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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旁通-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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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的笔记资料里，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岁时，读《尚书·牧誓》这一篇，里面说周武王集合诸侯，在牧野这个地方，誓师讨伐纣王的故事，也就是孟了这里所说汤、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对他父亲高郢说，做臣子的怎么可以用兵杀国君呢？高郢说，这件事是应天命顺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于是他追问父亲说，听话的人，连他已经死的祖宗三代都会得到奖赏。不听话的人，就要被杀掉，这难道也叫做应天命顺人事的事吗？结果他的父亲答不出话来，拿出不任何理由对他解释。
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不对。所以后世有些人，对于儒家过分强调标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这一类的态度。人类的思想观念，在有了怀疑时，提出来讨论，才可获致真理，否则过分强调某一思想的权威性，另外又过分压制别的思想，则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另外一个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靓（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人，文章也写得很好。但他素来不喜欢佛，也不喜欢孟子，常常骂佛，骂孟子。他喜欢喝酒，有一天，一个政坛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许多高级名酒，他自己家里也做了些好酒。有一位读书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欢骂孟子、骂佛，于是作了几首骂孟子的诗送给李泰伯，第一首诗是关于孟子说尧舜事：“完凛损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他说历史是很难相信的，有许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会写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历史，真是不够聪明。有些史料，是否有问题，还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万章篇》中记载完凛捐阶的事。是说，唐尧当皇帝的时期，自己非常俭朴节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阶”而已，但赐给舜仓凛和牛羊。以后，舜的父亲与异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仓库顶上去整修仓顶，却在下面放火烧他。结果舜在事前已受到两位太太的指教，把预先穿上去的大衣服张开，像飞鸟一样地跳了下来，安全地逃出这场火灾。后来，又教他去凿井，然后投井下石想压死他。结果，舜又经太太的设计，预先在井的内壁旁边，打通遂道，压阶而上，安然无恙地出来。这首诗说，舜是尧的女婿，岳父作皇帝，舜的弟弟怎么敢去杀他。所以孟子相信历史的记载，实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诗说：“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他批评孟子的话说：孟轲说齐国有一个人，在外面讨饭为生，而家里却有一妻一妾，哪里有讨饭的能娶得起两个老婆，而且邻居们哪有这许多鸡给他偷呢？还有孟子那个时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还在那里，他应该和孔子一样尊周而讲王道，何以他不到周天子那里去帮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游说齐国、魏国的诸侯，还想把他们培养成功，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不对么？我们知道，孟子是赞成汤武革命的，并不像孔子是主张尊周的，这也是事实，而这位读书人就凭相隔几千年的习惯和想象来骂孟子。李泰伯读了他这两首诗，引为知己同志，大为高兴，请他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谈话骂孟子，连过几天，也骂了几天，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这位读书人也走了。
几天以后，又听说有人送酒给李泰伯，于是这个书生不作诗了，作了三篇文章，名为《仁义正论》，都是骂佛的，送去给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后，知道这书生又是想来喝酒的，于是笑笑说，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没有酒喝，非常难过，对不起，这一次你尽管骂佛，请原谅我再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时期的名诗人元遗山，有一次，经过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对武王伐纣的历史，兴起怀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诗。其中的两首，也牵连到尧舜的“茅茨土阶”和纣王的造九层台，以及后来的墨子，因路过朝歌，对地名常有歌乐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车、不肯经过朝歌的历史故事，提出怀疑的评论说：“黄屋何曾上作阶？祸基休指九层台。书生不见千秋后，枉为君王泣玉杯。”“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其实，对于尧舜禹三代禅让传位的怀疑，以及有关汤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后世人吃饱了饭很无聊的闲事。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古文的记载上，明明告诉我们是“禅”，是“让”，已经很明显地说出“禅”，就是退位递补的意思。“让”，就是让送的意思。既然又让又禅，其中多少有些过节，但在过节当中，毕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权位交出去，并没有恋栈而不舍，也没有交了以后有怨恨的，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做，当然道道地地可称之为圣人的行为，又何必多此一举，用后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证古人也必如后人的勾心斗角，而且是必须要把它拉到和自己当代同样的坏才算是合理？这岂不是读书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余的致命伤吗？
对汤、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样，古书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两代的历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实上，也说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见古人并没有文过饰非，故意加上那些好听的名词来骗后世的人们。只因为桀纣不道德，虽为全国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劝又劝不听，谏也谏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谁也阻止不了，那么，汤、武不起来革命，难道要全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完全毁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里，才算对吗？所以汤、武起来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于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后归之于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认为他是蓄意图谋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现代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的全盘经过事实，也便可以证明真正革命的意义，确是出于不得已，确是抱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志愿。如果硬要说汤、武的革命早已别有用心，则也可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是读书人思想上的恶性瘤。至于后世的儒生们，硬要把汤、武征诛，汤、武革命，加上极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强调应天顺人，那也只能视为秘书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须如此写作罢了。有人善用文词，便写成了应天顺人。读通了书，懂了道理，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枪，又有什么稀奇。不过，自从汤武用过“革命”一词之后，后世的变乱，甚至是抢劫、残杀，也便借用了什么革命等等的名词，这就等于老子、庄子们所说“仁义”一词，被后人假借乱用之过，两者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思想上、文词上、论理上的是非——逻辑问题，并非人事上实际的善恶问题。如果把文字逻辑的是非问题，硬用到实际人事上的善恶问题，有时候，会使你产生无可挽救的偏差。不过，这个专题的确也很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必须另作一个专题，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讨论了。
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论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臣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有一天，孟子再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假如你要建筑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定会命令负责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还没有钢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负责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兴，认为他了不起，能够胜任这件工作。当然，从森林中砍伐来的原木，还不能立即拿来作梁、作柱，一定还要经过加工整理，用斧用锯，修整到合用为度。结果你看到他们把得来不易的大木头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气地认为他们没有善尽职守。一个人从小学一样东西，等长大了，要施展所学的时候，你对他说，不要管你所学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办法就好了。你齐宣王想看看，结果会是怎样呢？
再假定现在有一块很好的玉石在这里，虽然价值达二、三十万两黄金之巨，也一定要“使”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学识技术，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现在虽在寻求治理国家的人才，但你却要求那个人放弃平生所学，跟着你的方向，照你的办法去做，这样岂不等于叫琢玉的人，放弃他所学的技术，照你的办法去琢玉一样，这怎么行得通呢？
这一段的背景，是孟子在齐国已经逗留好几年了，很不得志，孟子很着急，不得不像下象棋一样，要将上一军了。他对齐宣王说了这么多话，齐宣王一动也不动，没有听他的意见实行仁政，似乎有一点点震动了孟子的浩然正气，好像胡子都翘起来了。
说到这里，可看清一个事实，凡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了学问以后，想实行他的理想，有所作为，在际遇不好，机会不来的时候，都是这般痛苦的。过去如此，将来也还是一样。读了这段书，仔细想想，真令人不禁有许多感慨。中国过去有句俗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人对于文学、武学，叫做文艺、武艺。古人这个“艺”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学、武学，或任何学问，修养到了艺术的境界，才算有相当的成就。学武也是一样，学到了相当的程度，才称得上武艺，入于艺术境界，也就是所谓“化境”。不像日本人，有所谓一段、两段，一直到九段。日本武术的分段法，是由中国佛家禅宗的“浮山九带”蜕变而来的。）上面引用的这句古话，相当深刻，从这句话来看，人都有不满现实的情绪，尽管学问好，本事大，卖不出去，也是枉然。孟子卖不出去，孔子也是卖不出去，在《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说的：“沽之哉！沽之哉！”结果到了流动摊位上，还是卖不出去，永远是受委屈的一副可怜相。孟子也一样，现代和将来的人也是一样，卖不掉的时候，都很可怜。这就是世间相。过去是将学成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现在呢？是卖给工商巨子、大资本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沿街叫卖闹莲花的，又岂止是我们位亚圣夫子而已。
另一方面，那些大老板的买主们，态度都很令人难堪，不但是讨价还价，苛求得很，有时候对知识分子就像对上门兜售的小贩一样，看也不看一眼，一挥手，一个劲儿地比着：“去！去！去！”你把黄金当铁贱卖给他，他也不理，就是那么个味道。
我在小的时候，父亲告诫我两副语体的对联说：“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另一副说：“打我不痛，骂我不痛，穷措大（现在叫穷小子）肝肠最痛。哭脸好看，笑脸好看，田舍翁（现在叫有钱人）面目难看。”活了几十年后，对人间事阅历多了，回头再想这副联语，的确是世间的淋漓写照。孟子的仁义之道，在齐宣王那里兜销不出去，他也不想再看这副脸色了。
在古代，尤其春秋战国间，知识分子第一个兜销的好对象，当然是卖给人主——各国的诸侯，执政的老板们。如果卖出去了，立即就可平步青云，至少可以弄个大夫当当。其次，卖不到人主，就卖给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尝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谓卿大夫之流，能够作他们的座上客，也就心满意足了。实际上，名义虽称之谓“宾客”，也不过是一员养士而已。如弹铗当歌的冯谖，即是如此。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曾经下了逐客令，当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临行之时，上书劝谏，秦始皇觉得有理，于是收回成令，李斯后来因而得以重用。虽然如此，各国诸侯的灭亡，对养士风气不能说不是个打击，这一阶段的读书人，是比较凄凉悲惨的，大多流落江湖，过着游侠的生活，这就是汉初游侠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
攀龙附凤——读书人的通路
汉代的初期，差不多也还有秦代轻视读书人的风气。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杀了很多读书人，但留下来的读书种子仍然不少。例如为汉代初创政治礼仪最著名的叔孙通，在汉高祖起义，到处征伐的时代，叔孙通便盯着他，跟来跟去的，很想把他的学问卖给汉高祖，可是总是卖不出去。当时汉高祖看见读书人就骂，甚至把儒生们的帽子拿来当便器用。叔孙通和他身边的许多学生，只有忍耐。有时学生们急了，催促他走了算了，叔孙通一直劝学生们忍耐等待。
等到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中央政府里，都是和汉高祖一道起来打天下的好汉们，其中有许多还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上朝、开会，都没有秩序，更没有气度。在朝廷开会的时候，饮酒争功，吵闹咒骂，甚至有当场拔剑击柱的，乱七八糟，没有一点体统，倒很像一群流氓在聚会生事。
乱无章法的朝廷会议，使汉高祖感到头痛之极，就采用了叔孙通的建议，颁布一项重要的律令，叫做“朝仪”。本来，汉高祖对儒生是看不起的，也没有信心，但聪明的叔孙通，看准了汉高祖烦厌廷臣不守秩序的心理，就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下只好依叔孙通了。于是叔孙通召集了一百多人，照规范排练了一个多月。就像今天庆典，先要学生练习排字，或大会操、团体舞一样，等精娴熟练了，才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看了大为高兴，于是命令群臣学习，这是汉高祖六年的事。第二年，高祖七年十月大会群臣，皆依朝仪行事。并由御史做监督，若有哪个举动不合礼仪的，立刻抓起轰出去。于是举朝秩序井然，无人再敢喧哗失礼。汉高祖坐在龙位上，高兴极了，得意洋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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