券，是用一套孙中山的照片资料、美元有价证券资料等，拿到复印店复印出来的假证。受骗上当成为“中国梅联高科技集团”股东的，仅在广东的清远、三水、花都等地就有100多人，参股金额达200多万元。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赔了胆小的。这回上当受骗的姬氏三兄弟中，老大姬成是平顶山市一剧团的丑角演员。10多年前，他借了几万元钱做服装生意，赔了个精光。2001年冬的一天，姬成闲逛时无意中看到一老头正滔滔不绝地大谈国事。待天黑人散后，姬成将此人拉到一旁问：“老先生是干啥工作的？”老头很神秘地摇着头说：“身份特殊，不便暴露。” 半瓶酒下肚，老先生终于吐露了自己的身世——他名叫朱振宇，父亲朱福是皮定均将军的部下，1945年父母双双阵亡，中央便将他接到北京安置。1970年9月，他被调到中央13局工作，代号08。他这次是受上级领导的指派，以普通人的身份微服私访，主要是了解民情民意，选拔一批领导干部…… 姬成一听，对朱振宇更是恭敬有加。最后，“朱特派员”被感动了，就咬耳朵对姬成说：“看你也是个有用之才，过几天打个报告向上汇报一下，给你安排个职务。你在剧团干过，就先到省委宣传部当个副部长吧！”接着，“朱特派员”很快给姬成的两个弟弟也分别进行了安排：一个到洛阳任洛阳市委书记，另一个回老家周口任周口市委书记——还都是正职。 这期间，兄弟三个天天围着“朱特派员”转悠，把仅有的2万多元积蓄都花光了。三兄弟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家人的怀疑和不满，并报了警。看到公安局的人，朱振宇老两口并不害怕，摆出一幅大领导的架势，满口答应给警察安排一个公安局长干干。 经警方查实，今年60岁的朱振宇，是河南省荥阳市崔庙乡的一农民，夫妻俩冒充“中央特派员”骗吃骗喝骗钱财的勾当已有多年。 骗吃骗喝实在是小儿科，刘永的一骗才有点高科技的味儿。 2002年5月25日晚。黑龙江省某大型集团董事长赵先生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接受了交通部“部长”的接见。此前一周，他刚与交通部下属企业中国道路信息集团签订了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建设工程合作协议，并把1000万元的项目保证金汇入对方指定的账户。 在酒店豪华套房的宽大客厅里，“部长”接见了赵先生，并表示建设中的具体事宜下面办。讲话一结束，就示意赵先生告退。回到宾馆，赵先生越琢磨越觉得这个部长不对劲儿，思量再三，赵先生拿起电话拨通了110。 犯罪嫌疑人，29岁的的刘永，北京科技大学管理软件学院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北京某科贸公司副总经理。他承认编造了弥天大谎，通过互联网下载了大量交通方面的资料，精心制作成《项目规划书》，伪造数十份国务院、交通部关于筹建中道集团的“内部绝密文件”，通过中道集团，骗取对方签订合同，再按合同规定要求投资方预付5％的保证金。据悉，已有3800万元入账。 最离奇的骗子是汤志君，汤把于2000年3月被处死的贪官胡长清作为自己的虎皮，冒充是他的干儿子。2001年12月，汤志君认识了一个叫何仙友的浙江商人，汤志君向何仙友吹嘘他是胡长清的干儿子，掌握了生产无公害农药的技术配方。听到汤有背景，何仙友动心了，于是，汤出技术，何和另外两个合伙人出资金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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