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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蒋子龙-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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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烈的批评,《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不是大毒草了。
政治必然会影响文学。有人说以前的作家不写政治,外国的作家不写政治,为
什么我们的作品就不能离开政治?抱怨半天还是离不开。文学不找政治,政治要找
文学。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这一段“非常时期”,政治运动给生活打上了根深的烙印,
要反映这段生活,又想回避这些印记,就会显得不真实。某些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文艺作品,之所以使人觉得像闹剧,肤浅而又不真实,我以为是对当时的政治风
云、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缺乏深入精细的解剖。政治运动使社会发生了剧变,使生
活发生了剧变,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剧变,不追本溯源,怎么能写好这种变化呢?我
进入了第二个沉默期,认真地思索什么才是文学。当初写作是为了“气气那些人”,
如今气了自己,方知搞创作一点也不“好玩”,而是好可恶!文学被一股邪恶的势
力亵渎了。
社会使它变丑,灾难使它变丑,但是新的生活会把文学的面目洗净。我沉默了
3 年,一步一步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程,一字一句解剖我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思想
一层地蜕皮,我终于认识了“文学”!
这是我创作道路上最值得怀念的转折期。没有这次默默的然而是十分痛苦的
“精神裂变”,我就不会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也不会从
“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小说结构中跳出来,更不会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
“车间文学”中跳出来。旧的枝叶被打掉了,文学的种子又长出了新芽。
3 年后,我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又招来一场兜头盖脸的批判。但是,当
批判的武器和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时,它失去了应有的威力。获得了人民承认的文
学作品是有力量的,不会轻易被否定。这场批判坚定了我的信心,也使我更加清醒,
决定进行新的探索。
(3 )
作家不仅要知道应该写什么,更要懂得不应该写什么。创作,其实可以称做是
选择自己的优势并充分发挥这种优势。
我写《乔厂长上任记》、《维持会长》、《开拓者》,正是选择了自己的优势。
我熟悉社会的这个领域,我精通这一块生活。我敢用“精通”这两个字,不是指对
小说中所反映的人和事十分了解,而是自觉抓住了这一块生活的内涵。
生活有表面的,也有内里的。社会就是地球,是立体的,不是单面的;是圆的,
不是瘪的;有地壳,也有地心。刮风下雨、江河湖海是看得见的,地下同样也有一
个水网。你在什么地方下钻,钻多深?你想要得到清泉,还是温泉?是原油,还是
天然气?生活是千层万馅的,眼光既盯住“社会事实”,又不放松钻探它的“心理
意义”。
在什么地方下钻,才能获取具有心理价值的东西呢?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撕去
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其本质呢?
中外文学先人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写社交,写私生活,在黑暗中,在情人面前,
人是容易现原形和口吐真话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缠绵悱恻,引人动心。写黑
社会,写罪恶,写金钱对人耍弄,人木三分,惊心动魄,且悬念丛生,跌宕有致。
经验再好也不能照搬。更何况时代不同,民族不一样,社会现实差异悬殊,连
人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我研究了自己想要表现的这一生活领域
的人,什么东西最能牵动他们的心,他们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表现出做人的本质?
权力——对权力的看法,权力的使用和竞争。
我们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最复杂、最精密、最“现代化”的。
一个人到新单位去工作,不取得周围人的欢心,是很难站住脚的。要取得这样
的欢心,又有一套复杂的“工艺过程”。作家不研究这种微妙的人物关系,就很难
刻划出当代人活灵活现的灵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历史的原因,
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权力,在这中间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最早是树立权力
的“绝对权威”,有权就有真理,就有智慧,就有水平。当事实并不全是这样的时
候,大家对权力又产生了一种过激的厌恶和抵制的情绪。因此现在没有权力不行,
光靠权力也不行;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没有人缘儿不行,光有一个好人缘
儿也不行。研究这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小说家应该是富于想象力的社会学家。
有人把我这一组作品里的人物统称之谓“开拓者家族”。一个人的绰号都不是
他自己起的,这没有关系。我喜欢“开拓”这两个字的含义,开拓人物的灵魂,开
拓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开拓让当代文学立足的新基地。
文学家不应该只会认识过去,而不善于预测未来。当人们在精神上感到困窘和
绝望的时候,往往是从未来吸取一些力量。倘若连未来也失去了,那就只有死路一
条。这就是“开拓者家族”里的人物基调。
(4 )
文坛不应该成为死水一潭。它到处都有活泼的生命,严峻的真理。喜欢探索、
酷爱争论的作家,对于生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而一味地留恋过去,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历史,不是用语言去打扮自己的作品,
而是过分打扮自己,孤芳自赏,老王卖瓜,岂不变成了世间俗物?如同一枝顾影自
怜的老水仙!不尊重现实,势必失去现实。没有现实。何谈将来。丧失了未来的人
就只剩下回想过去,用回忆打发生活中的空寂。
人生之谜,恰如螺旋,盘绕曲折,甚而头脚颠倒,似进而退。是哪位老先生说
过这样的话:历史的真本是悲剧,它的抄本才是闹剧。有些人的一生恰恰是用闹剧
形式表现出来的悲剧。悲剧比没有剧好,真正的悲剧有无穷的意味,而且愈久愈增
许多真趣味。基于这一立意,我写了一组另一种类型的小说:《螺旋》、《九大行
星的悲剧》、《宝塔底下的人》等。
生活像长河,文学应该帮助人们解释生活。这就要浓缩生活,对生活加以概括
和集中,甚至不惜使用强化手段。如同打钻,总要有一定的动力。
在写这一组作品时,我不愿用松散的形式记录松散的生活,用太多的废话冒充
才气,用杂乱无章的堆砌意象冒充生活流、意念流。不可否认,我从民族的文论珍
品中吸收了更多的营养,我的小说注重情节。这不只是为了便利别人阅读。好读、
耐读应该是小说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凡是群众喜欢的作品
都是通俗的,肤浅的,不能传之久远的。如果小说写得越难读,看不懂的人越多,
就证明其艺术性越高,那么会画鬼符的人岂不应该获得最高文学奖赏!
对于作家来说,情节——不是逗引读者兴趣的手段,也不单是用来交待事件的
过程,而是分析生活的方法。用情节拨开常见的事物,把表面的东西现象变成具有
内在含义的东西,揭示出人们相互间的真正关系。更干脆地说,情节表达了作家对
世界的认识。
我主张小说应该严格地选择情节,坚决丢掉那些多余的、使小说结构变得臃肿
的东西。没有情节,如同树没有干,花没有茎,怎样完成人物性格的刻划?完全靠
叙述和议论吗?那又怎能选择生活现象并使之典型化呢?
“必须找到个情节。一个适宜的情节能把所有杂乱无章的思想、观察和知识组
织起来,顷刻之间就完成了,像一副苛性反应剂。情节是揭示某种社会矛盾的一把
钥匙,它是各种矛盾冲突中最精炼的故事,作家应该猎取它……”一记不清这是谁
的话了,大意如此。大概是出自已经作古的人,不会是当代时髦的人物。我却认为
这话说得很有几分道理。
生活流也好,意念流也好,都不会流没了情节。每个人都可以回想自己的一生,
难道是混沌一片吗?留在记忆里的总是那么几件难忘的“事”!把这几件“事”再
现,也就把这个人写活了。这种“事”,就是情节。
我注重情节却是为“生活流”服务,为“意念流”服务,为刻划人物服务。为
情节而情节,刻意编造,故弄玄虚,脱离真实,哗众取宠,是不足取的。
(5 )
创作最忌老念一本经。可是作家有一种不太好克服的惰性——喜欢不断地重复
自己。特别是当作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处理题材的角
度和方法,要他抛弃这一套是相当困难的。不管效果如何,我老在拼命“挣扎”,
不断地变换阵地,变换方位,从内容到形式争取每一篇一个样儿,尽量不重复自己。
力气费了不少,是不是达到目的了?没有把握,也许到老也挣不脱自己的老框框,
但不能不争,不能不闯。《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晚年》、《一件离婚案》等
一批小说,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作家不管有多大本事,纵然会七十二变,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生活就是如
来佛。是改变生活的音调,按文学的谱子哼哼呢,还是调节文学的节拍,按照生活
的旋律歌唱?我取后者。所以这一组小说里所反映的生活是全色的,人物是全色的,
灵魂是复杂的。也许可以说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的自然流动。
我爱钢铁的沉默,也爱用钢铁制成的刀剑的锋利;我爱社会的万端复杂,也爱
赤子的心地纯洁,入世渐深,良知不灭,作家不能失去耿介的正义感,却又要在小
说中藏起这种“正义感”,使小说中的人们好坏难辨,真假不分。
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谁也无法对生活下命令。生活不会倒退,因此文学也不会再退到田园诗的时代。
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小说将越来越变得难以预测,它的形式也将同实际生活一样
变化多端、各色各样。
不要说是生活,便是最粗糙的石头,又何止一面!小说怎么能够单色彩、单线
条呢?作家不可能用稿纸挡住自己的脸。
谁也不能否认,文学有巨大的认识力量和社会力量。它要寻找生活的真理,更
精确、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并帮助人们改变现实。真理不是抽象的意念,更不是一
种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真理是生活,是生,是活生生的人!
纵然是一个写作天才,如果足不出户,与生活格格不入,也不会说出新鲜话。
那些由理念产生的思想,再由笔尖写到稿纸上,不过是“水桶里钓鱼”,只可
以对付寂寞,借以自娱。
创作是无止境的,技法也有多种多样。但是,当生活开始讲话了,作家就应当
沉默。写作艺术的本质,就是不用“写作”来掩盖或破坏事物的本质。
因此,在写作这一组小说的时候,我竭力不让技巧破坏生活的和谐和统一,让
读者感到的是生活自身的节奏。把技巧运用到好像没有技巧的地步,“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这境界太高了,我是达不到,心到力不足,空留许多遗憾。
(6 )
我还做过其他一些试验。《赤橙黄绿青蓝紫》、《弧光》等是探索当代青年人
心灵的。《拜年》、《招风耳,招风耳!》等,则是把“疯狂的热情”和“深沉的
向往”变做对人物的冷静解剖,热闹中着一冷睛,冷落处存一热心。批判社会并不
忘记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留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还写了
一些如《找帽子》之类篇幅极短的小说,没有鲜明的人物和完整的故事,只有一点
新鲜思想,或者一个小小的生活侧面。
我“四面出击”,就是想描写现代“全景社会”,也可以叫做画一部“社会全
景图”。但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人是“社会动物”,是各种关系的总和,抓住了
人物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筋脉,掌握了打开社会全景图的钥匙。这一“战役”究竟取
得了多少进展?请读者批评。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已经得到了生活的承认,谁为
文学流了血汗,就一定会被群众记录下来。
2。“第一”总是值得珍惜的——我怎样写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人活一世该有多少个“第一”?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话,第一次坐进课堂,
第一次走进工厂,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拿起笔……有了第一,才有第一百,第
一万;有了尝试,才有成功和失败。不论成功和失败,“第一”还是值得珍惜的。
60 年代初,我在海军里当制图员。部队上的大练兵、大比武搞得热火朝天,
士气昂扬。有两件事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件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们的领空和
领海,我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提出严重警告;另一件事是敌人经常向我们祖
国大陆上空派遣高空侦察机。这两件事都和我们海军有关,我们比别人更加焦急和
愤怒。陆军老大哥打下了敌人的U2 高空侦察机,空军兄弟打下了敌人的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陆海空,海军身为老二,却掉在了最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夏天的一个午后,某基地接到了情报,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
察机要来骚扰。但是,天不作美,空气潮漉漉,天空乌沉沉,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
临。而下大雨又会影响我们战斗机的起飞和空战。司令员叫设立在海岛上的海军某
气象站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这个气象站是连续三年的“四好单位”,平时预报气
象很准确,这时候中尉站长可慌神了。他已经测出了准确的数字,两个小时之内不
会下雨,可他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向司令员报告,关系重大呀!如果说没有雨,飞
机起飞后下起雨来,出了事故谁负得起责任?倘若说有雨,飞机不起飞,错过战机,
那责任就更大,时间一分一分地溜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还剩下最后半个小
时了!司令员着急了:“你能不能保证在半小时之内不下雨?”气象站长不敢保证。
还剩下最后10 分钟了,越到最后越紧张,敌机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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