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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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不承认诗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不承认诗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东西。而
认为诗——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
预言的”能力。或在简单地说就是——诗！他宣称“不要把疯狂藏起来”，人们如
果按一般的评论标准来衡量他的诗，就很难理解，他的诗在感染力、力量和灵感方
面都是很特殊的。
　　　　金斯伯格的鼎盛时代是60　　年代初期，他的公众形象与当时美国轰轰烈烈的自
由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和诗作正好反映了青年人的反传统思想和群众对经
济萧条以及越南战争的不满情绪。对他来说，诗歌源于各种形式的生活冲动——吸
毒、同性恋、民权运动、反越战、超然、东方宗教思想等等。所以他才有大量的追
随者，对他崇拜至极。现在他已接近老年，不可能再具有他青年时期那种难以忍受
的节奏和紧张感了。
　　　　金斯伯格崇拜惠特曼，口头上经常挂着惠特曼。他的诗集《嚎叫及其它诗》中
的许多长诗行，就是从圣经文体、特别是从惠特曼和布莱克学来的。
　　　　他的《加里福尼亚一家超级市场》，表达了对惠特曼带有感伤意味的回忆——
　　　　我令晚是怎样地想着你哟，沃尔特·惠特曼。
　　　　我沿着人行道在树下走着。
　　　　凝望一轮满月，陷入烦人的自我意识之中。
　　　　……
　　　　又饿又累，我走进一家市场，想买些形象。
　　　　霓虹灯直晃眼，我幻想着你笔下各种人物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沃尔特·惠特曼。
　　　　无儿无女，孤伶伶，闲不住的老头，
　　　　你在翻弄冰箱里的肉，瞟着买肉的男孩。
　　　　我听见你在问：是谁宰猪剁块？香蕉什么价钱？你是我的天使吗？
　　　　我在五花八门的罐头架里进进出出，跟随着你。
　　　　我想象着市场侦探也在跟踪着我。
　　　　在孤独的幻想中我们一块儿走到货摊边，
　　　　我们品尝着洋姜，拣着种种冰冻佳肴，但一直不越过柜台。
　　　　我们上哪儿去呢，沃尔特·惠特曼？
　　　　再过一小时就关门了，今晚你的胡须指向哪儿呢？
　　　　（我摸着你的书，幻想着市场，觉得真荒唐。）……
　　　　我们是不是边逛边梦想着自己逝去的充满爱的美国？
　　　　啊，亲爱的父亲，灰胡须的、寂寞的勇敢者教师，
　　　　当卡伦不再撑船，你站在冒烟的岸上，
　　　　眺望小船消逝在列达河泛黑的水面上，那时的美国是什么样儿呢？
　　　　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一首他的诗《
嚎叫》。他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
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
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也许有人对此大不以为然，觉
得那么有名气的一个美国诗人，竟到中国来哭穷，斤斤计较那点稿费，难道不怕别
人笑话他有失“身份”吗？
　　　　笑话他的人是不应该、不公正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很感动。金斯伯格并不因为
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这正是他的优点。做为一个不了解中国出版
情况的外国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释说：“中国
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因此我们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不给槁酬，正像国外出版
社印刷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给稿酬一样。而且我们的稿酬比你们还要低，每20　　行诗
算1000　　字。按最高标准给10　　元稿酬，你这首《嚎叫》顶多拿50　　元钱，够你在
北京饭店吃顿饭，靠这点钱旅游是不行的。”有些中国作家在国内是很少逛商店的，
到国外却不能不逛商场，我就是如此。想不到这些美国作家来到中国，跟我们到美
国去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积极。利用中午休会的那一个多小时也跑到商场里去，
大包小包地买回来。
　　　　印地安人女作家莱斯·马蒙·西尔科，买了一身蒙古族服装，当场就穿戴起来，
像穿着节日盛装一样去参加胡乔木同志的接见。
　　　　10　　位美国作家，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将近20　　个人，不论跑到什么地
方去采购，却准时回来开会。就连自由浪漫的金斯伯格也从不迟到。他们这样有组
织守纪律，真叫人对作家的队伍刮目相看。金斯伯格告诉我，他极少过这种整齐划
一的生活……
　　　　这次在北京重逢，使我对一些美国同行加深了理解，更加尊敬他们。
　　　　女作家弗朗西妮·格雷，在发言时声称“我写作是为了向现实报复，是由于仇
恨，我渴望向所有压迫过我，凌辱过我的男人复仇”。她愿做个“时代的见证人”，
“把鼻子紧紧顶在美国社会的玻璃窗上，我的孤独迫使我写作。良心是犹太人发明
的，留给我的只是慕尼黑的悲剧……”这位54　　岁的纽约市立大学“杰出的客座教
授”，喜欢谈论女权运动。然而当她听说我的衣服上掉了一个纽扣时，就掏出随身
携带的针线包，利用休息时间为我缝好了扣子。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却令我动容。
人与人之间常常是通过这些小事，加深了解，引起敬重。她的两部长篇小说都以12　
种外国文字出版。我久久地思索着她的经历，她的思想……
　　　　两年前曾对我自称是工人诗人的加里·斯奈德，把“国破山河在”这句中国古
诗，改成“山河破国在”，来抗议现代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他在自己的村子里是
一位精神领袖，但他厌恶现代社会中的污染、贫困、战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16　
岁，一个18　　岁，他从未让他们看过一次电视，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
　　　　他们是一些具备鲜明个性的人物。你尽管跟他相处短短几天，对他们的了解远
不够深刻，但决不把他们雷同起来。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声中握手告别的。那是美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接
近尾声的时候，金斯伯格从提包里掏出自备的风琴，边拉边唱。他们明天就要去西
安参观访问，金斯伯格还将去几个大学里讲学。他准备向中国青年介绍几个美国诗
人，这些诗人都没有钱，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欢乐。
　　　　问我讲这些内容行不行？我告诉他，他的讲学一定会受到欢迎，还劝他多讲点
自己，甚至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或自拉自唱。
　　　　他已经离开了中国，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讲学和旅游，我真想问他一句：
　　　　“喜不喜欢中国的年轻人？”
　　　　　　　　　　　　　　　　　　　　　　　　1。小说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
　　　　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选集》，我从柜子里把过去发表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堆在眼前，心里涌出各种各样的滋味。从这一堆中锉子拔将军能够选出几篇？我又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在文学的小路上走过了这段是非纷坛的年月？
　　　　小说无疑是作者更深刻、更丰富、更高水平的自白。把自己的作品从头至尾过
一遍筛子，来一番自我裁判，这需要理智和耐性。把自己的裁判结果托给读者，接
受客观的鉴定，这要有一定的勇气。我决定不退下来，迈出这一步，迎接这种文学
形式的挑战。于是写出下面的话，作为我的小说的“自我鉴定表”。
　　　　（1　）
　　　　我生在农村，喜欢农村，至今家乡的景物还常常进入我的梦境。可是生活却偏
偏在我少年时代还没有结束就强行把我带进了城市。不是由于我羡慕城市生活，当
时我还不诸世事，纯属因为母亲去世而造成的一场家庭变故所致。从农村到城市，
最初在我小小的头脑里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大难临头了，从此变成个没娘的孩儿了！
　　　　在中学里我喜欢数学、历史和音乐。总之，除去作文，其他的十几门功课能轻
而易举就拿到满分。也是由于一次意外的事变，我被撤掉班主席职务，作为一个
“思想上的病人”，接受全校青年团员的“会诊治疗”。不平则鸣，口吐鲜血，萌
动了写作的念头。
　　　　以后上技校，进工厂，到一个海军训练学校里学制图，都表现出对工业生产和
技术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兴趣。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怀疑，我似乎天生是一个
巧匠能工，理应从事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安居乐业。
同样也是由于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突然的事件，我像江心的一块木头，身不由己，
被巨浪推打着走入了创作的航道，顺文学之流而下。
　　　　命运之神待我本来就十分苛刻，我吞食的苦果要比同辈人多几倍。当我爱上文
学之后，命运几乎要把我抛弃了！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一个坎坷接着一个坎
坷，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都想把我和文学拆开。如果我抛开了创作，一定会平
安无事。奇怪的是每经受一场灾难，就逼得我向文学更靠紧了一步。我本不爱文，
生活作媒，逼我爱上文，再要“棒打鸳鸯”，显然是不可能了。
　　　　打击加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灾难成全了我的性格。生活给我的身上注入了
“坚强激素”，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把这种“激素”灌输到自己的作品里。
　　　　我难忘一个女大学生把她的座右铭抄寄给我：“对于一个坚强的人，痛苦和不
幸像铁犁一样开垦着他内心的大地。虽然痛，却可以播种。”落在我身上的文学的
种子，正是在这样一块苦难的土壤上发芽了。在文学的入口处，又何尝不是“像在
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我在思想上蜕了几次皮才走到今天，也许今后还要经受多
次“蜕皮”的痛苦。
　　　　（2　）
　　　　1966　　年之前，我的笔唱的是一支生命之歌，或者叫由着年轻的生命自然哼唱。
当时20　　岁刚出头，精力过剩，身上有技术，业务上什么活儿也难不住我，谁还能
把我怎么样？仿佛任何浓度的生活的苦酒都不能把我醉倒，把我毒死。打击来了，
憋闷个一天两天，难关一过，怒气把劲头催得更大。生命并不总是欢乐的，我唱出
的歌却是欢乐的。写小说，写散文，写话剧，编相声，填歌词，全是新人新事、好
人好事。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却还不懂得“文学”这两个字真正所包含的内容，
不懂得研究生活，不知道应该努力认识世界、认识它的谜和秘密，不知道把自己和
社会同文学联系起来。写出的作品很肤浅，但是可爱又单纯。写小说能发表出来，
写节目能够演出，让观众“哈哈大笑”或“热烈鼓掌”，“气气那些人”，“好玩”，
而且“不指着这个吃，老子干活也比你们强！”自己心里有根：写作仅仅是“余”，
决不可当“业”。从来没想到要当作家，将来会以创作为职业。
　　　　1966　　年，文艺刊物纷纷停办，我接到好几个编辑部退回的校样。心里觉得没
什么，顶多就是少得几张购书券，再说也没有什么书可买，买了好书在运动中也是
累赘。开始成立“红卫兵”，因为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让参加，整个四清工作队里
大概就甩下我一个人。人家一开会，我就自动躲出去，骑车到工厂外面的树林里，
躺在地上，望着树枝，听着鸟叫。
　　　　以后工厂里又竖起了几十面造反派的大旗，因我是搞过四清的“老保”，属于
“党团员骨干”之列，不准站到造反的大旗下，造反派见了我们躲之唯恐不及。我
一怒之下“打回老家闹革命”。回到一吨汽锤跟前耍钳子。“老子有手艺，有力气！”
这无疑又成全了我。
　　　　1971　　年，报纸恢复文艺副刊，向我约稿，于是“东山再起”，重操旧业。
　　　　这次同60　　年代不一样，唱的是“政治之歌”。跟领袖，跟中心，跟形势。不
是假跟，而是真跟，诚心诚意地踉。文学不是真实地全面表现生活，而是按照一个
现成的模式去套生活，削足适履，把活的事物写死了。我写过几个短篇之后，感到
在创作上走投无路了，再用“套子”去套生活，写出的东西会千篇一律。1975　　年
底，我试着用文学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根据真实的生活写作，而不是让内容迁就
形式，发表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这篇小说的命运同它的作者的命运一样，颠来倒去，颇值得寻味。小说刚一发
表，许多读者来信和编辑部编印的“简报”都公认它是一篇“优秀小说”，很快它
就成了“有严重错误的小说”3　个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它成了“大毒草”。
人家的文艺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小将”、“新生力量”，《一天》的主角是个“老
干部”；人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却
是个”瘦小枯干的病老头”，等等。只从这些小地方，就理所当然地给这篇小说扣
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等7　顶帽子。
　　　　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人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一夭》展开批判，叫我公
开做检查。因为我的检查老也做不深刻，人家没急我倒烦了，提出不写检查，从此
也不再写小说。文化部的头头也火了，干脆在北京找人代我拟出检查的草稿，通过
组织手段找到天津市委，让当时的市委书记压我认头。
　　　　我认头了。这次再靠“老子有手艺，有力气”不顶事了，人家说了：“他想回
班组当工人？没那么便宜，先从班组把他批倒批臭；然后全国公开批判！”遵照领
导叫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我参加了话剧《红松堡》的创作组，并且
写了我唯一的一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铁锨传》，和“检查”一块发表。然
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对《一天》的认识逐步升格，文化部压编辑部对这篇小说进
行公开批判，编辑们在抗震棚里被逼得一个一个地表态，臂上还戴着黑纱。就在这
时候历史又掀过了一章。
　　　　不久，天津市对有我参加创作的话剧《红松堡》和小说《铁锨传》展开了轰轰
烈烈的批评，《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不是大毒草了。
　　　　政治必然会影响文学。有人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